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訓正

陳訓正1902年中舉人。同年在上海蔘與創立“通社”，研究數學、詩文及翻譯日本和西洋的科學名著。1903年赴日本訪學，採購科學圖書、儀器後歸國。1904年創辦育德小學，任校長。1905年至1911年任寧波教育會副會長。1909年秋當選為浙江省諮議局議員。1910年加入同盟會。同年夏至上海，與湯壽潛、戴天仇、陳訓恩(佈雷)等創辦《天鐸報》。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參與寧波光復，寧波軍政分府成立後主管財政，不久改任參議。1912年在上海蔘與創設平民共濟會，主編《生活雜誌》。1917年起籌辦佛教孤兒院等慈善事業，任院長至1926年，總計收養兒童268人。1920年冬任上海《商報》經理兼總編輯。1925年應邵力子之邀請赴廣州，任黃埔軍校辦公廳秘書。1927年5月任浙江省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7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杭州市長、浙江省民政廳代廳長。1931年1月再次出任杭州市市長。1932年夏應蔣介石之邀，主持修纂《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1939年到永康，任浙江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1942年11月任浙江省臨時參議會議長。 ^[3] 

1943年10月19日，病逝於浙江雲和縣，終年71歲。 ^[1] 

陳訓正的祖父、父親經營茶葉、錢莊及典當業，家道殷實，但樂善好施，聲名遠揚。陳訓正9歲時，父親、祖父相繼過世，家道中落。陳訓正秉性聰穎，過目不忘。其母治家有方，陳訓正自幼便受到嚴格管教。在家人的支持鼓勵下，陳訓正一心向學，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教育，22歲入縣學。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應考中舉，從此名揚鄉里，時人稱之為甬上“陳氏三文豪”之首。陳訓正雖中舉，但他矢志新學，無意於功名利祿。早在1897年，他便集合同鄉志同道合者如陳靜堂、馮君木同志組織“石官算社”“刻社”及冶羣學會，以詩文氣節相礪，並致力探研天文算學及生物理化等新學。時清廷腐敗，外每日驅，陳訓正的思想已經悄然發生變化。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已成為他畢生為之獻身的理想。1901年他東渡日本，訪求科學圖書儀器。並以所覓到的蠶桑良種帶回國內，從事研究與實驗。1902年，陳訓正在上海創設通社，譯印西學著作與新政各種書籍達數十種，風行一時，傳誦顏廣。 ^[3] 

時清政府下令實行“新政”，浙江各地撤起興學熱潮。陳訓正彈精竭慮，推動地方教育事業的發展。1904年他與江蘇候補道盧鴻滄首倡，與省內各地有名士紳聯名呈報清廷，請為隨民“脱籍”。清廷准奏，寧、紹兩地隨民遂得解脱。之後，由盧鴻滄出資，陳訓正親任校長，兩人聯合創辦“育德農工小學堂”，招收脱籍子弟人學。陳訓正自編教材，首先施以“人格教育”，並親自撰寫學堂校歌，歌詞日：“堂堂亞東，澳澳大風，四明佳氣橫青葱。聞越中子弟，誰人不是文明種？裏消紅滅，何堪父老尚痴聾？撞破自由鍾，責任如山壓肩重，喚起人間夢。民權挽補天無功，願同胞大家努力，一雪奴才痛。心腸菩薩膽英雄，福我眾生眾。”其後，他又與趙家藝將原月湖書院舊址改建為寧波府師範學堂，並與鍾觀光等籌辦寧波女學。這兩所學堂後改為省立第四師範與縣立女子師範。1905年，寧波府教育會成立，陳訓正任副會長，他又先後將城鄉各書院、蒙墊改為新式中小學堂。在甬屬六縣中，共興辦中小學達三四百所。 ^[3] 

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陳訓正雖未入會，但與趙家蘇、趙家藝兄弟等同盟會員素來交好。受其影響，陳訓正乃以教育界為基礎，組織革命志士，密謀發動反清革命。他還與張靜江、陳其美等人來往密切，其主持的私立育德農工小學成為革命派秘密聯絡地點。 ^[3] 

1908年，陳訓正擔任浙江高等學堂國文教習，在課堂教學時亦時時注意啓發學生思想，培養革命人才。1909年，浙江省第一屆諮議局選舉，陳訓正被選舉為省諮議局議員。翌年初，他到上海發起創辦《天鋒報》，任社長兼總編輯，倡言革命，並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11年夏，國內革命形勢日益明朗。同盟會中部總會在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的籌組下，於7月30日在上海成立。陳訓正受派返回寧波，出任同盟會寧波支部副會長，受中部總會領導。同時，為掩人耳目，發起成立了國民尚武會寧波分會，招募成立國民體操團，分期操練。武昌起義爆發後，陳訓正與範賢方、魏炯、林端輔等人在甬策應武昌起義。10月22日成立民團、商團，成立保安會，陳訓正任副會長。於11月5日，寧波與杭州同一天宣佈獨立。獨立後，成立了寧波軍政分府，陳訓正被推為財政部長但他以不嫺計政，力辭不受，薦張傳保繼任。 ^[3] 

