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

1913年1月21日生於安徽省霍邱縣（（今六安市葉集區） ^[2]  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喪父，7歲被迫給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參加游擊隊。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11軍32師班長、排長、連長。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衞局保衞隊隊長，6月起任紅4軍第12師35團2連副連長、連長，1營副營長。參加了鄂豫皖蘇區歷次反“圍剿”和紅四方面軍西征入川作戰。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師28團2營營長、副團長、團長，率部參加了開闢川陝蘇區的鬥爭和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作戰。1936年春，任紅九軍教導師師長 ^[3]  。

1936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總部西渡黃河，英勇轉戰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後，因叛徒出賣被捕，身陷甘肅涼州國民黨第二監獄，後經中共組織營救脱離敵人魔掌，輾轉到達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調任新四軍第1支隊副參謀長，期間，陳毅為其改名，略掉張姓，取原名“道庸”之諧音稱“陶勇”。後任第2支隊第4團團長。1939年10月與盧勝率第4團主力北渡長江組成蘇皖支隊，任司令員，開闢了揚州以東到安徽天長地區抗日遊擊根據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3縱隊司令員、第1師3旅旅長兼蘇中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蘇浙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先後參加了黃橋、車橋、天目山等戰役。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華中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1師副師長，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23軍軍長。參加了蘇中、萊蕪、孟良崮、豫東、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他指揮作戰英勇頑強，身先士卒，所向無敵，曾被人們譽為“拼命三郎”。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11月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曾參加第二、第五次戰役。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1952年回國後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1963年5月兼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4]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集團迫害，於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據稱陶勇死於“投井自殺”，但是具體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將軍的妻子朱嵐也被迫害致死）；陳毅元帥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婦去世消息之後曾悲憤地説：“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相信陶勇會自殺！”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縣葉家集一個貧農家庭裏。從小給地主放牛，後來當了幾年窯工。

1929年4月，參加工農紅軍游擊隊。

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2年任紅四軍第35團連長、副營長、營長、副團長、團長，參加儀南、黃渠、宣達等戰役。

1936年任紅9軍教導師師長，參加長征和西路軍作戰。

1937年參加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兼學員排長。1938年任新四軍第1支隊第4團副團長、團長。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開闢揚州、儀徵、六合、天長地區抗日根據地。

1941年任新四軍第1師第3旅旅長兼蘇中第4分區司令員，率部參加豐利、大官莊、車橋等戰鬥。

1945年1月，任新四軍蘇浙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天目山戰役。同年10月，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高郵戰役。

1946年5月，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第1師副師長，率部參加蘇中戰役、漣水戰鬥、魯南和宿北戰役。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萊蕪、孟良崮、費縣、沙土集、進軍豫皖蘇、平漢、隴海路等戰役戰鬥。

1948年參加豫東、淮海等戰役。

1949年2月，任第23軍軍長，率部參加渡江戰役，解放杭州，爾後參加上海戰役。6月返回杭州駐防。

1950年10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副司令員率部赴朝鮮作戰。

1951年9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

1955年10月，任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後兼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同年被授於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1936年，從紅軍大學學習回來的陶勇，擔任了紅9軍教導師的師長，那年，他24歲。在紅軍大學裏，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村青年，成了頗得帶兵打仗精要的指揮員。這年10月，陶勇率部西渡黃河，而西路軍的艱苦作戰，也由此拉開了帷幕。古浪一役，紅25、27兩個師憑藉古城的斷壁殘垣，與馬步芳的軍隊苦戰3天3夜，雙方傷亡慘重。這時，敵人的騎兵衝殺進城，紅軍撤出戰鬥，教導師嚴重減員，番號撤銷，剩下的指戰員補入27師，陶勇被任命為27師副師長兼81團團長。兩個月後，1937年1月，西路軍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臨澤一帶與敵人激戰5個晝夜。這一仗陶勇率部痛擊馬步芳的騎兵部隊。打了勝仗的西路軍把目標指向祁連山下的倪家營子。倪家營子是一大片互相接連的居住區，有43個村莊，每個村莊都修有1丈來高、2尺多厚的圍牆，圍牆上還修有瞭望樓和垛口。在這一帶，西路軍的部隊與敵人的5個騎兵師、3個步兵旅、1個憲兵團對峙了近一個月時間，斃傷敵近萬人，隨後，撤出戰場東進。

西路軍東進時，西安事變已經發生，蔣介石被張學良扣押，陳昌浩以為敵人會樹倒猢猻散，命令部隊再殺回倪家營子，以徹底殲滅敵人。卻不知就在部隊回師之際，事情發生變故，蔣介石獲釋，張學良被扣，西北的馬步芳興奮得像吃了鴉片，立即糾集2萬餘兵力，要以“消滅共軍於河西走廊”向蔣介石邀功請賞。西路軍剛剛返回倪家營子，就被馬步芳的人馬團團圍住，一場血戰撕開了河西走廊上空的冬雲。

陶勇的81團和其他部隊一樣，全力加固村莊內外的工事，與敵人展開血戰。一天下來，81團打退了敵人的10多次衝擊，硬是沒讓敵人進到村子裏，自然，81團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沉重、巨大。第二天，敵人調來了炮兵猛轟圍牆，步兵則在炮火停止轟擊的瞬間，迅速向前推進，壓縮包圍圈。幾個波次下來，一丈多高的圍牆只剩下三五尺高，陣地告急，陶勇帶着預備隊過去增援。一轉彎，幾個匪徒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擋住了道路。陶勇的腳步停也沒停，大刀一揮，便向為首的一個傢伙頭上掄去。“咔嚓”一聲，那個傢伙的腦袋被砍掉了半個，血噴濺了陶勇一身一臉。戰士們見團長神勇，豪氣頓生，大刀長槍一掄就是一個圓。敵人被殺懵了，剛想退，圍牆上一挺機槍對着他們就是一通掃射。原來，機槍手見團長和敵人肉搏，對着敵人便扣響了扳機。

