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年譜

依然白髮老書生——從陳獨秀的晚年生活説起

--------------------------------------------------------------------------------

作者：淮 茗

自來亡國多妖孽，

一世興衰過眼明。

幸有艱難能煉骨，

依然白髮老書生。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城三十里外、一座偏僻的鄉間小院，一個寂靜得使人窒息的夜晚，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在飽經憂患磨難之後，終於沒能逃脱死神的魔掌，極為不甘地停止了呼吸，在無限悽苦、孤獨中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很難將眼前這位滿臉滄桑的老人與當年那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劃上等號，也很難把如此悲涼悽慘的場景與這位老人早年轟轟烈烈的壯舉聯繫起來。這不是虛構的戲劇情節，也並非誇大其辭的文學渲染，它是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此刻，幾百裏外，火光沖天，炮聲隆隆，這個令他念念難忘、深深眷戀的古老民族正在苦難的深淵中艱難掙扎。這位生性倔強、剛強、一生被捕五次、被稱為“永遠的反對派”的老人的去世對某些人來講無疑意味着麻煩的結束和尷尬的解脱，但蓋棺定論這句古話對這位老人顯然並不適用，因為他此刻還揹負着“漢奸”、“託匪”、“反革命”、“機會主義”等種種極為惡毒的罵名，即使是其中只有一項罪名成立，就足以使老人跌進無邊的深淵而永無出頭之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但所有的是非成敗都能隨着一盞生命之燈的熄滅而從此變成虛空嗎？

沒有哪個人包括這位經常預測世界未來走勢的老人本人能想到，一位叱吒風雲、風流倜儻的歷史領軍人物最後竟走到窮途末路、以致於靠朋友接濟來維持生存的悲慘境地。為什麼一個一呼百應、對整整一代人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政治、文化領袖到最後竟然會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拋棄，成為一個在夾縫中苦苦掙扎的多餘者？為什麼這個號稱禮儀之邦的古老國度如此吝嗇，竟然未能給一位如此摯愛着他的優秀兒女一個哪怕是僅僅維持生計、安身立命的歸宿？確實，這位老人在晚年陷入了重重困境，這種困境一方面是生活上的，連續的戰亂和不斷上漲的物價使他屢屢陷入困境，沒有親友的接濟和幫助完全是寸步難行，有時甚至還要看別人的眼色，但更大的困境則是精神上的，幾乎所有的政治派別都在指責他，從延安到重慶，從莫斯科到上海，共產黨、國民黨、蘇聯、中國託派……，無不視他為異類。他甚至比當年自艾自怨、流連江畔的屈原更感孤獨和悽苦，但遠比屈原執着堅強，他就像魯迅在《野草》中所描寫那位的孤獨者，獨自前行，儘管不知道終點何在，儘管最後終將失敗，但仍然堅持走下去，直到生命最後一刻，而絕不會自投長江以求解脱。他雖然無法解決自身面臨的種種危機，但仍然滿腔熱忱地密切關注着國內外局勢的進展，一篇又一篇地撰寫着充滿激情的長文，發表着自己對時局的主張，做着種種大膽的預測，儘管此時已經沒有什麼人再理睬他。他倒更像幾千年前那位周遊列國、四處碰壁的孔聖人，這位聖人在五四期間曾被他當成猛烈抨擊的靶子，但到晚年之際，想必他已對這位與自己有過類似境遇的先哲多了一份理解之同情吧。

他一生中曾扮演過多種社會文化角色：報人、作家、教授、政治家……，總的來看，成功者少，失敗者居多。不過，最能體現其個性特色，也為其本人所認同的，還是書生這一角色。他雖然接受了不少來自異域的思想文化，但骨子裏仍保持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本色，他的狂狷，他的孤傲，他的激情，皆可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釋，皆可以從古代那些奇才怪傑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忽視了這一點，對他的認識無疑是殘缺的、片面的。如果因屢受挫折而泛舟江上，慣看秋月春風，到美國去當寓公，靠出賣自己的傳奇經歷寫自傳謀求安逸超然的生活，那不是陳獨秀；如果隨便接受別人的施捨，拿十萬大洋去組建一個花瓶一樣的黨派粉飾太平，去當政治擺設式的勞動部部長，那也不是陳獨秀；如果不惜抹殺自己的個性人格，以投降者的低賤姿態去向延安方面道歉靠攏，那更不是陳獨秀。毫無疑問，在那個投機成為風氣、朋友敵人瞬間轉換的時代裏，願意這樣做的人多的是，有的想這樣做恐怕還沒有資本和機會，而且這樣做的人也都會找到各種各樣冠冕堂皇、心安理得的理由，不必為之臉紅，但惟獨他陳獨秀做不來，也不屑於這樣做，他寧願以寫字賣文的方式來籌集謀生所需，靠着真正關心自己的親友接濟艱難度日。因為他不是一個投機者，因為他是一個有着錚錚傲骨的本色書生，雖然窮困潦倒，但窮困得理直氣壯，潦倒得光明磊落。

