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遠祖可追述至曹魏時期的典農中郎將謝纘與其子謝衡。中國古代東晉和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出自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繼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及譙國桓氏之後成為東晉的最後一個“當軸士族”。

陳郡謝氏在保衞東晉朝是有至偉的貢獻的，著名的“淝水之戰”以東晉大勝而終結，此戰在後方指揮的謝安，在前方領兵作戰的是謝石、謝玄、謝琰。

陳郡謝氏之文學貢獻與藝術才能的傑出人物：謝鯤、謝尚、謝奕、謝安、謝萬、謝道韞、謝混、謝靈運、謝惠連、謝朓、謝莊等，優秀軍事人才有：謝石、謝玄、謝琰、謝晦等。南陳時有謝哲 ^[1]  、謝嘏 ^[2]  、謝伷 ^[3]  3個官員。

不過，謝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魏齊王芳時長安典農中郎將謝纘。他當時所任的官職儘管不高，但由於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職的地點又是曹魏的中心之一，仍為謝氏家族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從此，謝纘子衡、衡子鯤、鯤弟裒等相繼在魏晉時期進入仕途，不同程度地為家族贏得了聲譽，並使自己的家族從—般的官宦之家演變為世代為官的世族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東晉中葉以前，謝氏像以後那樣與琅邪王氏齊名的世族地位還沒有形成，家族成員被人輕視的事情還時有發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學者餘嘉錫先生所説的那樣：“謝氏雖為江左高門，而實自萬、安兄弟其名始盛。謝褒父衡雖以儒素稱，而官止國子祭酒，功業無聞。……後來太傅名德，冠絕當時，封胡、羯未，爭榮竟秀，由是王、謝齊名。”

東晉中期，謝氏家族傳到謝安、謝萬、謝石和謝尚、謝玄、謝琰等人，亦即謝纘的曾孫和玄孫輩，是謝氏家族最為輝煌和最為榮耀的時期。當時，謝安由於超人的聲譽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的寶座，謝尚、謝萬、謝石、謝玄、謝琰等人也各領強兵遍佈方鎮，謝氏家族的人幾乎壟斷了東晉王朝的軍政大權，形成了與皇族司馬氏“共天下”的局面。特別是公元383年，由謝安坐鎮京師任總指揮、謝石任征討大都督、謝玄任前鋒都督、謝琰任輔國將軍，4人聯合導演了一場震古爍今的“淝水之戰”，創造了8萬人大勝前秦25萬入侵者的以少勝多的戰例，更使謝氏家族無限榮光。事後，謝安等4人同日封公，鼎貴無比，不僅獲得了應有的獎賞，而且還使家族的門閥地位得以確立。

從東晉到南朝，是謝氏家族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中，謝氏不僅擁有在社會上排名第二的高峻門第，而且還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特權。其優越的處境，有時連皇帝也望塵莫及。根據近人的研究表明，在東晉到南朝的200多年中(公元317~589年)，謝氏見於史傳的人數就有12代、100餘人。他們大多進入仕途，遍佈政界和軍界，發號施令，高居人上，有時還能擺佈皇帝。這一時期的封建政權由晉而宋，再由宋而齊，而梁、而陳，亡國之後的帝王之家想求為平民而不可得，而他們則不受朝代的限制，可以累朝累世永遠貴顯。甚至一些出身寒微的開國皇帝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還把能得到謝家人主持的登極儀式作為一種榮耀，而他們有時對這種事情也不屑一顧。可見，他們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上所處的地位是多麼特殊。

六朝時期，謝氏家族還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擁有自己的莊園、山林和勞動人手。當時的朝廷有明文規定，在官之人都可以按官位高低佔有土地、山澤和佃客，多者可以佔田50頃，佃客40户，少者也可佔田10頃，蔭客5户。謝氏族大官多，擁有的土地和勞動人手也就多，經濟實力自然雄厚。所以在晉末和南朝的時候，謝安孫謝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他死後10餘年，至宋元嘉中(公元424—453年)，夫人東鄉君去世時，就有“資財鉅萬，田園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就有數百人”。而謝玄曾孫靈運，在會稽始寧擁有更多的田產，其中包括兩座山、水田旱田、5所果園，以及大面積的竹林菜圃。這種龐大的莊園經濟，在當時世族中首屈一指。