7天之後，西路軍彈盡糧絕，若再不突圍，勢必全軍覆沒。陳昌浩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後悔晚矣。這天深夜，陶勇帶着已經傷亡過半的81團，趁搏殺了一天的敵人在帳篷裏酣睡之際，衝出包圍圈，撤進祁連山。而幾個行動晚了一步的團，被敵人發現，或在陣地、或在撤出途中的山樑與山谷中，與敵鏖戰後，血灑祁連，魂散河西。倪家營子一役西路軍兵力由2萬餘人減至不足1萬。徐向前、陳昌浩帶着30多人去了陝北。副總指揮兼第9軍軍長王樹聲與第30軍政委李先念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一指揮餘下的部隊就地開展游擊戰爭。王樹聲讓陶勇率81團剩餘的30多人，插到敵人背後，進行鉗制，以掩護30軍擺脱敵人。30多人的一支隊伍，又如何拖住數十倍與己的敵人？陶勇採用了飄忽遊弋的戰術，打打停停，把“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游擊戰術運用得得心應手。如此，倒也和敵人糾纏了數日。只是大部隊久久不至，糧彈越來越少，最要命的是接不到上級任何指示，對下一步的行動全然不知。正在茫然之時，陶勇遇到了第9軍參謀長李聚奎和政治部主任徐先太，他們也和王樹聲失去了聯繫。3個人合計：與其在大山裏瞎轉悠，不如出去找部隊。但是人多，危險性大，採取分散化裝的辦法，目標會小一些。合計完，他們各自帶着十幾個人，匆匆而去。陶勇這一撥人剛一出山，便與敵人相遇，十幾個人一擺開，東一槍西一槍，各自奪路。等陶勇見後面沒有了尾追的敵人時，自己也成了“光桿兒司令”。一天，陶勇見四處沒有村莊，便想歇一歇，這一歇，就睡着了，醒來，幾把刺刀正對着他。陶勇成了俘虜。

陶勇先是被關押在涼州，後來被拉到蘭州，關押了一段後，又被拉到西安的行營看守所。直到1937年的下半年，周恩來與孔石泉一起來到看守所，周恩來握着陶勇的手説：“我代表黨中央歡迎你們歸隊！”陶勇才得以重返隊伍。

黃橋決戰時，陶勇是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3縱隊司令員，肩負堅守黃橋重任。到決戰的關鍵時刻，他把上衣一脱，高舉馬刀，虎嘯一聲：“同志們，跟我往前衝！”説完，他揮舞着馬刀，率先衝入敵羣……頑軍抵擋不住，終於敗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殺向敵陣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濕潤了，自言自語道：“好一個拼命三郎！”

1940年12月，韓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團參加曹甸戰役之機，令駐南通石港的江蘇遊擊6縱隊司令徐承德聯合駐如東馬塘的保1旅旅長詹長佑偷襲我3縱大本營掘港。原本持中立態度的詹長佑聽信了徐承德的鼓動，答應參與進攻新四軍。就在戰事一觸即發之際，陶勇騎上從日軍手中繳獲來的摩托車，飛奔保1旅駐地馬塘鎮，闖進詹長佑的司令部，見面便説：“詹旅長，聽説你要打我們，我這送上門來了！”隨即慷慨陳詞，曉以大義，剖析利害，終於穩住了詹長佑，使我軍擺脱了背腹受敵的險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團包圍了啓東偽團長徐寶富的據點，要其投降。徐寶富自恃碉堡工事堅固，以為新四軍攻不下他的碉堡，對8團官兵的喊話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機炮連轟擊，兩下便把碉堡削下一個角，又命部隊猛烈開火，打掉了守敵的威風。隨後，他命偽鎮長給徐寶富送去勸降信。徐寶富沒招了，提出：“請陶司令親自出面談判，再作考慮。” 陶勇分析，徐寶富既想給自己撈個面子下台，同時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沒有這個膽量，當即決定親自出馬談判。他對勸阻他的8團團長和眾幹部説：“儘管此行要擔風險，但為了減少戰鬥傷亡，爭取200多名偽軍反正，冒這個險是值得的。” 説完，他只帶一名警衞員，昂然走出隱蔽的陣地。來到吊橋邊，陶勇仰頭向碉堡裏的敵人喊道：“你們要見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槍口射程內威風凜凜的陶勇，敵人驚呆了：“真有這種虎膽英雄！” 徐寶富急令放下吊橋，帶上自己心愛的克羅米彎把指揮刀，走出碉堡。 敵我雙方部隊都屏息斂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交戰雙方兩個愈走愈近的指揮官。陶勇兩道目光劍一般地掃在徐寶富臉上，説道：“你繳槍，我們就作為起義處理，願當新四軍的我們歡迎，願回家的我們發給路費。你看怎麼樣？” 徐寶富深為陶勇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所折服。他雙手捧上克羅米彎把指揮刀，説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見確實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請收下，我徐寶富再不吃軍人這碗飯了！”。

