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陶大鏞

鎖定
陶大鏞(1918年3月-2010年4月18日),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1918年出生於上海。194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1942-1946年先後擔任中山大學講師、廣西大學和交通大學副教授、四川大學教授。1946-1948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在曼徹斯特大學和倫敦大學從事經濟史的研究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新建設》月刊主編。1954年以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2010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3] 
中文名
陶大鏞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
逝世日期
2010年4月18日
畢業院校
南京大學
出生地
上海
代表作品
戰後東歐的經濟改造,新民主國家論,人民經濟論綱

陶大鏞人物生平

1918年3月,陶大鏞出生於上海,在戰亂與貧窮中度過童年,通過刻苦自學,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大學畢業後,陶大鏞考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值國難當頭,他遂放棄研究生的學習,前往香港從事進步文化活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佔領了香港,陶大鏞又歷盡艱辛,返回內地,先後在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交通大學和四川大學任教。在這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文章,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官僚資本的罪惡,作了尖鋭的揭露。1946年秋,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陶大鏞以進修學者的身份,在曼徹斯特大學和倫敦大學從事經濟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達德學院商經系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英國和香港期間,主要從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香港的《經濟導報》和上海的《文匯報》《世界知識》等刊物發表大量學術論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陶大鏞擔任中央出版總署編譯局計劃處處長,主編新中國第一個綜合性學術雜誌《新建設》,同時兼任《光明日報》經濟學專刊主編。這期間,他兼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和輔仁大學經濟系教授,講授戰後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北京師範大學為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師資的培養,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鏞被聘為教授,並擔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為政教系第一屆學生講授政治經濟學。
從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間,陶大鏞遭到不公正對待。十年動亂後,陶大鏞的錯案得到改正。1979年,他接受了籌建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的任務,並任系主任。積極組建師資隊伍,制定經濟學人才培養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國師範院校中第一個經濟系。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民盟中央、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北京市人大擔任多項重要社會職務。在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間,擔任《羣言》雜誌的主任編委十餘載。 [1]  2010年4月18日16時38分,陶大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2] 

陶大鏞人物作品

陶大鏞的主要專著有《社會主義思想簡史》、《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特徵》、《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等。在世界經濟研究方面,在上世紀50年代初曾出版《世界經濟講話》和《世界經濟與獨佔資本主義》等作品。 [1] 

陶大鏞人物事蹟

投身中國教育事業
1942年。當時日本侵略軍佔領香港,陶大鏞虎口餘生,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廣東坪石鎮。在《資本論》中文版譯者、時任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王亞南的推薦和熱心幫助下,陶大鏞被聘為中山大學講師,開始了他的教育事業。他從教三年,就由講師、副教授提升到教授,那時他年僅27歲,這在我國教育界是不多見的。1946年秋,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陶大鏞以進修學者的身份,在曼徹斯特大學和倫敦大學從事經濟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達德學院商經系任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兼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和輔仁大學經濟系教授,講授戰後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北京師範大學為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師資的培養,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鏞先生被聘為教授,並擔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為政教系第一屆學生講授政治經濟學。1979年,陶大鏞先生接受了籌建經濟系的任務,並任系主任。他雖然年過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積極組建師資隊伍,制定經濟學人才培養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國師範院校中第一個經濟系,為全國其他師範院校做出了榜樣。陶大鏞先生終生從事教育工作,對教育事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還和其他學者共同倡導設立“教師節”。陶大鏞先生深知我國教育的現狀、問題和癥結,他明確提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場;實現“科教興國”必須“國興科教”;發展教育關鍵在政府;穩定師資隊伍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前提。 [3] 
傑出的社會活動家
1939年,陶大鏞在中央大學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工作團”,擔任過團長,同時還發起並領導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蘇問題研究會”。抗日戰爭勝利後,陶大鏞在四川大學任教時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他曾與彭迪先李相符教授一起,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營救被捕學生,因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迫害,這就是當時的“三教授事件”。1946年至1948年,他在英國做訪問教授期間,結識了一批留學進步人士,聲援國內的人民解放戰爭。1947年籌建了中國民主同盟英倫支部,任民盟英倫支部負責人。
1949年春,陶大鏞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召喚,決定回國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他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行長南漢宸的邀請,赴東北解放區,由營口來到北京。從20世紀80年代起,陶大鏞在民盟中央、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北京市人大擔任多項重要社會職務。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幾年中,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努力發揮民主黨派職能,提出的許多建設性意見,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不少在實施過程中得到採納。陶大鏞先生在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間,擔任《羣言》雜誌的主任編委十餘載,他不辭辛勞,盡心竭力,把這份月刊辦成了具有鮮明特色,在海內外產生廣泛社會影響的刊物。他多次參加黨和國家領導人召開的座談會,為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獻計獻策,發揮了積極作用。即使在因病長年卧牀時期,陶大鏞也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和國家的發展大業,時常讓家人和學生給他讀報,講述正在發生的國家大事,並發表自己的看法。 [3] 

陶大鏞親屬關係

陶大鏞先生夫人牛平青,為北京師範大學離休幹部。 [5] 
牛平青 牛平青 [5]

陶大鏞親友回憶

趙春明:先生治學素以嚴謹著稱,這使我受益良多。記得有一次,我給先生送去一部分博士論文的初稿,其中有幾處註解出現了“轉引自某某文獻”的字樣,先生見了,問我:“你為什麼不直接引用第一手材料呢?”我説這些材料國內恐怕很難見到原文。先生又問:“那你查過沒有?”我只好如實相告説沒有查過,先生馬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嚴厲地説:“你沒有查,怎麼就能斷定沒有呢?不行,這部分我先不看,查好了以後再交給我!”經過數日的奔波和多處努力,我終於查到了這些材料的原文,先生這才高興起來,並諄諄教導我做學問一定要踏實,切忌浮躁和想當然。 [7] 

陶大鏞社會紀念

《陶大鏞文集》
1992年,為了慶祝陶大鏞執教50週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鏞文集》上下兩卷,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學術成就。 [1] 
陶大鏞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
2018年5月11日,陶大鏞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暨新時代理論經濟學學科建設論壇在北京師範大學京師大廈舉行。此次會議由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統戰部和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聯合主辦。 [5] 
紀念陶大鏞誕辰100週年座談會
2018年3月22日,紀念陶大鏞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在京舉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6] 

陶大鏞社會評價

東南大學校友總會:陶大鏞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開拓奮進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如今,陶大鏞先生離我們遠去了,但先生的精神風範將永遠激勵着我們前行,先生的音容笑貌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3] 
丁仲禮:陶公首先是一位深愛祖國的傳統知識分子。他發奮研究經濟學,正是由於深切感受到舊中國的落後與苦難,因而立下強國富民的宏願。早在學生時代,陶公就邀請過周恩來鄒韜奮潘梓年等到學校作報告;留英訪學期間,他籌備組建了民盟英倫支部,從事“團結旅英同胞,呼籲國內和平”的光榮事業。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望時,他又毅然攜家眷回國,用自己的知識報效國家。在此後的歲月裏,無論順境逆境,他都寵辱不驚、初心不改,從不動搖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始終抱持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和對民間疾苦的悲憫情懷。 [4] 

陶大鏞相關研究

趙春明:《陶大鏞世界經濟思想述評》,《光明日報》2010年5月11日。 [8]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