謝氏家族還人才濟濟，各有所長。短短的200多年中，不僅出了許多叱吒風雲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出了許多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詩人。其中如謝安、謝玄的政治和軍事才能早已名垂青史，謝靈運、謝朓的文學成就亦為世人矚目。謝道韞詩文俱佳，不失女中魁首；“前有封胡(謝韶)、遏末(謝淵)，後有覽(謝覽)、舉(謝舉)”，亦皆族中俊秀。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謝氏所以能累世貴顯，正是他們維繫着箕裘家風不墜。

所以，謝氏家族便成了眾所仰望的高門大族。唐人柳芳在評論南北朝世族時説：“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這是把謝氏排在六朝貴族的第二位；南朝人紀僧真向齊武帝請求當世族，齊武帝讓他去徵求謝氏的意見，可見在皇帝眼中，謝氏也是世族領袖；後來侯景想與謝氏聯姻，梁武帝也認為侯景家的級別不夠，與謝氏所處的不是一個檔次。上述這些事實無不説明，謝氏家族在當時的確處於高不可及的特殊地位。

家族政治地位演變

謝氏家族在六朝時期所以能夠持續貴顯，除依靠家族成員的不懈努力以外，還利用了兩個基本手段：一則“宦”，另則“婚”。前者是保持政治地位不變的根本，後者則是社會地位的可靠保證。僅就“宦”而言，不同時期的謝氏家族還有不同的特色。

(一)上升時期的仕宦特色

從謝纘在曹魏中葉為謝氏家族開基到東晉末年以前，是謝氏家族的上升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謝氏家族共傳5代，有史可考者25人，其中有21人進入仕途。其第一代謝纘初顯於仕宦後，第二代謝衡便歷官博士、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經、知識淵博而任皇帝、太子身邊近侍，開始進入中央政界。三世謝鯤“不恂功名”，對仕宦持消極態度，擔任的最高官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會上有極高的名聲，被譽為“朝廷之望”。他的胞弟謝褒則出任了吳國內史一職，擁有着一個頗有政治、經濟實權的地方職位。謝氏家族的第四代，即謝安等人所在的世代，可考的7人中有6人進入仕途，入仕的時間都在東晉建國以後。從所任官職上看，6人中有3人擔任過一品高官，官位最低的1人也居五品之職。此外，6人中還大都擁有軍權，其中5人有將軍號，3人開府，4人出據方鎮。緊接其後的第五代有11人入仕，其中最高官一品2人，最低官六品2人，有將軍號者2人，1人開府，1人任職方鎮。這兩代人生活正東晉中葉前後，他們生機勃勃，握兵執政，在中央擔任參與決策的要職，在軍界出據重鎮，操縱全國的政治和軍事命脈。東晉軍隊“北府兵”的組建和“淝水之戰”的勝利也都由這兩代人完成，他們幾乎支撐着當時的整個東晉朝廷。

謝尚是第一個擔任高級官職的謝氏家族成員。他在政界的最高職務是三品尚書僕射，在軍界是二品衞將軍，贈開府。他是謝鯤的長子，謝安的堂兄，一生主要從事軍事活動，先後任過江州、豫州刺史，有鎮西將軍等軍號8個，都督軍事5次。

謝安是謝尚以後地位最高、名聲最重的一人，實際上也是整個家族的標誌。他當政時，推薦從子謝玄出任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軍事，建立了精悍善戰的“北府兵”，奠定了家族的武力基礎。在淝水之戰中，主要軍界職務全由謝家人擔任。戰後，謝安進位太保，都督揚、江、徐、兗等15州軍事，掌握全國軍政大權；謝石進為中書令，掌握朝政中樞；謝玄進號前將軍，假節；謝琰也任護軍將軍。不久，去世後的謝安又與弟石、子琰、兄子玄同日封公，確立了絕對的政治優勢。

