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次升

北宋後期，仙遊人蔡京權傾朝野，巴結依附者趨之若鶩，而其同朝為官四十年的同鄉陳次升卻不屑與之為伍，並且一再彈劾，成了誓不兩立的死敵。這位秉性剛直的御史一生嫉惡如仇，儘管屢遭權貴同鄉打擊迫害，也從未屈服退縮，錚錚氣節不能不令後人景仰。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善化裏（今大濟鎮）人，生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宋神宗六年（1073）登進士第。

據史載，陳次升任監蔡御史時，曾到兩湖視察民情。在發現貪官騫周常行不軌後，當即上疏，無情揭發其濫用職權，擅自制訂鹽税法令，侵害百姓擾亂綱紀之罪行。

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陳次升調任殿中侍御史，亦是蔡京一夥權勢日隆之時。可他非但不去依附，反而不顧同鄉情面，當廷歷數其累累惡行，力斥其奸邪禍國殃民，從此成了權奸們眼中釘，橫遭排擠。

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權傾朝野的蔡京因作惡多端被罷相，陳次升才得以復出，任集賢殿編撰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陳次升恢復寶文閣待制之職，以朝散大夫出任漳州知府。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事已高的陳次升上奏告老返鄉。他還念念不忘朝政清明，續寫奏章呈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策予朝廷，當年病逝，終年76歲。 ^[1] 

陳次升，字當時，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仙遊縣善化裏山山尋人。次升祖父陳畫，官朝議大夫，畫傳子云從，以子次升貴，贈正議大夫。雲從傳子五：次顏、次龍（後改名寵）、次升、次宗、次禮。兄弟讀書“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政和二年（1112），次顏、次龍、次宗三兄弟同膺特奏名。據《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六《讜論集·侍制陳公行實》載：“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陂人，贈碩人。族處於仙遊龜峯之下。……（次升）熙寧六年（1073）餘中榜賜同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仲，如知縣公次顏、教授次寵（龍）、士曹公次宗，皆力學起家，閭里稱耀。”

壺山蘭水秀氣兼，高士惟知孫兒嚴。陳畫課孫窮經究史，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次升入太學讀書，日異其能，歲增其智。時學官始得王荊公《字説》，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次升讀書勤于思索，不盲從，“道因窮理悟，命以儘性知。”即第進士，初官安丘縣，任上始知州從事攝，拘捕囚犯頗眾，擠滿監獄，次升曰：“子不教我期於無刑，乃教我廣獄耶！”未幾，次升斷案公允，片言裁決，事無留者，次獄空，郡人歎服。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徵税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 ^[2] 

章惇、蔡卞等在構成孟後冤獄後，還想追廢宣仁太后。他們為了誣告宣仁，竟與邢恕、郝隨等定計，説是司馬光、劉摯、梁燾、劉大防等人曾勾通崇慶宮內侍陳衍密謀廢立哲宗。崇慶宮系宣仁太后所居，陳衍時已得罪，被髮配朱崖，章惇就先派使往郴州，召還原崇慶宮內侍張士良，由蔡京、安惇逼供，再擅擬草詔，呈入御覽，議廢宣仁為庶人。陳次升獲知此事後極力為宣仁太后辯誣，他對哲宗密言：“宣仁太后是一直保佑陛下的，始終與陛下沒有嫌隙，希望陛下不要聽小人的惡毒毀謗。”

嶺南歷來是謫臣的流放之處，章惇與蔡卞等欲舉漢唐故事，請戮元祐黨人，就議遣呂升卿、董必等察訪嶺南，伺機盡殺流人。就在哲宗擬派呂升卿為廣南按察使時，陳次升上疏密奏：“陛下並沒有要殺戮流放元?諸臣的旨意，為何要派呂升卿出使廣南呢？呂升卿在元?間負罪致仕，他生性殘暴刻薄，好挑剔別人的過失，如果派他察訪遷謫之地，他會逞志釋憾，為所欲為。”於是哲宗打消了派呂升卿去廣南的念頭，從而使章、卞的陰謀沒有得逞。

哲宗親政期間，次升曾多次上疏彈劾章惇，但都被留在宮禁中，不交議也不批答。章惇博學善文，宋神宗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時就十分喜歡他的才能，並委以重任；哲宗即位後授他樞密院事，到親政時有復熙寧、元豐之意，又首起他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詔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都復之。哲宗還親口對次升説：“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回去後把哲宗的所言轉告王鞏，王鞏便道：“你為何不説諫臣是耳目，帝王是心，心會有不知之處，須由耳目為它傳達，要是心能知道，還用耳和目做什麼？”過了數日，次升再去朝覲哲宗，哲宗仍重申前旨，次升就用王鞏的話來回答。哲宗聽後説：“你所言的很對，但現在還沒有能替代章惇的人。”因此次升最終沒能説動哲宗。

京都裏有一户富家的乳婢因怨主人，故意把小兒放在椅上坐，然後跪着三呼萬歲，結果被關進牢獄。次升請求皇上下道命令，所有官員都不準去觀望。哲宗問蔡卞：“是觀望什麼？”蔡卞乘機説：“就是觀望陛下。”這下次升的話被認為是詆譭先烈，蔡卞當即擬罪，欲把次升謫貶監全州酒税，但哲宗認為全州稍遠些，改為南安軍。

元符三年正月八日，只活了二十五歲的哲宗病逝，太后宣旨召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趙佶入宮，即位柩前，趙佶即宋徽宗。徽宗即位後，次升調任廣德軍，接着召為侍御史。次年徽宗頒詔改元，改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次升被任命為右諫議大夫。他向徽宗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策，內容大抵是規勸。適逢右司諫陳瓘因指責曾布被解職，陳瓘也因上書論曾布的過錯被出知泰州，次升均上疏，懇求皇上留用他們，但沒有答覆。

陳次升剛正不阿，疾惡如仇，他繼續上疏彈劾章惇、蔡卞、曾布、蔡京等權奸，列舉他們的罪惡。那時范仲淹之子範純仁已病逝家中，司諫任伯雨上疏追論純仁被黜，禍由章惇，要求亟置重典，他接連申奏，章至八上，仍無消息，就叫陳次升與陳瓘聯銜具疏再奏，申論惇罪。於是章惇被貶為雷州司馬參軍，不久改徙睦州，病發而死。蔡京也被降為端明殿和龍圖閣學士，後又貶到杭州任職，蔡卞被降為少府少監，到池州（今安徽貴池）居住。後來曾官居宰輔的曾布也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潤州。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陳次升出使契丹。在這期間，徽宗聽信鄧洵武之言，欲重用蔡京為相，蔡京也入都“詔述”，於是徽宗再詔改元，定為“崇寧”。崇寧元年（1102），陳次升回到朝中，任給事中，不久以寶文閣待制出任穎昌知府。由於權奸的一次次報復和誣陷，他又被降職為集賢院修撰，沒有多久再度被貶任菜州知州，接着被罷官為民，遷居建昌，再送循州編管（即管制）。崇寧四年（1105），他也被列入“元祐黨籍”。

大觀四年（1110），蔡京被罷相，陳次升復出，任集賢殿修撰；政和八年（1118）六月，恢復寶文閣待制，以朝散大夫任漳州知州；宣和元年（1119），他奏請告老，這年病逝於真州私第，終年76歲，追贈太中大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