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伯

陳翰伯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在校期間即參與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組織工作，並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並在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去西安東北軍中辦報，22歲即擔任《西京民報》總編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7年，他陪同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赴延安。1942年任重慶《時事新報》採訪部主任。1945年，任《新民晚報》副總編輯。1946年任上海《聯合晚報》總編輯。1949年在西柏坡任新華通訊社總社編委兼國際新聞部主任。

建國後，他先是從事新聞教育，後來編輯政治理論刊物《學習》雜誌。1958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 。1964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文化大革命”中，陳翰伯受到殘酷迫害，多次被批鬥，並被非法關押進“牛棚”。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6年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代局長。1978年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晚年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

“一二·九運動”前夕，陳翰伯其他進步同學在斯諾先生家裏結識了北大學生俞啓威（David俞，後來叫黃敬），清華學生姚克廣(Yorker，即姚依林)，他們都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1935年大約是11月，黨領導下的北平學聯秘密成立，它發動和組織了這場規模空前的愛國學生運動。 1935年12月9日這天，陳翰伯是燕京500多名請願學生的總領隊。隊伍剛走到海淀鎮，就遇見了前來阻攔的大批警察。陳翰伯前去跟他們交涉，那個巡長模樣的人要學生“高抬貴手”，退回學校，學生們哪裏理他？陳翰伯大吼一聲，同學們擁上公路，重整隊伍，向城裏進發。走到西直門外高粱橋，橋上密密麻麻布滿警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槍，殺氣騰騰。面對全副武裝的警察，沒有人退縮，沒有人發抖，同學們反倒向他們高喊“讓路！”“滾蛋！”這時，隊尾傳來消息，清華大學的隊伍已經開到，燕京學生士氣大振。站在橋頭前列的女同學龔維航（後來叫龔澎）揮手一聲高喊：“衝啊！”同學們一下子就衝過去了，警察潰不成軍，跺腳大罵。

但是，西直門的城門早就關上了。西郊各大學的同學，臨時決定在西直門外開大會。同學們拿着喇叭筒輪流發表演講，有的控訴日軍的暴行，有的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有的領頭高喊口號。這是一次向市民擴大宣傳的機會，單隻這城門關閉，交通中斷，就足以啓發數十萬市民想一想國家的危難了。當天城裏的學校北京大學、女師大和一些中學數千名學生舉行了遊行請願，頂着軍警的皮鞭和高壓水龍奮戰了一天。晚上回到學校，同學們熱血沸騰，紛紛擠進學生會辦公室出主意、想辦法。一個華僑同學跑進來放聲大哭，説他在海外長大，一向覺得非常屈辱，只有今天才感到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

12月16日，北平學生又舉行了規模更大的遊行。而在15日，北平學聯派陳翰伯和兩位清華學生去了上海。事先沒有任何聯繫，找誰呢？陳翰伯靈機一動，從《大眾生活》雜誌查到鄒韜奮先生辦公室的電話，在電話中用英語説明了來意。通過鄒韜奮、章乃器、沈鈞儒、沈體蘭等知名人士的幫助，到一些大中學校聯絡鼓動，促成了聖誕節前夕上海學生大遊行。12月24日早8點，南京路“五芳齋”點心店的二樓響起一串鞭炮，事先在街上溜達的三三兩兩的學生迅速聚集，打出標語橫幅，高喊抗日口號,埋伏在各商店樓上的同學紛紛撒下傳單.遊行隊伍被軍警打散了又聚，一次次“打游擊”。下午各路人馬匯聚,終於在火車北站勝利舉行了大會。

1936年1月，平津各校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向民眾宣傳抗日。陳翰伯所屬的第三團第二大隊29個人，在高碑店被特務堵在一個小飯鋪裏，學生們用桌椅板凳頂住門窗與特務對峙，他們則放火燒屋子，學生們終於寡不敵眾，陳翰伯被打得頭上流血，全體被特務押送回校。

“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點燃了全民族抗戰的第一支聖火，它的功績是不會湮滅的。

美國女記者海倫·福斯特1907年生於美國猶他州，1931年8月來到中國，翌年冬天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婚。在她丈夫1936年訪問延安以後，她也決心不顧困難和艱險，要到延安訪問。