(二)從武官到文職

從晉末到宋末近100年間，是謝氏家族發展的第二個時期。生活在這一時期的是第六至七代，可考者40人，其中有30人進入仕途。在這些入仕者中，官登一品者1人，七品者2人，其餘都在二至七品之間。他們中任職軍旅者6人，其中1人出居方鎮。

與前一時期近半數的人掌握軍權相比，謝家人這時出任軍職者明顯減少。不僅如此，所居武職也明顯變化，如6世謝裕為右衞將軍、謝述為左衞將軍、謝混為中領軍；7世謝晦任衞將軍、謝遁任冠軍將軍、謝弘微任右衞將軍。這些軍號多是虛銜，實際領兵者僅有謝混、謝晦1人。但謝混早在晉末就被宋武帝殺害，軍隊被吞併，謝氏所掌握的軍權大部被剝奪；剩餘的部分由謝晦統領，任都督荊湘等7州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兼荊州刺史。宋文帝對他放心不下，於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詐稱北伐，親率禁軍西上，謝晦倉促應戰，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濟臨陣倒戈，終於兵敗被殺，連其兄弟謝遁、從子謝世基也被斬首示眾。至此，謝氏的軍權全部喪失。

在文職方面，謝氏家族成員在這一時期的仕宦也不盡如人意，其特點是當官清顯而不秉政，出仕變成了門户的點綴。當時的劉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謝氏家族這樣高級世族的社會地位和優雅的文化素養來裝點門面，但同時又怕他們與自己分權秉政，於是便設計出一批高官顯爵來，專門來供養這些高級世族。謝氏第六代中的謝澹便是最為典型的一人。他是謝安的嫡孫，宋初任太尉、太保、特進等顯職，官位之高無以復加，但卻設有任何事功，僅是主持過宋武帝的登基儀式而已。這正如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指出的那樣，謝氏“在晉宋撣讓革命中，起了為新帝加冕的羅馬教皇那樣的作用”。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從宋末到陳，謝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們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佔全部仕宦人數的39%。

謝家人在這一時期擔任的上品官，計有侍中、散騎、中書監令和東宮官屬。侍中和散騎的地位在宋代以後繼續下降，最後成為“終非華胄所悦”的閒散之職。中書監令的權力則落入位卑權重的中書舍人手中。謝家人出於身份地位的考慮，沒有一人擔任過這種官職，這就意味着謝氏與軍國政權的距離越來越遠。至於秩重望清的東宮官職，儘管是當時貴族普遍看好的職位，但仍然沒有什麼實權。

由於謝氏家族的當官之人遠離了權力中樞，勢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齊時期，謝氏擔任三品以上高官的僅有2人，至陳朝中葉以後則無1人出任高官。因為官位降低，謝氏見於史籍的人數也迅速減少，至陳朝末年時，整個家族中只剩下謝貞1人，所擔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時，膝下僅有一個6歲的小兒，“鮮兄弟，無他子孫”，不得不託孤於族子謝凱，而謝凱又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人。所以到陳朝末年，謝氏由於家族成員少，近親中又沒有強有力的人物，已經下降為孤寒之族。甚至在陳始興王陳叔陵發掘作為謝氏標誌的謝安墓時，族中竟無一人出面干預，其勢力之弱於此可見。

為了拯救急劇下降的家族地位，謝氏也有人作過一些努力。這種努力表現在仕宦上，如出任能顯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這也畢竟是力不從心的了。

總之，仕宦作為謝氏家族維持政治地位的一種手段，在謝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確起過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葉以後，由於當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實際意義。謝氏在沒有仕宦而來的權力、武力、財力作後盾的情況下，僅憑既成的社會地位苦苦支撐，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條路。

與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謝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現在社會上。通過嚴格身份等級界限、僅與那些與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與皇室聯姻、與同鄉貴族聯姻、與大族世代婚姻、與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聯姻等途徑，保證自己的血統高貴，這便是謝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從容奠定的婚姻基礎