民國創立後，陳訓正致力於推動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1912年，陳訓正到上海，與趙家藝等人創立平民共濟會，主辦《生活雜誌》，提倡節育，禁止早婚、辦組合（即今之合作社），主張糧食國營。隨後他返回寧波，與陳謙夫、趙家蘇等創辦私立效實中學。同時，他還創立了寧波中等工業學校，任校長，並增設附屬初中文化班。1931年改名私立正始初級中學。1917年，陳訓正與天童寺八指頭陀發起成立僧尼教育會，並籌建了以陳訓正為委員長的“寧波佛教孤兒院”，收養了大量孤兒。 ^[3] 

1920年，陳訓正與趙家藝等在上海又創辦《商報》，他自任社長，由陳布雷代主筆，《商報》刊載大量反帝、反軍閥、反專制的政論文章，名噪全國。一度與《申報》、《新聞報》鼎足而立。1927年後首任浙江省府委員，一度攝民政，兩任杭州市長，創辦了省立西湖博物館。後赴南京任國民政府參事。因其“天性耿介，不妄取與，而在官廉正，不遙問家人財產；納於言辭，顧質而算阿，恆面斤人過”，故不一年歸，自此潛心於著述。主持修篆《鄞縣通志》、《國民革命史》。著有《天嬰室文稿》《天嬰室詩集》、《天嬰文存》、《晚山人集》、《悲回風》《澤畔吟》《讀禮記》《論語時訓》、《孟子學説》《倪言》《倪林》、《歲寒述學》等數十卷。 ^[3] 

1943年10月19日，陳訓正病逝於浙江雲和縣，時任省臨時參議會會長，終年71歲。 ^[1] 

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諸多學者不但積極肯定陳訓正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實踐，而且將之概括為“積極興辦普通教育”“在寧波首倡職業教育”“提倡特種教育”，進而在此基礎上，認定“重視實用之學”“倡導教育平等”“強調因材施教”正是陳氏教育理念的核心內容。諸如此類的探討，僅僅着眼於強調其角色、作用的重要性，卻沒有將陳氏的教育實踐活動置於具體的時空背景之中考察其來龍去脈，同時又漏載了陳氏在辦學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至於其所歸納的陳氏教育理念，也有待進一步探討。 ^[2] 

實際情況是，總結教學經驗、探討教育理論，並非陳訓正日常工作的重心所在。從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來看，陳氏對教育理論的深入思考僅三次，且在時間上呈間歇式分佈。第一次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中，其反思的結果，一是認定廢棄八股取士之制乃歷史發展的必然歸趨，二則認為整個小學教育的核心內容就是閲讀“五經”，用以確立識字為文的根基。第二次是在上海與鍾憲鬯等人合作創辦《寧波白話報》並擔任主編期間（1903—1904），通過選刊《小學教育問答》《論女人家應該讀書的道理》《論實業的教育》等文章，大力呼籲重視女子教育、創辦徒弟學堂和實業補習學堂，同時設計出一套比較完整的小學教育方案。第三次是在1924年春應邀為李琯卿《新教育談》作序時，一則嚴厲批判傳統教育模式，斷言中國自古無“人才教育”，二則認定當前學校教育功能有限，三則充分肯定李琯卿所宣揚的“自學輔導”，同時又認為李氏此法及舶自美國的“設計教學”“道爾頓制”，都和他所倡導的“天才教育”原理相通、功能相近。 ^[2] 

由此不難發現，陳訓正早年對教育的理論思考，無論是對科舉制度的批評，抑或對女子教育、實業教育的倡導，主要以“改良教學內容”為旨趣，而時至1924年春，“改進教育方式”顯然業已取代“改良教學內容”，成為陳氏關注的重心。關注重心的這一轉移，折射出陳訓正對教育的體認確實並未原地踏步；但與此同時，陳氏對傳統教育方式的批判和對學校教育功能的評估，無疑有待商榷。至於其將“設計教學”“道爾頓制”等同於“天才教育”的這一論調，則體現出陳氏當時比較自傲的心態。 ^[2] 

倘若追本溯源，陳訓正倡導的“天才教育”觀，實際上只是對其友錢保杭（1878—1922）相關論説的轉述；如“母教之不可以忽也”“為教在蒙養，立人必立始”之類的見解，也未必由陳氏本人所首創。然而，儘管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統，又多非原創，但陳訓正對近代寧波地方教育的滿腔熱忱與持久付出，卻有目共睹，並因此早在1915年7月就已被《申報》譽為“地方誌士”。而1934年8月鄞縣正始初級中學從寧波中等工業學校獨立成校之時，為紀念這位老校長，特定校名為“正始”，同時號召“凡吾工校校友以及正始諸君子均應知此命名意義，時時體會，並應以陳先生之辦學精神為精神，以陳先生愛護工校之熱心來熱心維護工校與正始，使兩校校務共同發展”。要之，教育事業的進步不僅需要不斷更新教育理論，還在於從業者對教育的熱愛與付出。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