1937年4月下旬，海倫在黃敬和王福時陪同下，悄然離開北平，乘平漢路火車到鄭州轉隴海路赴西安。在西安的接頭人是原燕京大學學生陳翰伯。到西安後，國民黨派了7名特工人員嚴密監視她的行動。但她機智地擺脱了特工人員。歷盡艱險，乘坐紅軍運貨卡車於5月2日到達延安。

在延安期間，她採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廣泛接觸了陝甘寧邊區的戰士、工人、農民、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學生，她與他們長談，時常提出問題，詳細作筆記。埃德加·斯諾訪問陝北時未曾見過的著名將領，海倫都見到了。她採訪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還為其中的34人寫了小傳，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了5次難忘的長談。她根據採訪寫成了《續西行漫記》一書。在海倫·福斯特·斯諾赴延安及在延安的採訪過程中，由王福時和陳翰伯陪同，並擔任翻譯。

1980年6月1日，一個萬里晴空的星期日，74歲的海倫在她居住康涅狄格州邁狄遜小鎮的一所老屋中，迎來了一位遠程來訪的客人，他就是35年前的老朋友，時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代表團團長的陳翰伯。兩人回憶起當年的往事，感慨萬千。

1936～1947年間，陳翰伯先後在西安《西京民報》《西北文化日報》、成都《新民報》、全民通訊社、重慶《時事新報》《文匯週報》、重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擔任過編輯、總編輯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進入重慶《新民報》，任副總編輯，主持晚刊。1946年赴上海，任《聯合晚報》總編輯。 ^[1]  他的公開身份是記者、編輯，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他需要做的是盡最大可能在報紙上登載政府不願意登載的消息，撰寫社論、時評，婉轉地策略地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時時刻刻處在危險之中。

1936年，陳翰伯到西安，在張學良出資創辦的《西京民報》擔任總編輯，該報的宗旨是宣傳東北軍復土返鄉、團結抗日思想。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該報快速、真實地記錄了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向人民大眾通告了事件真相。

圖1是一份珍藏在息烽集中營革命歷史紀念館的珍貴文物，這份《西京民報》的出版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6年12月13日）。其頭版頭條刊登的是“張楊對蔣實行兵諫”一文，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張楊抗日的主張。頭版還配有署名為“文伯”的文章“偉大的‘雙十二’”，文章高度評價了張楊兵諫的歷史意義。 ^[2] 

1939年夏天，陳翰伯進入成都全民通訊社工作。這個通訊社是抗戰開始不久，周恩來和民主人士沈鈞儒和李濟深商量，由李公樸出面辦的通訊社，方針是不僅報道正面戰場的消息，也能把敵後的戰鬥報道出去。敵後寄來的通訊，也就是從八路軍新四軍那裏寄來的，改寫一下，印發給各報登載。

1941年，在成都發生了“搶米事件”。因為大後方通貨膨脹，米價高漲，發生了少數身處絕境的老百姓搶米的事。不料國民黨特務機關異想天開，他們僱了幾十個流氓，讓這些人在四個城門口的米市上同時劃口袋搶米，動用宣傳工具造謠説“共產黨暴動了”，然後大肆逮捕，把地下黨兩位領導人羅世文和車耀先都抓了進去，把新聞界的一位編輯朱亞帆也抓去槍殺了。在這種白色恐怖氣氛下，陳翰伯四處奔走，把事件真相告訴了許多在成都的外國朋友，還把事件經過寫了詳細的報道，由通訊社負責人譯成英文，託人帶去昆明，打算交給合眾社的記者發到國外去。不料這篇稿子在飛機場被特務檢查出來，送信人和全民通訊社負責人都被抓了，一直關到日本投降之後。他們沒有供出陳翰伯，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陳翰伯1942年任重慶《時事新報》編輯部主任；1945年任重慶《新民晚報》副總編輯。

他在孔祥熙主辦的《時事新報》當主任期間，有記者寫了篇延安歸來的反共新聞稿，他只把寫風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給發表了，“精華”部分則全部刪掉。