謝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謝鯤娶中山劉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劉氏是魏晉時期著名大族，其中的一人便是與祖逖“聞雞起舞”的晉太尉劉琨，他們貴顯的歷史要早於謝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河內司馬氏等，而其中的太原郭氏又與太原王氏、河東裴氏、平陽賈氏、琅邪王氏等聯姻，共同結成一個封閉的婚姻圈。謝氏一開始就能進入這個高級的婚姻圈中，説明其婚姻基礎的建立是牢固的。

謝氏家族在謝鯤以後的婚姻個案，可考知者明顯多了起來。在謝安一輩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別有人與河南褚氏、沛郡劉氏、琅邪諸葛氏、泰山羊氏、長樂馮氏等大族聯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同郡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穎川庾氏2，這些也無一不是高門大族。隨着謝氏與各大族間婚姻聯繫的越來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礎也隨之奠定。

綜合研究謝氏家族早期的婚姻個案，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婚姻特點除注意與那些是自己同鄉的家族通婚和在聯姻時注意宗教信仰以外，還重視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親上加親”。如在謝玄這輩人14個婚例中，沒有一人與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聯姻王、袁兩族，其餘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著名世族。由於過分注重門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幾個家族當成經常通婚的對象，婚姻中錯綜複雜的重層關係和中表婚、異輩婚大量存在。如謝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從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謝玄女嫁袁質子袁湛，袁湛妹嫁謝玄從子謝重，等等，這些都是上述性質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於謝氏家族與皇室間的通婚事例，東晉只有一例。

(二)婚姻作用於家勢的途徑

歷史發展到劉宋時期，由於謝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較東晉中葉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對謝氏保持優越地位的作用也顯得格外重要起來。活動在劉宋時期的謝氏家族成員，主要是謝纘的六、七世孫。他們的婚姻見於史傳者，計有劉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陽劉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穎川庾氏、潁川荀氏和順陽範氏各1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這些婚例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是與皇室的聯姻大幅度增加，説明政治因素已經開始影響婚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實際上是雙方互為利用的結果。如在劉宋皇室一方，由於當初來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層，其開國皇帝劉裕在謝玄組建北府兵時還只是一名招募來的兵丁，其後因為軍功才成為滅晉建宋的統治者。正因為有這樣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權後的突出問題便是提高社會地位，縮短與名宗大族之間的距離。其採取最有效的辦法便是聯姻高門。為此，他們還制訂了一條“尚主者並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國方針，即為了能夠與大族聯姻，連駙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慮，可見，他們為了提高家族地位，與大族聯姻的慾望是相當強烈的。

在謝氏一方，由於軍權的相繼失去和對政權的操縱能力越來越低，為了保持現有的社會地位，不得不尋求政治靠山，而與皇室聯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滿足這種願望。正如當時史書所説的那樣，“與國為婚者，無問俊庸，皆登顯貴”，謝氏所需要的正是這些。從此，以政治利益作為婚姻的主要條件，也就成了謝氏婚姻中的突出特點。

至於前一時期謝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幾個特點，這一時期依然存在，所發生的變化並不大。如身份內婚制仍在維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東晉末年，勢傾朝野的卞範之主動提出要把女兒嫁給謝方明，謝方明始終沒有答應，就是因為他出身低賤的緣故。

(三)衰落時期的婚姻特色

齊梁以後，謝氏家族日趨沒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謝纘的8～13代孫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劉氏、琅邪王氏、蘭陵蕭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顏氏、陳留阮氏、晉陵王氏、南陽張氏和未明關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謝氏與彭城劉氏和蘭陵蕭氏的婚姻屬於國婚，時間歷宋、齊、梁三代，100餘年，共六例，從數量上看雖佔一定比例，但與前一時期相比有明顯減少的趨勢。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與謝氏家族的衰落有關。如《南史·謝脁傳》載，梁武帝初以女適脁子謨，後來“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像謝謨這樣的一流高門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張弘策的兒子，且武帝又嫌其“門單”，可見這時謝氏的勢力已相當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拋棄的苗頭。