1942年11月5日的黃昏，日本國總參謀長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乘飛機到達南京。他此行中國的目的，是對侵華日軍總司令田俊六下達在蘇北通如啓海地區實行“清鄉”的命令：以梳篦、拉網戰術，向根據地分進合擊，尋殲新四軍主力。同時增設據點，搜剿新四軍工作人員，加強偽化統治，清查户口，頒發良民證，編保甲，達到日本國長期統治中國人民的目的。東條英機離開南京後的第四天，打入偽軍內部的中共黨員、偽第34師師長施亞夫，就將田俊六的清鄉計劃，派人秘密送到了新四軍蘇中軍區司令員、第1師師長粟裕手中。粟裕立即報告了新四軍軍部後，馬不停蹄地帶着隨員，來到第4分區，坐鎮指導第4分區反清鄉鬥爭。不久，日偽軍對第4分區進行了“全面清鄉”，近萬敵偽傾巢出動，採取梳篦、拉網式戰術，十幾路向中心區分進合擊，反覆“清剿”，時來時去，飄忽不定，姦淫燒殺，無惡不作。同時，在“清鄉”區邊沿構築封鎖線，由天生港向北，經白蒲、丁堰，再向東沿串場河、經岔河、馬塘、掘港、南坎，直到黃海邊；又從天生港沿江經表龍港、永隆，直到寅陽鎮，紮起了幾百里長的封鎖籬笆，封鎖了第4分區29個區。在封鎖線設立大小檢查哨所150多個，碉堡、嘹望哨林立，彼此呼應，企圖把抗日武裝消滅在“清鄉”圈內。

陶勇根據毛澤東軍事思想，指揮部隊在日偽間隙中靈活穿插，避實擊虛，機動作戰。當日偽開始“清剿”前夕，他指揮7團和南通警衞團，向敵後方及交通線進擊，先後襲擊南通、如皋公路上的重要據點唐家閘、啓東重鎮聚星鎮，平潮古壩等據點；又在雙甸到岔河、馬塘到掘港、林梓至白蒲的公路上多次設伏，打擊敵人。當敵偽深入我中心區後，他指揮南通警衞團即兵分兩路，第1營、3營堅持在“清鄉”圈內活動，第2營在“清鄉”圈外平潮一帶相機殲敵。東南警衞團一部主力，跳出“清鄉”圈，抓緊整訓，待機出擊；第2、5、7連以班、排為單位，在“清鄉”圈內堅持鬥爭。各地短槍隊和區鄉武裝，深入敵偽盤踞的南通、天生港等城鎮據點，嚴厲鎮壓偽“清鄉”隊員和特工人員，使日寇耳目閉塞，處處被動挨打。4、5兩個月，第3旅進行主要戰鬥42次，先後襲擊或攻克金沙、餘東、六甲、悦來鎮、麒麟鎮、岔河、鳳凰橋等7處據點，平毀日偽碉堡108座，沉重地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

日軍對新四軍主力和地方武裝神出鬼沒的出擊，深感難以對付，惶惶不安。為此，他們請求上級為他們配備了一種特製的精巧、輕便、射擊速度快、有夜間瞄準器、帶有刺刀的96式機槍。他們便將這種武器視為神靈。當時，陶勇風聞日本天皇有令，部隊如在戰鬥中無法脱險，必須將96式機槍的重要機件毀掉，不讓落入新四軍手中的消息後，立即向各級武裝發出號召，開展一個繳96式機槍運動。尤其在秋季攻勢中，戰士們千方百計從敵人手中一挺又一挺地繳來。全分區軍民在不到半年時間，就繳獲了13挺96式機槍，超額完成了指標。日偽軍在廣大軍民的政治攻勢下，極度恐慌，悲觀厭戰，不敢分散兵力，放棄了不少小據點。1943年7月1日夜晚，是蘇中第4分區軍民最激動的時刻，火燒竹籬笆指揮部設在丁埝鎮與掘港鎮之間的一個小村內。300裏封鎖線沿線，圍滿了民兵、自衞隊和農民，參加這次大行動的共4萬餘眾。縣團、區隊和第3分區的部隊分段警戒，隨時準備痛擊敢於出動阻撓破擊的日偽軍。陶勇和姬鵬飛、張震東不時地對着手錶，當時針指向9時，陶勇對着電話筒，大聲地向各部下達命令：“戰鬥開始！”剎那間，300裏封鎖線上出現了第一片火光。隨後，火光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一小時後，整個封鎖線如一條婉蜒數百里的巨大火龍，滿天濃煙滾滾，人聲鼎沸。這時，4萬軍民齊出擊，敵偽軍的巡邏隊、檢查哨所裏的敵人見到如此浩大的攻擊，只象徵性地放上幾槍，便爭先恐後逃得不見蹤影。

目睹敵人的狼狽逃竄，陶勇得意地搖着大蒲扇，那架勢活像諸葛亮再世。他興奮地説：“政委，這麼大的聲勢，田俊六要嚇出病來。”“哈哈哈！”姬鵬飛仰天大笑道，“這聲勢，比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的氣派要大得多了。”張震東接口説：“這叫不似三國勝似三國嘛！”沖天火光染紅了夜空。同時伴着鋸聲嘎嘎，斧聲咚咚，氣勢宏偉壯觀。此役，共破竹籬笆350公里，毀茅竹400萬根。田俊六慘淡經營了3個月，被陶勇領導的第4分區軍民毀於一旦。

1944年5月15日，已是蘇中第4分區反“清鄉”鬥爭一年半後，東條英機從東京來到南京，前來迎接的已不是田俊六，而是岡村寧次。田俊六因“清鄉”失敗，已被東京總部調回日本。