當國共雙方簽下“雙十協定”、重慶談判即將圓滿結束之時，山城發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軍辦事處秘書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轎車，在撞傷路邊的國軍士兵後，繼續往前開，帶隊的班長一怒之下，端起步槍，就扣動了扳機。

李少石的突然遇難，中共方面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政治暗殺。當晚，周恩來趕到醫院，十分悲切地説:“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後，他的愛婿又遭兇殺。”

在宣傳基調上，《新民報》與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總編輯陳翰伯接到記者發回的新聞稿，在並未核實的情況下，大筆一揮，就寫下這樣一行譴責性的標題:“墨跡未乾，特務行兇”，比《新華日報》的標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殺》更有力。

由於陳翰伯在一系列的新聞報道中與國民黨唱反調，《新民報》老闆陳銘德生怕他再惹禍，連累到報館生存，就好不容易買到一張重慶至上海的飛機票，將他禮送出境了。 ^[3] 

1946年3月陳翰伯到了上海，由黨的上級負責人潘梓年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辦一份以非黨面目出現的、羣眾性的報紙，要儘可能灰色，爭取長期出版下去。這份報紙就叫《聯合晚報》。周恩來指示説：“在上海這個地方，由我黨直接經辦的報紙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鬥爭策略，要千萬堅持下去，能多辦一天就是一天。”

陳翰伯絞盡腦汁，採用各種保護色來掩蓋這張報紙的真面目，比如設法搞來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題字發表在頭版，又辦了五花八門的副刊，選登官方通訊社的一些稿子，自己發的新聞、通訊以至標題都一再推敲，儘量保持民間色彩。而實際上報道了大量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消息。當時，上海米價一日數漲，《聯合晚報》在頭版頭條以《米價突破百萬大關》為題作了突出報道（每石法幣100萬元）。第二天，上海市長吳國楨就把各報負責人叫去開記者招待會，氣得大罵，説米價才95萬，沒有到100萬。還説：“《聯合晚報》是唯恐天下不亂！你們要是不願意在上海待著，可以回延安嘛。你們沒有旅費，我吳國楨給你們掏！”其實，當吳國楨回到辦公室時，米價就已經突破120萬了。

《聯合晚報》還登過“本報四平專電”“本報徐州專電”等戰況，官方正在宣傳孟良崮戰役輝煌戰績的時候，唯獨《聯合晚報》以伊索寓言的方式報道了國民黨王牌軍、張靈甫的74師全軍覆滅的消息，氣得敵人暴跳如雷。

1947年春天，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京滬，延安撤退。特務經常到報社敲碎玻璃，恐嚇記者。陳翰伯（總編輯）和王紀華（社長）收到署名“國魂特務駐滬辦公室”的恐嚇信，內容是：“查貴報近來態度大變，論調強硬，完全受了中共和少數民盟分子利用，對國民黨一切施政大權肆意攻擊，極盡詆譭之能事，目無法紀，謀亂造反。本團職責所在，奉命掃蕩叛逆，不容坐視。為此先函警告，如執迷不悟，不變更論調，本團當以最嚴歷之手段對付，或將對李（公樸）聞（一多）同樣處置也未可知。尚有貴報一切機器生財設備，亦當玉石俱焚全部消滅，無論戒備森嚴，本團亦可按序實施，勿謂言之不預也！”5月24日警察終於闖進報社把報紙封掉了。6月底，地下黨派姚臻和陳翰伯聯繫，説黨中央對你們表示嘉獎，對你們受國民黨壓迫表示慰問。 ^[4-5] 

1958年，44歲的陳翰伯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總編輯。這時，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任務剛剛重新被確定為“以翻譯外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著作為主，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陳翰伯風趣地稱翻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是“洋務”，他就是洋務派。

為此，他奔走於中央宣傳部門及學界之間，不僅取得辦“洋務”(翻譯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特別分工，同時在沈雁冰、張友漁、潘梓年的支持下，通過籌備中的“外國學術著作翻譯規劃小組”，得到一份龐大的譯作規劃書目。陳翰伯在這個書目的基礎上組織館內外專家反覆研討，最後確定一個“削去冗繁留清瘦”的實施方針。即“以16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學術著作作為先期編譯的項目，從中再劃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三部分作為出書重點”。很快得到上級批准，並得以順利實施。