為了拯救家族地位，謝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興的權貴中選擇婚家，對他們門第的要求也不如從前那樣嚴格了。如才名冠於古今的謝脁竟娶“屠狗商販”出身的王敬則女，其原因就是由於王敬則是齊朝的開國勳臣，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謝靈運孫謝超宗為子娶車騎將軍張敬兒的女兒，而張敬兒也是依靠軍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書説謝超宗常有懷才不遇之感，經歷坎坷，“愈不得志”，與張敬兒攀親顯然是想解決政治上的困境。

總之，謝氏家族的婚姻從西晉時期開始以來，如同它的家族發展史和家族成員仕宦的發展歷程一樣，也經歷了一個歷史的過程。通過研究可以看出，當時謝家人的婚姻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是伺等密切。

家族本體文化研究

所謂本體文化，即只與謝氏一族有關的文化現象，包括字輩文化、家譜文化、遺傳文化、家風族風等等，今試以分別探討之。

(一)謝氏家族的宗族風貌

六朝時期的謝氏家族除風雲於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領域外，還有特色鮮明的宗族文化。在內容眾多的宗族文化中，最為核心的東西便是以孝傳家的宗族風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題之一，至漢末三國以後，由於世族制度的發展，社會上展開了“忠君”與“孝親”誰先誰後問題的爭論，其結果是“忠君”思想從漢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於雙親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責任。這便是六朝時期謝氏家族所處的社會環境。

由於社會輿論的提倡和謝家人的天性，實踐孝和以孝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貫穿於謝氏家族的14代人中，捨身奉親、悌於宗族的事例史不絕書。如謝尚“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痛過禮”，“十餘歲遭父憂”“號啕極哀”；謝幾卿在父親謝超宗因罪流徙時“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痛，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十餘乃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謝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及丁父憂，晝夜號痛，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母后遇亂而卒，藺“號痛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終月餘日，因夜臨而卒”。其子謝貞，祖母患風疾，“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貞“號頓於地，絕而復甦者數矣。初，貞父藺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蒿乃共清華嚴寺長爪禪師為貞説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饍粥。”後遇亂，母不知所在，貞“必晝夜涕泣”。上述諸人，或孝於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於幹侄，皆各稟家風，出於天性，充分反映了謝氏家族的家族風貌。

六朝時期的謝氏家族不僅是一個政治、社會大族，而且還是一個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學、詩歌、宗教、繪畫等領域所創造的文化成就許多都代表着當時的最高水平。試分述如下。

(一)東山風度與玄學家風

東晉初年以後，以謝安等人為代表的各界名士經常遊處於東山會稽一帶，“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開創了一種世人矚目的文化風氣，亦即享譽後世的“東山風度”。其實，東山風度的核心是崇尚虛無玄遠，是包括謝氏家族在內的名宗大族最為推崇的一種精神時尚。早在西晉末年，謝氏家族的謝鯤就已成為談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領袖之稱的王澄“惟收謝長史可與言”，謝安也評價他“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這其中雖有過譽成份，但也表明他在當時玄學家中的確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人物。此後，整個謝氏家族便在他的帶動下成為玄學世家，出現了謝安、謝萬、謝玄、謝道韞、謝靈運、謝惠連等一大批長於玄談的風流俊士，最終形成以玄學傳家的家風族風。這種風氣，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徵。

(二)謝靈運、謝脁等人的文學成就

眾所周知，六朝時期的謝氏家族是一個文學大族，族中的謝靈運、謝朓是當時文學運動的主將，也是“山水詩”和“永明體詩”的代表人物。其中謝靈運與當時擅寫田園詩的陶淵明齊名，人稱“陶謝”。他喜愛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賦和豐富的閲歷，為詩觀察入微，筆法細膩，用語富麗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等等，無不“稱性而出，達情務盡”，如出水芙蓉，自然可愛。鍾嶸《詩品》評價他的詩“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所以，每當他有新詩寫出，“貴賤莫不竟寫，宿昔之間，土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

謝脁的貢獻也在詩歌方面。他不僅長於山水詩的寫作，而且在作詩時重視聲律和辭藻的運用，善於熔鑄和剪裁。他的詩辭句秀麗，音律和美，帶有一種清新的風格。這種風格已經十分類似唐人的絕句，因此對唐代詩人王維、孟浩然等人影響至深，即使是有“詩仙”之稱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謝宜城”。