1948年10月底，華東野戰軍各路大軍正沿公路、大路和阡陌，從濟南、兗州、濟寧、臨沂、曲阜等地，浩浩蕩蕩向南開進。他們穿過平原上一個個村莊，涉過黃泛區的一條條河流，向淮海戰場推進。陶勇率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兩萬餘人，從兗州出發，向黃百韜兵團駐地新沂奔襲，部隊不分晝夜，輕裝前進，陶勇也不分晝夜穿行於各部隊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11月3日，他們抵達駝陰以南的孟家淵，機要員跑步到了陶勇面前説：“剛收到野司字13號作戰命令，請陶司令過目。”

陶勇接過電報便看，命令中説：第4縱隊、第8縱隊由第4縱隊陶司令、郭政委指揮，應以主力一部首先襲擊邳縣、官湖之敵，爾後即進擊徐塘集、運河車站。主力應由馬頭至紀集段沿沂河兩岸開進，由官湖以南、紀集、貓兒窩以北之間地區，由東向西分割圍殲運河車站及炮車地區守敵，得手後即沿運河兩岸及官湖、炮車、窯灣沿河以東地區部署阻援。該部應首先集中主力及炮兵，攻殲運河車站守敵，務求速戰速決，以便控制陣地，爭取阻援時間，保障主力圍殲敵第7兵團之作戰。陶勇看後，向各師下達作戰命令：第10師：首先以一部兵力圍殲岔河之敵。得手後，繼續向加口圩方向挺進，並查明至灘上鎮一線之敵情、地形，主力由頭道河、二道河渡口經邳縣以南渡河，攻佔徐塘集。一部則在加口圩至灘上一線，沿運河東岸構築工事，阻擊可能東援之敵。並以一部兵力渡過運河，向碾莊圩、曹八集方向偵察警戒。第12師：首先以一個團（附縱隊警衞營）由龍鳳啞渡口渡河攻佔邳縣城。得手後，以警衞營向官湖警戒，主力直插運河車站，並以精幹部隊切斷運河車站與鐵橋之聯繫。攻殲該點守敵後，以一部兵力控制車站西之鐵橋，主力圍殲大榆樹之敵。第11師：首先以一部兵力由湯樓渡河，攻佔小黃家、白龍埠一線，得手後，以一部嚴密監視官湖之敵。並乘機以主力攻殲官湖守敵，一部在官湖以東渡河南下，進至上下二郎廟一帶，切斷炮車至運河車站之聯繫，保障第12師左翼安全。爾後全師沿鐵路以南西擊，配合第12師圍殲大榆樹之敵。各師接到命令後，於11月6日出發，投入戰鬥行動。淮海戰役拉開序幕。從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700多里隴海線上，華東野戰軍對徐州劉峙集團發起了強大攻勢。

陶勇率部隊兵分三路殺向敵人。11月7日，第10師第28團進佔加口圩，第12師第35團攻佔邱縣，守敵東竄。8月，左路第11師自三面逼近官湖；中路第12師第35團在敵炮火下強涉邳縣以東大河，於城東沿殲敵第9軍一個加強連，進至連燕又殲敵第9軍一個連；右路第10師向灘上鎮攻擊前進，一部由邳縣以西渡河南擊。14日傍晚，剛剛拉下夜幕，進攻大興莊的戰鬥就開始了。炮兵按預定計劃抵近射擊，炮彈呼嘯着向敵陣地飛去。剎那間，大興莊地動山搖，煙霧滾滾，槍聲、炮聲淹沒了一切。炮火摧毀了一座座敵堡和主要工事，並壓制了敵人的火力。第30團第5連的爆破組，迅速躍出戰壕，勇猛衝殺，插入敵陣，打開了突破口。敵人在縱深炮火的支援下，集中大量兵力在突破口拼命反撲。戰士們頑強戰鬥，用集束手榴彈與敵人進行殊死的戰鬥。從黃昏一直戰鬥到午夜，連續打垮了敵人多次反撲，鞏固和擴大了突破口，保障了主力及時投入戰鬥。15日拂曉，戰鬥結束，大興莊為第10師攻佔，敵第64軍第467團全部被殲。19日，總攻碾莊圩黃百韜兵團部，守敵大部被殲，殘部逃入尤家湖。粟裕親自打電話給陶勇，要陶部不惜一切代價，攻克尤家湖。

陶勇受命，立即向各師下達任務，要求當晚發起戰鬥，不許放跑一個敵人。夜幕降臨，陶勇來到擔任主攻任務的第29團，親自動員。晚8時，攻擊開始，戰鬥一直進行到第二天拂曉，第29團攻佔了尤家湖北側兩個集團堡羣，為總攻突擊掃除了障礙。下午4時，陶勇令第10師、第11師和第12師的第34團發起攻擊。這時，粟裕給陶勇派來4輛坦克助戰。陶勇要求步兵、炮兵、坦克兵三者協同作戰。頓時大炮轟鳴，坦克威風凜凜地向前推進，幾百名步兵緊跟着坦克向敵陣衝去，激戰3個小時，攻佔了尤家湖，俘虜第64軍軍長劉鎮湘。22日黃兵團被全殲，取得了淮海戰役的第一階段勝利。陶部以傷亡5000人的代價取得殲敵兩萬的勝利。第一階段戰鬥結束後，淮海戰場敵人的態勢形成三大塊：中原野戰軍將黃維兵團圍困在雙堆集；蚌埠的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企圖北援黃維兵團；徐州“剿總”企圖率部南下，增援黃維兵團。粟裕根據總前委孤立黃維、殲滅黃維的意圖，命令陶勇統一指揮第4縱隊、第11縱隊、第12縱隊和渤海縱隊，組成東路阻援集團，控制徐州東南的水口、二陳集、關帝廟一帶陣地，阻擊徐州之敵南援。陶勇受命後，為讓兄弟部隊獲得休整時間，他先命令本縱隊第10師開赴褚蘭、營裏一帶進行防禦作戰。中午，第10師一到，敵第70軍第96師就在8輛坦克掩護下，向褚蘭、營裏猛攻，遭第10師頑強阻擊，不敢越雷池半步。徐州之敵見南援無望，即令“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率第2、13、16三個兵團，放棄徐州，南下增援黃維兵團。粟裕命令陶勇統一指揮第11縱隊、第4縱隊、第12縱隊和渤海縱隊，從潘塘鎮、褚蘭、朝陽集地區，經徐州以南向蕭縣、永崮方向急進，追殲徐州之敵。