書生從政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極為慘痛的教訓，俗話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這些話儘管淺白直露，但它是幾千年歷史經驗的凝結，非常生動地點出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和癥結所在：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是按書本上所寫的種種規矩來運作的，最起碼是不按能擺在桌面上的那些套路來進行的，而是有着一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潛規則，以黑箱操作的方式完成。紙面上的正義和規則不過是一張華麗體面的遮羞布，只有徹底勝利或失敗後才需要、才會用得着。誰兵多勢眾、誰殺的人多，誰就是正義的化身，勝者為王敗者寇，政權的更迭不過是一場充滿暴力血腥的屠殺競賽，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歷史上政治運作的從來沒規矩沒規則並不等於政治本來就該如此，政治並不生來就是個臭泥潭，它決不是野心家、屠夫和流氓們的專利，書生是完全可以參與政治，而且也是必須參與政治的，官府的大門應該為每一個願意報效國家、造福民眾的有志之士敞開。可以想象。如果將戰場上的殺人比賽變成會場中的口才較量，將殘害生靈的對決變成人皆有份的智力遊戲，哪一個社會成本更低，哪一個老百姓受苦最少，哪一個更能促進社會進步，哪一個更為文明，明眼人自不難看出。為什麼一定要把少數人政見上的不同變成全民參與的相互屠殺，而不是讓老百姓以投票的方式進行選擇？為什麼政權的更迭一定要以大批社會精英的生命作為祭品，而不是讓他們求同存異，皆有參與管理國家的機會？誰也不能因為長期的黑暗就否定向往光明的合理性。在筆者看來，書生能否參政、一個政權給熱心者多少參政機會恰恰是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一個標誌，否則我們就永遠無法走出中國政治的黑暗怪圈。

不可否認，作為一名政治領袖，陳獨秀身上確實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他的固執、他的率真、他的書生意氣等。這固然為他的政治生涯帶來不少意外的坎坷和磨難，但不可否認，這也是一筆十分可貴的人生財富。正是這種難得的固執、率真和書生意氣，使他能夠超越黨派利益的小圈子，從更為廣闊、深入的視野來審視國內外局勢，常有振聾發聵的特異之見，大膽提出中國的事情應該由中國人來管，向打着國際旗號、行一己之利、蠻橫霸道的共產國際、蘇聯之類公開叫板，向被他人視為偶像膜拜的斯大林、列寧等人不斷提出質疑。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異常敏鋭的洞察力使他成為一位超前的預言家。半個世紀後，當那個不可一世的龐大帝國土崩瓦解時，我們不能不驚歎他深邃的目光。而在當時，這些預言卻完全被當成了狂言夢囈，沒有幾個人認真對待。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除了陳獨秀，還有幾個人能在半個世紀之前做出這樣準確的預言？為什麼那麼多號稱一貫正確、消息更為靈通的政治家們卻無此超遠的識見？這不是很能説明問題嗎？可以説，陳獨秀的失敗並不是敗在性格，不能因此而將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他。

平心而論，曾被後人無限誇大和神話化的辛亥革命不過是從形式上趕走一個皇帝而已，大清帝國的滅亡並不意味着封建體制和意識的消失，整個社會反而因權威、核心的喪失從此變得更加動盪和混亂，不斷有人爭着填補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看似取得勝利的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政治的那種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運作規則，依然是誰的槍炮精良，誰殺人最多，誰就有着更多的發言權。北洋政府內閣走馬燈似的更換、各派軍閥間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不過是這一規則的不斷強化和現代變調而已。這個號稱民主的民國政權幾乎有着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一切正當形式和程序，但它依然上演着帝王將相的情節劇，這正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確實，如果把戰場上的殘酷嘶殺變成議會里的激烈爭吵，而不是以武力來決勝負，就像歐美各國所做的那樣，相信陳獨秀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最起碼不會失敗得那麼慘，以他的能力和聲望，當個總統、總理之類不成問題。但是歷史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有着數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還遠沒有進化到這種程度。他要講規則，但他的敵人和競爭對手卻不講，大家都不能走出中國傳統政治的怪圈，於是他就只能被強行淘汰出局，成為現代政壇上的唐吉可德。他完全可以變成一個善變的政客，以他的別人難以企及的資歷和聲望，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並不是什麼問題，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有他的人生準則。在別人看來，許多夢寐以求的人生良機一再被他放棄或浪費。不過，其傳奇人生的獨特價值和意義也正在於此，儘管苦心經營的事業失敗了，但艱難跋涉的人生經歷並非毫無意義，精神人格也並沒有因此而打折，依然煥發出永久的魅力。這也許可以理解為他過於超前，當然也可以世故地説他太天真了。他深知中國的國情，卻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去隨波逐流，而是一心要改變傳統的遊戲規則。他的境遇即使是在當下，無論對新左派還是自由知識分子來説，都是極富啓發意義的。可惜當時在兵荒馬亂之際，大家皆忙於生存養家，忙於在勢不兩立的政治派別中選擇立場，不少人還來顧不上來認真思考這一問題。

