陶懋炳

《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填補了我國五代史研究的空白。另外，又有《竇建德李密杜伏威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國古代史學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司馬光史論探微》（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等論著。

陶懋炳先生從小就學習認真、刻苦，成績相當不錯。抗日戰爭中期，他隨父南下，以優異成績考進國立師範學院歷史系，尚未畢業即被聘為該校附中教員，講課生動風趣，頗受學生歡迎。湖南解放前夕，先生積極投身地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成了紅極一時的風雲人物。地下黨人欣賞先生，國民黨的特務則將先生列入要抓捕的黑名單，而且列為第一號對象。先生不得不東躲西藏。在地下黨的精心掩護之下，才沒被特務們抓走。1949年以後，先生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先後被任命為地區一級的督學、中學教導主任、校長。先生到處作報告，宣講共產黨的政策。1956年他作為優秀中學教師，被湖南師範學院調來出任歷史系講師，而且馬上被送去北京師範大學進修深造。

1957年大鳴大放時，先生正在北京進修，沒有參加鳴放，所以躲過了一劫。先生回到湖南師院後，歷史系的領導就發覺他立場不穩，為系裏的“右派”鳴不平，於是急忙將他的材料上報，要劃他為右派。歷史系本來“右派”就劃了不少，再多他一個，也沒有什麼不妥。但他又是一員“福將”，碰上了學院新來的一位好領導，説歷史系“右派”劃得太多了，古代史教研組原有九個老師，劃了八個“右派”，不能再劃了。所以系裏報上去的材料，院裏壓住不批，於是陶先生得以置身“右派”之外，而左派積極分子們則説他是“漏網右派”。但打這以後，陶先生就再也沒能“漏網”，每次運動都有他挨批挨鬥的份。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正式開始，先生就在批判吳晗等人的時候，受到“圍剿”，等到“五·一六”通知一下來，他就被當成歷史系批鬥的“重點對象”。陶先生只是一般的歷史教師，既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夠不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但是他的“嘴臭”，處處不饒人。平時捱過他罵的人不少。所以領導且不説，就是一般的教師，對他都不“感冒”。工作隊一來，他就被揪了出來。先生捱打的次數之多，在湖南師院的“黑鬼”當中是名列前茅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此後，他的背開始駝了起來，而且越駝越厲害。

像陶先生那樣的殘疾人，照文件規定，本不應該下放到平江縣學農基地裏去勞動的。但上面的規定算規定，可以放在一邊不管，陶先生還是同大家一樣，去了平江農場。他在農場裏似乎過得還算愉快。放假休息的時候，他還同大家一起去長樂鎮喝甜酒、買農副產品。1970年春節前，還被允許我們回長沙過節。

文革之後，先生重返教壇，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憑一部《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填補了我國五代史研究的空白。

1992年元月，陶先生因病去世，追悼會的參加者不少，送輓聯的也頗不乏人。他在國立師範學院的同學唐孔文、鄒蕤賓讚揚他：

治史嚴謹，貶王道、斥霸道，自成一説；

為人正直，昌古風、歌新風，業在千秋！

吳容甫的挽辭是：

剛正不阿，直言無忌，

鋒芒畢露，疾惡如仇！

湖南某史學家甚至哽咽着説：陶公一去，是我省史學界一大損失。足見陶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