由於謝靈運、謝脁二人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巨大，後人把他們並稱為“二謝”。的確，他們確為謝氏、也為時代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在他們筆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機盎然的圖畫。人們通過欣賞他的詩，不僅可以從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還可以陶冶情操，激發對生活的熱愛。後人把謝靈運稱為山水派祖師，把謝脁稱為唐詩鼻祖，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

(三)謝赫和他的繪畫理論

南朝蕭齊時期，謝氏家族中出了一位傑出的人物畫家和繪畫理論家謝赫，他在上述兩個方面的貢獻代表着當時繪畫界的最高水平。據説他“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思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妝，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時竟新”，具有高超的寫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圖》和《晉明帝步輦圖》等傳世。

在多年繪畫實踐的基礎上。謝赫還編撰了《古畫品錄》一卷。他在書中除把此前的27位畫家分作6品並加以評論外，還在書中系統闡述了他對繪畫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繪畫理論。如他十分重視繪畫所反映主題的重要性，認為“圖繪者，莫不明勸戒，着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鑑”，意思是畫家的作品必須具有正確向上的主題，使欣賞的人從中受到教益。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他又提出了包括“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等內容的6項準則，亦稱“繪畫六法”。這“六法”既是繪畫創作的基本理論，又是繪畫批評的6條標準。由於其價值獨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後，—直受歷代畫家和評論鑑賞家的推崇和重視，對後代繪畫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宋人郭若虛曾在《圖畫見聞志》中把“六法”椎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認為“六法精論，萬古不移”，這種評價是很能説明他繪畫理論的真正價值的。

(四)獨樹一幟的佛教理論和佛經翻譯思想

謝氏家族大約在進入南朝以後，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轉變，—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論家也隨之產生。在這些人中，最有建樹的是謝靈運。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經翻譯方面的理論可謂獨樹一幟。

在佛教思想上，謝靈運主張化解佛教與玄學、儒學之間的矛盾，在《與諸道人辯宗論》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觀點，認為“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鑑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鑑周，理歸極”，應當“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這種把儒家作聖之功和佛家頓悟思想相結合、用佛理充實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論點，在當時是有重要意義的。正如當代學者湯用彤所説的那樣，由於謝靈運這種新論點的提出，“玄遠之學乃轉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聖人之可至，而為伊川謂‘學’乃以至聖人學説之先河。

在翻譯理論上，由於謝靈運有長於道觀、精通梵文的自身優勢，“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他曾與劉宋著名高僧慧睿探討梵文佛經中詞句的含義，後來慧睿就根據這些探討的問題編成了《八十四音訓敍》一書。另據唐人慧均所編《大乘四論玄義記》載，謝靈運在精通梵語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反語成字”的翻譯規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韻方面的雙重問題。書中又稱：“謝靈運亡，諸經胡字，前後誰説，莫能是正，歷代所滯，永不能解。”這裏把謝靈運的去世當成佛經翻譯界的一大損失，甚至認為許多疑難問題從此永遠不能解決，雖然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也可以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出謝靈運所具有的真實地位和影響。

淝水戰後南方內部矛盾複雜。一為上下游即桓氏與謝氏的矛盾。這一矛盾，由於太元九年桓衝死後謝安未併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諸子以及桓伊分督荊、江、豫州，妥善解決，“彼此無怨，各得所任”（《謝安傳》）。另一矛盾，即司馬氏與謝氏的矛盾，在淝戰前夕以司馬道子與謝安共錄尚書事而微有暴露。淝戰後久不封賞，較明顯地暴露了這一矛盾。加以讒毀迭起，謝安越來越不能自安於中樞職任，不得不於太元九年八月自請北征，並於十年四月出居廣陵，八月死。司馬道子遂得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完全排除了謝氏在中樞的存在。這樣，謝玄也不能自安於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於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會稽內史職②，十三年正月死。《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載其《山居賦》自注曰：“餘祖車騎（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安）既薨，遠圖已輟①，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②。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據此可知，謝氏始寧山居，當始創於此時。這是陳郡謝氏家族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