陶勇接到命令，迅速組織4個縱隊，採取多路、多層的尾追和平行截擊、迂迴攔擊相結合戰法，向西猛追。他提出“勇猛追擊，連續作戰，活捉杜聿明”的戰鬥口號，第一天急追100餘里。追擊中，陶縱繳獲美式吉普車。陶勇和政委郭化若、參謀長梅嘉生同坐一車，車開到哪裏，陶勇的聲音便傳到哪裏：“同志們，加油追啊，不讓敵人喘一口氣，快追啊，加油啊！”敵人被緊迫不捨，驚慌失措，沿路潰逃的敵軍隊伍被陶部打得狼狽不堪。陶勇指揮部隊追上一股逃敵後，命令部隊立即插入敵陣，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亂成一團，然後逐個殲滅。追擊途中，連續消滅十幾股敵人，加起來有3、4萬人。12月4日，陶縱與兄弟部隊將杜聿明集團的三個兵團30萬人，圍困在永城東北縱橫不到20裏的地區。從12月6日起，陶勇根據總前委提出的三面圍攻，一面堅守的戰法，對杜聿明集團實施輪番攻擊，加上天寒地凍，開展強有力的瓦解敵軍工作，敵軍心不穩，不管在早晨、晚上，還是在嚴寒的深夜，總有三三兩兩或成羣結隊的敵人跑到解放軍陣地投誠。12月15日，傳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説，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一部全殲了黃維兵團。中央軍委為穩住華北傅作義集團，命令淮海前線各縱隊，對杜聿明實行圍而不打方針。華野做出部署，以8個縱隊嚴密包圍杜聿明集團，進行戰場輪番休整，以7個縱隊在夏邑、永城、灘溪口等地進行戰備休整。

1949年1月7日，陶勇部隊與兄弟部隊一起向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1月10日拂曉，陶勇縱隊的第12師第35團首佔杜聿明集團駐地陳官莊。這時，各師各團向陶勇報捷的電話鈴聲不絕。下午，第11師政治部陳茂輝打電話説，他們師在張老莊抓到一個名叫高文明的俘虜，他自稱是第13兵團軍需官，卻説不出第13兵團機關幾個處長名字。陳茂輝告訴陶勇説，高文明衣着考究，彆着派克鋼筆，戴着進口防水游泳手錶。

陶勇聽到此時，不由心中一愣，杜聿明至今還沒抓到，這人是不是他呢？一旁的郭化若接過電話，要陳茂輝立即將這個“高文明”帶到縱隊司令部。郭化若和杜聿明是黃埔軍校同學，帶到縱隊司令部，這個“高文明”的問題就解決了。兩小時後，“高文明”被押到了。郭化若上前笑着打招呼説：“你不是杜聿明嗎？什麼時候改名叫高文明啦？”陶勇明白了，他上前遞給杜聿明一支香煙，笑着説：“請坐，請坐，你們倆是老同學戰地重逢，敍敍舊吧！”杜聿明知道瞞不過去了，他接過香煙，面部的表情十分尷尬。面對同學和對手，他一時不知説什麼，低着頭一個勁地吸煙。

陶縱在歷時65天的淮海戰役中，殲敵72863人，其中俘敵58018人，僅俘虜少將師長高級軍官就有16名。戰前陶縱只有兩萬人，戰後增加到5萬餘人。

淮海戰役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4個野戰軍統一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為第3野戰軍，4縱改為第23軍，陶勇由司令員改任軍長。

4月20日上午，觀察所發現江面上停泊着幾艘外國艦船。

原來，英艦“紫石英”號擅闖我軍控制區，與我炮兵交火後中彈擱淺。前來救援的英艦“伴侶”號被我軍炮火驅走，英政府又派來“倫敦”號和“黑天鵝”號，企圖報復。3條艦橫陳在我即將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觀察所裏看了一陣子，一邊撥電話一邊説：“管他誰的船，擋着我們的路就不行！”炮團的電話要通了，他對團長説，“好狗不擋道，你要準備轟走它。我馬上請示兵團首長，一批准，你馬上就開炮！”陶勇的請示傳到了軍委。中午之前，軍委回覆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艦上的士兵完全沒有在我炮火控制區內的感覺，在甲板上逛來逛去，逍遙自在。這一切，陶勇在望遠鏡裏看得清清楚楚。這幾條艦如果繼續待在這裏不走，勢必影響渡江作戰。唯一的辦法是攆走他們，但從他們的樣子看，壓根就不想離開。或許，他們是想試一試我們的耐心。

