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界仁

“自身經歷”是其藝術創作的重要來源。陳界仁的藝術生涯始於1980年代，多以行為和地下展覽等形式出現，至1987年，陳界仁逐漸停止其藝術實踐，開始重探自身成長之區域與家族史的工作，在他成長周圍的監獄、工業區、及棚户區等地進行挖掘。1996年當完成這些研究工作後，他重啓其藝術實踐，和當地居民、失業勞工、移民工人及社會活動人士展開合作，通過潛進入封鎖的工廠，利用廢棄材料搭建場景等形式，開始了一系列以“重新想象、重新敍述、重新書寫、重新連接”為核心的影像藝術創作，以視覺文本記錄當代“現實”和被新自由主義掩蓋的歷史與當下。

關於陳界仁的創作,就如台灣藝術理論家黃建宏所説:“陳界仁的藝術生產方式,避免了‘全然的作品化’”。亦即,儘管陳界仁主要以影像作為其創作載體,但其影像作品並非為了成為“自我完滿化”的結晶體,而是從其生產方式到影片中連結各種碎片的“不完整”’敍事形式,再到通過影片打開各種討論空間的後續發言行動等“蔓延與漫延”式的發展方法,構成了其可不斷開展“多重辯證運動”的可能性。

批評家高士明談到：“陳界仁曾説過讓我銘記於心的幾句話：一句是‘一切價值都是鬥爭出來的’，另外一句是他堅信，‘問題不能被禪宗式的解決’。理解到其創作中的政治，便能理解其作品中的美學。從此次展覽80年代的創作到最新的作品，我們看到陳界仁對其作品的歷史結構非常清晰的把握與認識。” ^[1] 

蘇偉（藝術家、北京中間美術館高級策展人）

陳界仁持續地將個體生命的境遇和解放的可能性視為其創作思考的核心，他用“逃逸路線”指稱自己這一工作的主題。這些個體有的擁有被社會機制分配的“特殊身份”，比如移民、文化上的邊緣羣體、“樂生療養院”的護工、被拖欠工資的女工等，他們無一例外地在經濟等級和政治地位上處於絕對弱勢，而同時，他們所粘連糾結的多重機制又是晦暗不透明的。不過，集結、紀錄這些人羣的聲音，號召同情者的政治，並不在陳界仁實踐的核心。挑釁這些隱形機制的動作，他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多有涉及。自他1996年恢復創作至今，影像雖然充當了最重要的表達手段，但其本身已經不再完全承擔媒介的角色，而是變成了一個集成器或者中樞——他通過影像的生產過程，不斷試圖創造新的社會關係，將影片拍攝的參與者、發生地、觀眾和拍攝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得這種創作成為一種行動的指南或者行動本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