謝玄解駕東歸以至於死，標誌着謝氏門户越過了其發展的頂點。從此以後，謝氏家族再未產生真正當道處軸的人物，只是在一個時期內還保留着對北府兵的影響，這通過謝琰的活動可以看出。

謝琰為謝安之子。謝安死後十餘年間，即東晉孝武帝與會稽王司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兩支分助主相③的這一時期中，謝氏家族人物包括謝琰，均無所作為，這是謝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壓抑的結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於京口，朝廷始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領兵征討。這顯然是由於陳郡謝氏門户可以當太原王氏門户，而謝琰與北府又有歷史淵源，司馬道子欲加利用的緣故。王恭事平，謝琰於隆安三年遷衞將軍、徐州刺史，假節。案晉制，假節雖有在軍事時期可殺犯軍令者之權，但謝琰為刺史假節而不得為都督，畢竟只是單車刺史，與都督徐兗諸州軍事的劉牢之相比，勢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過是在王恭事平之後欲以謝琰平衡劉牢之而已。孫恩兵起，朝廷始加謝琰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以鎮壓之。隆安三年，謝琰以徐州刺史④加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到此為止，謝琰始有較大的軍事實力。據《謝琰傳》，謝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蓋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這是謝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劉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謝琰戰敗被殺，謝氏門户力量更衰。此後的謝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門人物一樣，都不得不陸續投靠出自北府將的劉裕或劉毅，不再能獨樹一幟，歷史上真正的門閥政治，從此就趨於破壞。

門閥政治作為一種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劉宋時還有較強的餘波。治國需要知識，而通曉朝典、諸悉人物、具有治國知識的人，在當時只有士族。可以幫助皇帝實現統治的寒門知識分子，其出現併發揮作用還須一段發育時間。劉宋文帝元嘉一朝，決斷權無例外地屬於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謝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們插手。文帝為了實現皇權政治，有魄力誅殺前朝顧命大臣徐羨之、謝晦等人。但是《通鑑》元嘉二十八年説：“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綽，凡十二人。”②這又説明宋文帝的皇權政治，還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為自己的枴杖。此後雖然有寒人知識分子逐漸進入歷史舞台，但是門閥士族在文化、社會、政治上的影響依然存在。他們居高位而驕矜作態的表現，在南朝歷史上竟比東晉時突出得多。

關於陳郡謝氏，史學界曾注意到一個顯著的問題，即謝氏人物被孫恩起義羣眾殺戮的，比其它士族門户都多。謝氏被殺人物之著名者，計有謝安之子謝琰，謝琰之子謝肇、謝峻，謝鐵之子謝邈、謝衝，謝衝之子謝明慧等。謝奕之女謝道韞，幾與其夫王凝之同死會稽。究其原因，我認為除了孫恩與長期執政的東晉門閥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還有孫恩與謝氏的特殊矛盾。謝氏是孫恩起事之時影響最大的一家門閥士族。孫恩起事，首先是反對當權的司馬元顯，同時也特別仇視其時最有影響的士族謝氏。謝氏家族的經濟勢力在三吳擴展，也較其它門閥士族要顯著一些。所以謝氏人物或居家或為官在三吳者，在孫恩起事的戰鬥中首當其衝。

據《宋書》卷五三《謝方明傳》及《晉書》卷七九《謝邈傳》，孫恩起兵地點原擬在以謝邈為太守的吳興郡而不是以王凝之為內史的會稽郡。孫恩曾為謝邈門下客的從者，往來於吳興郡中，熟悉謝邈及謝氏家族情況。吳興起兵因故不果，始改會稽，但謝氏人物死於孫恩之役者，仍以吳興郡為多。

孫恩起事以後，主要的戰場對手，一個是以徐州刺史督吳興、義興兩郡軍事，後來又以會稽內史督五郡軍事的謝琰，謝琰不久即被孫恩軍殺死；另一個是統領北府兵的劉牢之，而北府兵與謝氏家族關係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這也是孫恩與謝氏家族矛盾表現得特別尖鋭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