“葉司令，他們將嚴重地妨礙我軍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電話裏請示兵團司令員葉飛。“軍艦上掛沒掛預定的信號旗？”葉飛問。此前，我軍已經向停泊在長江裏的外國船隻打過招呼，並指定他們必須懸掛一種信號旗。“旗不少，花花綠綠的。”陶勇回答。“向他們發出警告，讓他們迅速離開。”葉飛説。信號槍、信號彈、信號旗，幾種聯絡方式都使了，英艦就是不作迴應。部隊又請示：“沒有反應，如果他們向我開炮，是否還擊？”陶勇在電話裏嚷了起來：“他們開炮你不打，等死啊！”説完，又補充説，“記住，不要先開炮！”

我軍還想試試對方的反應，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這一次，英艦有了動作。“倫敦”號和“黑天鵝”號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號旗，緊接着，兩條船一邊駛近泰興江岸，一邊將艦炮指向了我軍陣地。4月21日清晨，英艦上的火炮開始向江岸上的我軍陣地射擊。我軍炮火當然不示弱，英艦的炮彈剛剛落地，回擊的炮彈便也打了過去，一時間，江面江岸，炮聲隆隆，火龍飛竄。打響後，陶勇沒問誰先開炮，也沒問我軍是誰下的開炮命令，而是問有無傷亡。部隊報告，202團團長、參謀長犧牲，政委負傷，另有包括老鄉在內的40多人受傷。陶勇的眼睛紅了，抓起了電話打給了葉飛。葉飛一聽英艦開炮了，而且我軍有了傷亡。沒再向中央軍委請示，直接下令道：“還擊！狠狠地還擊！”陶勇迅速調集火炮力量，並告訴現場指揮的68師師長要狠、準，必須在我軍發起渡江前結束戰鬥。

這一場炮戰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我軍炮火以絕對優勢壓倒英艦。“倫敦”號和“黑天鵝”號扔下“紫石英”號，帶着累累彈痕逃往上海。3野領導讓司令部找葉飛了解到底誰先開的炮，葉飛便找陶勇，説：“上面查情況呢，問誰先開的炮？”陶勇説：“我的團長都犧牲了，查什麼查！”葉飛説：“是英國人先開的炮噢！”陶勇説：“當然是他們先開的炮！”晚8時，3野的電報送到北京香山雙清別墅站在地圖前的毛澤東手裏。毛澤東説：“妨礙我軍渡江的外艦，不管是誰的，都可以炮擊！”

毛澤東的意見再傳回前線，陶勇正帶着他的第23軍，冒着江南的春雨，追擊潰逃的國民黨軍。蔣家王朝的喪鐘，正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敲響！

1950年11月初，第9兵團在宋時輪、陶勇的率領下，從曲阜出發，日夜兼程，從臨江、輯安跨過鴨綠江，11月19日到達江界集結。第9兵團部署在東線戰場，他們的任務是參加第2次戰役的長津湖戰役。

宋時輪、陶勇接到志願軍司令部關於東線反擊的命令，立即召集軍以上幹部作戰會議，研究作戰部署。宋時輪擅長軍事理論研究和指揮大兵團作戰，陶勇不僅親自經歷過許多惡仗、大仗，而且思路敏捷，制定作戰方案出手快，倆人配合十分默契。作戰部署確定後，陶勇感到兵團指揮部在江界距離第一線較遠，不便指揮，遍親自到第一線去指揮第20軍、27軍作戰。根據前方彭德清軍長報告，陶勇命令彭德清：“先打弱敵，美第7師比第1師戰鬥力弱，你們包圍第7師，採取數路穿插的戰術，先吃掉第7師。”

陶勇佈置完畢，又電話命令第20軍圍殲美軍第1師。要求兩支部隊協同配合好，首先將第1師和第7師割裂開來，爾後逐點圍殲。此時，美軍已成驚弓之鳥。11月27日，第20軍側重於向長津水庫東側攻擊，第27軍向長津水庫西側攻擊。美第7師除第31團、32團少數逃竄外全部被殲。第1師被殲5個完整營。第1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以能征善戰而著名，號稱常勝軍。在長津湖受到如此慘重打擊，這在該師170年的建軍史上尚屬首次。

興南是一座較大的工業城市，又是重要的海港。麥克阿瑟要部隊堅持10天，以便把集結在此的10餘萬部隊和興南城機器設備、技術人員一起撤走。因此，擔任防禦任務的敵第10軍，憑藉海岸附近的有利地形，特別是河流要道旁，建築橋頭堡，運用艦炮、坦克、大炮，組成層層交叉火力網，封鎖志願軍。志願軍開始一波接着一波地衝鋒，傷亡很大。陶勇冒着彈雨，在興南四周仔細觀察，他根據敵人活動規律，制止了部隊的貿然衝鋒，命令部隊利用有利地形，重點打好夜戰、近戰，部隊的傷亡開始下降。24日勝利佔領了興南，第2次戰役勝利結束。

陶勇在指揮第9兵團東線作戰中，果斷機智，機動靈活，由開始的進攻轉入追擊，贏得了第2次戰役的最後勝利。美國陸軍上將、“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哀嘆：“這次進攻，美軍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失敗是嚴重的，損失也是慘重的。”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在12月17日致電彭德懷和第9兵團宋、陶稱：“你們在極困難條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戰略任務。”

1952年深秋，陶勇率第9兵團從炮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回到祖國，擔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他走馬上任3個月後，毛澤東主席來華東海軍視察。在陶勇的陪同下，毛澤東視察了泊於草鞋峽的十餘艘軍艦。最後又回到“南昌”艦的會議室裏。在陶勇的請求下，毛澤東欣然命筆，寫下了“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的著名題詞。