翰伯同志主持商務編政期間出版了近200種，這些書都是1982年商務85週年紀念時集中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主幹書目。由於選題經典，譯者權威，譯校嚴謹，編輯傾心，這套書已成為商務印書館的常銷也是熱銷品種。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時間，商務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名著有395種，幾乎將16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一些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一網打盡。

此外，陳翰伯主政商務時還出版了一套著名的普及讀物“外國曆史小叢書”，也正是因為這套小叢書，陳翰伯在文革一開始就在報紙上被與鄧拓、吳晗一起點名批判 ^[6]  。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陳翰伯已從商務印書館調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 文革開始不久，陳翰伯就遭到批鬥，並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非法關押進“牛棚”。1966年7月20日，在《光明日報》上登載一整版的署名文章，對陳翰伯進行點名批判，將其與“三家村”的鄧拓、吳晗並列，無理指責陳翰伯借編輯出版《外國曆史小叢書》之名，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陳翰伯在被批鬥期間，曾捱打，罰跪，剃“陰陽頭”，掛牌遊街，押在卡車上示眾。除了自身被批鬥外，文化部“閻王殿”的部長、副部長挨批鬥，陳翰伯都得一起陪鬥。陳後來被商務印書館的造反派扣押到商務，接受批判和勞動改造。

1969年秋，陳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直到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整頓文化出版工作的安排下，與陳原、邵宇、李季一同調回北京。

回北京後,陳翰伯擔任人民出版社“領導班子成員”，他提出書店裏不能只有毛主席著作，還呼籲把文化部幹校的幹部都調回來工作。當時的説法是“去幹校不過十年八年”，陳翰伯在各個場合大聲疾呼“人生有幾個十年八年哪？”結果，陳翰伯和陳原、範用又被“揪出來”，扣上“二陳一範回潮復辟集團”，繼續進行批鬥。

1975年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陳翰伯抓住這一機會，組織擬出了中外文詞書編輯出版十年規劃，要進行一項規模宏大的基礎工程。周總理在病榻上親自批准了這個規劃。陳翰伯還和其他同志合作擬了一份全國出版工作規劃，直接呈送鄧小平。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國大反“右傾回潮”，陳翰伯立刻被批為“右傾回潮分子”，“鄧小平黑干將”，從機關開大會的主席台上被趕下去，一次次接受批鬥。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波批判熱潮還未結束，“四人幫”垮台了！ ^[7]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陳範集團”的陳翰伯、陳原和範用在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幹校談起辦刊物，設想待日後海晏河清，要辦一本讀書雜誌。

八年後，他們的理想初現曙光。書禁初開，“二陳一範”也分別從幹校回來，入主出版界幾大機構。其中陳翰伯任文化部新聞出版局代局長，陳原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範用則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範用提出由他任總經理的三聯書店主辦《讀書》雜誌。

1979年4月，《讀書》創刊號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為“打破讀書的禁區”，後由範用改為“讀書無禁區”，簡潔、堅定，像發刊詞一樣，舉起了一面讀書人的旗幟。

《讀書》創刊號印刷5萬冊，幾天內就發完了，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光。開篇宏文“讀書無禁區”激起無數迴響。《讀書》編輯部接到大量反對的來信。反對的言論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擔憂沒人把關，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將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是禁門大開，封資修將從此佔領我們的文化舞台。類似的論辯也在黨的思想中樞中宣部內進行。李洪林後來被胡耀邦調入中宣部，任理論局副局長。有同事當着他的面爭論：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1980年，沈昌文任《讀書》主編，“讀書無禁區”激起的波瀾仍未平息。“我幾乎天天要同這一件事打交道，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沈昌文曾多次代表《讀書》雜誌就“讀書無禁區”一文做檢討。

