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蘅

30年代參加中國統計學社，並先後擔任重慶朝陽法學院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學財政學教授。其間，於民國21年赴日本參加國際統計學社年會。民國36年初赴英國倫敦出席《非宗主國立法會議》；同年4月赴日內瓦出席由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的《國際貿易憲章起草會議和相互減低關税税則的多邊會議》。1949年任浙江金華新成初級中學校長。1956年任上海文史館館員。196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80年任上海市人口學會顧問。1987年在上海去世。 ^[2] 

《中國人口論》 (1918)、《進化之真相》(1919)、《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1] 

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陳長蘅認為，這是關係國家生計的根本問題，經濟問題遲早都要演變成為人口問題。他提出緩解人口壓力的根本途徑在於：提倡比歐美各國更加健全和徹底的、以節育和優生為內容的“生育革命”。對於節制生育，陳長蘅主張採取由國家干預，並通過各個專門機構宣傳優生知識，推廣不悖人道，不傷身體，普遍使用的“自然節育法”，他不贊成“非自然節育法”，即所謂的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節育法。在人口問題上，他提出了“適度人口”的觀點，認為一國人口太疏或太密，生產率太高或太低，都不利於國家之富強，種族之昌大，個人之健康。陳長蘅提出的“適度人口論”，對中國人13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對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都產生過影響和作用。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