1954年4月間，500餘艘漁船在三門灣貓頭洋漁場捕魚，為保證漁業生產的安全，陶勇命令第6支隊在海軍殲擊航空兵掩護下，以“廣州”、“開封”、“瑞金”、“興國”艦，協同舟山、台州巡邏艇大隊進行護漁，其間先後進行3次海戰，共擊傷敵艦3艘。5月16日，護衞艦“南昌”、“廣州”、“開封”、“長沙”號於檀頭山以東海域，擊傷敵護衞艦“太和號”，保證了陸軍部隊進佔東礬列島的側翼安全。

1954年5月中旬，華東軍區陸、海軍攻佔了東磯列島、關門山、田岙、蔣兒岙等島。此後，華東軍區鑑於國民黨軍在浙東沿海島嶼的指揮中心和防禦核心是大陳島，而一江山島又是大陳島的門户和前哨據點，如攻佔了一江山島，必能擊中要害，沉重打擊和震撼大陳島守軍。因此決定先攻佔一江山島，再取大陳島，然後相機攻取其它島嶼。中央軍委7月11日批准了華東軍區的作戰方案，並指示以海、空軍轟炸大陳島，以陸軍攻佔一江山島，積極準備解放浙東沿海全部島嶼。7月下旬，華東軍區確定參戰的部隊為陸軍第20軍第60師一個團又一個營，海軍艦艇137艘，海軍航空兵和空軍航空兵共12個大隊184架飛機。8月，華東軍區浙東前線指揮部成立，由軍區參謀長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委，前指下設空軍指揮所、海軍指揮所、登陸指揮所，還成立了三軍聯合後方勤務部和政治工作組。陶勇和東海艦隊副司令彭德清負責指揮海軍配合空軍、陸軍攻佔一江山島。戰前，他將參戰的艦隊編好隊，制定訓練計劃，不時地派艦艇到一江山島偵察敵情，訓練中碰到國民黨“太平號”軍艦，陶勇果斷命令將它擊沉在高島附近。攻佔一江山島當天，他奉命指揮艦隊集中炮火轟擊敵人灘頭工事，敵人被火力壓進工事，登陸部隊跳入水中，搶登灘頭，保證了陸軍部隊順利佔領一江山島。一江山島解放的第3天，陶勇又指揮快艇部隊準確地擊沉敵人的“寶應號”炮艦。大陳之敵嚇得頻頻呼救，在美軍第7艦隊掩護下，倉皇逃向台灣，使大陳島回到了祖國懷抱。1958年春，在福建中部海壇島附近海面，有一艘特務船活動十分猖撅，它就是200噸的“63號”炮艇。該艇火力強，航速快。國民黨特務少校副隊長高建武是平潭縣蘇岙人，他仗着對地形的熟悉和特務船性能好的優勢，以白犬島為依託，經常到附近海域搶劫破壞，有時公開在海壇峽口外拋錨，搶劫我漁船、商船，以致我漁民不敢出海打漁，商船不敢航行。海壇島的漁民和船民一提起它，人人切齒痛恨，稱它是“海上惡霸”。平潭縣政府專門派縣長楊玉洪到東海艦隊反映羣眾的願望。陶勇與彭德清認真考慮了他們的要求後，決定走向海壇島派駐艦艇部隊。艦隊於1958年5月先派出護衞艦第31大隊第1中隊4艘艇進駐海壇島娘宮港，同年12月，大隊進駐平潭。1959年2月2日，敵“63號”炮艇終於又露面了，它從白犬島出航繞道外海，偽裝成漁船混入我牛山漁場，企圖對我正在進行捕魚作業的數百艘漁船進行搶劫破壞。平潭縣海上武裝民兵船發現敵情後，一面掛出信號要漁船避開，一面以信號向岸上報警，並主動向敵艇靠近。海軍大隊指揮所接到報告後，立即命令第4中隊的3艘75噸炮艇出擊，從海壇峽經海壇石礁區向敵艇側背運動，截斷其退路，由外向裏打。此時，敵炮艇已與解放軍武裝民兵船接近，裝有機關炮的民兵船突然開火，與敵展開激烈戰鬥。不久，第4中隊的3艘炮艇從敵側翼突然出現，並同時開火，頓時將敵艇打得暈頭轉向。幾分鐘後，這個惡貫滿盈的“海上惡霸”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猛烈炮火下葬身海底了。

陶勇久經戰陣，經驗豐富，精力充沛，在海上對敵鬥爭中，他從作戰指導原則、兵力運用、戰術手段，直至編隊射擊，無不仔細地運籌，他的謀略超眾，富有獨創精神。他親自領導了護衞艇與魚雷艇編隊協同作戰的訓練，即以護衞艇大隊掩護魚雷艇大隊實施魚雷攻擊，使海軍的協同戰術得到了新的發展。在1965年11月13日的崇武以東海戰中，中國海軍一舉擊沉擊傷敵艦各一艘（“永昌”、“永泰”號），就是陶勇親自組織指揮的戰前協同訓練所取得的戰果，“海上猛虎艇”（588號護衞艇）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也是陶勇通過實戰培養教育出來的典範。

陶勇將軍，直鼻樑，厚嘴唇，卧蠶眉。作戰豪勇，言語粗魯，性格火爆，臨陣常脱外衣，揮戰刀，赤膊衝鋒，人稱“拼命三郎”，又稱“傻子團長”。

陶勇將軍極愛熱鬧，好美食，好鮮衣，好梨園，好打球，好玩牌，好飲酒，好交友，凡遊戲之事，皆粗通而不精通，只求遊樂刺激，不問優劣輸贏。

陶勇將軍喜打牌，且常偷牌。若有人言其牌風不正，將軍振振有詞，曰：“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嘛！”