1981年4月，《讀書》兩週年，沈昌文向陳翰伯報告了“讀書無禁區”發表後的反應，希望他能就此文表個態。於是， 陳翰伯在親自撰寫的社論“兩週年告讀者”中，對這篇文章給予很大支持。文中寫道：“我們重申我們贊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在我們的當代史中，人人盡知，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四人幫’垮台後，風沙雖然已過，不敢重開書禁的還大有人在。當時我們針對時弊，喊出‘讀書無禁區’，深受讀者歡迎，我們非常感激。”此文歸納了讀者的反映，一是《讀書》不怕頂頭逆風，不信歪門邪道，堅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見平等討論。三是《讀書》博採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識。四是文風可喜，一般沒有廢話、空話，八股文那套起承轉合，不知所云的東西也比較少。 ^[8] 

80年代初，陳翰伯對《讀書》編輯部寫了一個親筆意見，文如下：

這裏無甚高論，僅供改進文風參考。

一、廢除空話、大話、假話、套話。

二、不要穿靴、戴帽。

説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須説上“自從粉碎‘四人幫’以來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須説上“為什麼什麼而奮鬥”、“……而貢獻力量”。當然這不是説不要宣傳黨的中心任務，而是要把這個精神貫徹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不要用“敬愛的周總理”、“敬愛的朱委員長”；不要用“英明的領袖華主席”。

四、有時用“毛主席”，有時用“毛澤東同志”。註釋一律用“毛澤東”。

五、製作大小標題要下點工夫。不要用“友誼傳千里”、“千里傳友情”之類的看不出內容的標題。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時使用引文。有時可用作者自己的語言概括式地敍述。

七、儘量不用“我們不知道”、“我們認為”之類的話頭，有時可用少量第一人稱。

八、可以引用當代人的文章，並註明出處。此類註釋可以和有關經典作家的註釋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個署名，真名、筆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幫”橫行時期令人討厭的諧音式署名。不要用長而又長的機關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組”。不要用“××××編寫組”。

十、行文中説“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還可以。但千萬不要説“一兩萬人”這一類空話。

十一、不要在目錄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這十一條，看來似乎稀鬆平常，可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卻是了不起的大事，應當説條條都是針對“文革”中盛行一時的風氣而言。例如第八條，在當年，如果註釋的上一條是陳布雷的文字，下一條引了毛澤東，兩條註文出處(僅僅是出處)先後並列，這就可以被人上綱為混淆敵我，立場錯誤(儘管在內文的敍述中敵我立場是很鮮明的)。可以説，這也是《讀書》雜誌轉變當時文風時尚的第一個文件。 ^[9]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圖書被封存禁售，廣大青少年無書可讀，小學開學，連一本小字典也沒有，各方面反映十分強烈。陳翰伯到國家出版局工作後，計劃制訂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辭書出版規劃，並於1974年7月正式組織了班子。

當時，由於“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極左思潮氾濫，人們的思想是非被搞亂了，什麼“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詞條”，“將帝王將相、陛下、太監、僧侶等詞彙統統從詞典中清除掉”，“讓詞典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科書”等説法盛行一時。陳翰伯對那些極左口號完全持否定態度，但囿於當時的形勢，不能公開表示反對和指責，只能婉轉地引用周總理批評詞典工作中的極左思潮的多次指示進行正面引導；同時更加強了要召開詞典規劃會議的決心，便組織小組起草詞典規劃會議文件和制訂規劃初稿。

詞典十年規劃經國務院批准後，陳翰伯做出了全盤考慮：先抓漢語詞典，其中又着重抓影響較大的五部：《辭海》《辭源》《現代漢語詞典》和《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並指定由陳原、方厚樞、許力以等著名學者負責主抓幾部詞典的編輯和或出版工作。

陳翰伯為了甩掉我國“大國家，小字典”的落後帽子，立志使我國辭書出版事業跨進世界先進行列；他為《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藏漢大辭典》等辭書的早日問世而殫精竭慮，到處奔波。

《漢語大詞典》全書13卷，前後歷時18年，已於1994年4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光盤版；《漢語大字典》全書8卷，不僅已於1990年11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袖珍本。《辭海》《辭源》《現代漢語詞典》等也都先後出版，其他中外文語文、專科等辭書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這些辭書中凝聚着我國無數編者、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心血，陳翰伯也是其中的一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