他曾經與胡適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起點甚至比胡適還高，兩人由於個性、興趣各異，分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到晚年，在將打着各種招牌的主義像走馬燈似的嘗試一遍之後，他又回到了原先的出發點，重新舉起民主自由的大旗。正如胡適所説的，晚年的陳獨秀已經不是什麼託派，而是一位自由知識分子，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見胡適1949年2月23日日記)。迴歸並非簡單的重新開始，它往往意味着昇華和超越，這段彎路對他來説固然是一段極為痛苦的人生歷程，但對歷史來説，又何嘗不因此而多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革命、改良拉鋸戰後，回過頭來再重新審視一下當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我們或許能悟出一些什麼。對一個在強大歷史慣性推動下緩緩前行的古老民族來説，主義就一定比問題更正當，更有效嗎？是進行狂風暴雨、脱胎換骨式的革命，還是着眼於具體問題的逐個解決，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面對現實，這無疑都是值得深思的。一百多年來，在革命這一動聽的詞彙下掩飾了多少非理性的暴行和罪惡。

由這位老人坎坷淒涼的身世，我們還不能不想到那位因英年早逝而給歷史留下巨大遺憾的李大釗。他和陳獨秀有着更多的相似之處，兩人完全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都是屬於那種充滿激情和幻想的浪漫書生。不過，從陳獨秀的最後結局來看，李大釗的早逝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和解脱。不難想象，如果再給他三十年跋涉政壇的時光，他該會面對一個怎樣難堪的人生局面，從瞿秋白和陳獨秀二人身上不難看出他的未來。歷史車輪的前行往往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而不幸成為祭品的又往往是那些先知先覺的社會先驅和文化精英。

這位老人的政治生涯終於以過於淒涼的人生謝場而宣告失敗，其中固然有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個人無法抗拒的外力。一個人再強大，再能幹，也無法抗拒由傳統與時尚形成的潮流，不管這種潮流日後被證明是推動歷史的還是阻礙文明的。失敗並不意味着過錯，這位老人已經為此承擔了過於沉重的歷史責任和人生代價，他的名字甚至曾被用作推卸責任的擋箭牌。但他仍然是一位英雄，一位真正的悲劇英雄。他的悲劇也並非僅僅個人的不幸，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大不幸。雖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未來卻是可以幻想，可以規劃，而且是可以為之付出努力的。我們懷念這位老人也並不僅僅是為了憑弔，文人墨客多愁善感似的哀傷惆悵是對這位老人的一種褻瀆，我們的目的是面對歷史，從這位老人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境遇中尋找通向未來的捷徑。

幾度夕陽，青山依舊，那些曾經顯赫一時、不可一世的達官貴人們成羣結隊地隨着滾滾江水東流而逝，再無蹤跡，但有一些名字卻因歲月的沖刷而更顯蒼勁、清晰。無疑，這位老人的身後是寂寞了些，低矮的墓前一茬茬枯榮輪替的衰草在寒風中形成無數問號，幽怨地訴説着人世間的孤獨和無奈。但歷史註定是公正的，真相也是不可能永遠被遮蔽的，儘管這相對於短暫的人生來説稍顯遲了些。是的，這位生前身後都譭譽交加的老人至今還沒有獲得立碑塑像的榮耀，但他需要這些嗎？有形的塑像能將外在的形貌刻畫得栩栩如生，卻無法傳達這位老人寫滿坎坷曲折的傳奇人生的全部內涵；有形的塑像能逼真地再現那一閃即失的音容笑貌，卻無法表現這位老人風采獨具的錚錚鐵骨和高貴品格。他根本不需要這些人為的拙笨手段來刻意、打扮美化自己，因為在後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座山峯，一座巍峨挺拔、令人仰止的雄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