陶勇將軍喜看戲，無論京劇、話劇、淮劇、錫劇。戰爭年代，大眾劇社彩排，將軍場場必看，如《血債》、《寧死不屈》、《巾幗英雄》、《打鼓罵汪》等。

陶勇將軍豪飲。凡打勝仗歸來，必高呼：“拿酒來！”四分區專員季方，亦豪飲，當地有“季一缸”之酒名。某仗勝，將軍與季方以茶缸對飲。酒過三巡，季方漸漸不支，告饒；陶勇不讓，擰其鼻子灌酒。季方大醉三天。醒後對陶勇言：“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

陶勇將軍性格開朗豪爽，尤重義氣，人皆喜與之為友。蘇北抗日，當地實力派人物紛紛慕名而歸降，如詹長佑（韓德勤保安一旅旅長）、姚健（戴笠手下的忠義救國軍第二縱隊四團二營營長）、徐寶富（日偽團長）、孫二虎（啓東海匪頭目）、湯景延（國民黨中校炮兵營長）、陸洲舫（偽新亞救國軍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將軍橫掃千軍，英魂冷對奸雄”。——張愛萍

江蘇省原省長惠浴宇言：“和有的人共事幾十年都難得相交，到頭來圓滿地畫個零就算不錯，和陶勇正相反，一經相識，至死不渝。”

1949年底，部隊入朝前，朱德總司令來視察。他緊緊地握住陶勇同志的手，高興地説：“好哇，你就是陶勇，久聞你的大名！”由衷地表達了對陶勇同志的喜愛和讚賞。

陳毅同志高度讚揚了陶勇同志所率部隊：“這個部隊善於河流水網、夜間和運動作戰，善於阻擊攻堅，到山東後，又善於野戰，戰術比較全面，在華東戰場做出了貢獻。”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擔任海軍副司令和南京軍區副司令。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林彪、李作鵬一夥兒奪取海軍領導權的絆腳石。

1967年1月21日上午，廖政國陪同兩名記者來到陶勇辦公室。陶勇對記者説：“有些運動中的問題，想通過你們向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據存在的問題，做出進一步明確的規定，以便我們好好掌握，使運動健康發展。”

兩位記者請陶勇具體談談。陶勇接着説：“第一，東海艦隊是戰備部隊，中央明文規定不得開展‘四大’，但有些單位不顧中央規定，硬要開展‘四大’。舉例來説吧，艦隊的訓練團按其性質來説，不屬於搞‘四大’的單位。可是，那裏的一些學員和幹部，受到海軍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動，執意要搞‘四大’。雖然我們多次解釋、説服，他們依然頑固堅持。類似這種情況，中央需要作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第二，‘四清’運動的成果要鞏固。近來在上海不少工廠、農村基層單位的‘造反’組織，不斷到部隊揪鬥參加‘四清’的工作隊隊長、組長，甚至隊員。這是對革命軍人人格的侮辱。參加‘四清’工作的幹部，執行的是艦隊黨委的決定，他們沒有責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準揪鬥的進一步規定。”

記者走後，陶勇又和他的老戰友廖政國聊起了上海的形勢。

約12時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辦公樓，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離那幢軍艦似的辦公樓不遠，後樓的105房間是專為陶勇準備的，他午後經常到那裏去休息。陶勇進去躺了一會兒，覺得頭皮發癢，就想找理髮員周妙基給他理髮。大約2點多，他走出房間，在樓旁的花園散步。這時，他看見招待所所長在前面走過，就叫住他，讓他去找理髮員。周妙基當時正在洗澡，聽説首長要理髮，馬上和所長一起來到招待所，兩人走到後院花園時，卻不見陶勇的蹤影。

走到一口澆花井時，所長朝裏望了一下，大驚失色：“有人跳井啦！”他這麼一喊，在場的人都急忙跑過來。這口澆花井直徑很小，只能容一個人鑽下去，水也不深，只見裏面一個人低着頭，一頂軍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來是陶勇！另外兩個人上來幫忙，把陶勇拉了上來。所長趕緊跑去打電話。

保健醫生程心培聞訊，帶着兩名醫生，立即奔向招待所。醫生們把陶勇抬進105房間，進行搶救。

在給醫院打電話的同時，有人發現：從陶勇身上脱下的絲棉背心還沒有完全濕透；從他的衣袋裏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邊上濕了，裏面卻是乾的。這都説明陶勇落井時間並不長。

一直到救護車趕到，所有的搶救手段都沒有產生作用。幾分鐘後，救護車開到海軍四一一醫院，搶救仍然無效——就這樣，一個身上被敵人子彈7次擊傷都沒有帶走的頑強生命，卻在一瞬間被一口深不沒頂、寬不及肩的水井淹沒了。

更令人吃驚的是，陶勇屍骨未寒，東海艦隊劉浩天政委出來宣佈：“陶勇一貫爭強好勝。這幾天，他害怕自己捲到蘇（振華）、羅（瑞卿）圈子裏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同時，劉浩天審定的《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的急件發到北京，送到海軍政委李作鵬的手上。很快，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發出通報：“叛徒陶勇，畏罪自殺！”

1968年，粟裕向周恩來彙報了陶勇的冤情，周恩來痛惜地説：“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堅決，説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也説不過去嘛！”

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以後，周恩來再次念及陶勇。他説：“張學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軍業務，又能親自出海的領導幹部，但卻都被林彪反黨集團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陶勇之死的謎底，一直未能查個水落石出，給人留下了種種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