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啓

陳榮啓，評書演員，原名陳貴鑫，北京人，評書藝人陳福慶之子。陳榮啓1959年參加北京宣武説唱團。

陳榮啓1904年，光緒三十年（甲辰）出生，九歲學京劇，因嗓音不寬，後改説相聲，曾在北京天橋等處演出。因厭惡舊相聲中的葷口和“倫理哏”(相聲演員拿自己的父母親屬抓哏笑罵)，毅然棄相聲而改學評書，拜説《施公案》的名家羣福慶為師，先説《施公案》，後説《精忠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曾赴大連、營口、煙台、天津等地演出，以在營口演出是最長，曾居營口説書六年，頗受當地書迷歡迎。民國十八年(1929)返回北京説書，為侍奉老母，不再遠行。三十年代曾在電台演播《施公案》，口齒乾淨利落，且能結合現實評講，受到聽眾好評。他不愛在各書館説書，偏愛在天橋拉場説書；在天橋爽心園前拉場説書，很能叫座兒。

1959年陳榮啓參加北京宣武説唱團。1962年至1964年，宣武説唱團曾請趙錫良記錄他的全部《精忠傳》演出稿，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72年（農曆壬子年）陳榮啓去世。

陳榮啓幫張壽辰戒煙

有的藝人在舊社會沾染了一些不良的嗜好，如馬桂元、戴少甫、朱相臣等都是相聲名家，可是卻吸食毒品。即使有“相聲大王”美譽的張壽臣，也沾染了這種嗜好，抽了大半輩子的鴉片，俗稱大煙。他所以吸大煙，是因為他的第一個妻子李氏染疾過世，對於他是一種精神上的巨大打擊。他是藝人，需要演出，上台就得精神飽滿，就要有精氣神兒。為了養家餬口，他必須振作起來。可是他選擇“振作”的方法錯了，接觸了大煙。不可否認，他吸第一口大煙，就是為了提神兒。然而，正是因為有了這“第一口”，才有了日後極大的煙癮。他在晚年時曾講過一件軼事：“早在光緒年間，北京的一家煙館為了招攬生意，搞了一次抽煙比賽，誰抽的最多，就可得到一套象牙煙具。最後，這套煙具被譚鑫培拿走了。可惜呀，我沒趕上那時候，如果趕上了，誰都拿不走，這套象牙煙具是我的。”由此可見，當時他的煙癮有多大。可貴的是，他知道吸毒害人，在舞台上,就多次以現身説法告誡人們遠離鴉片，不能沾染。而且，他在他説的《對春聯》這個段子中，添加了一副又一副宣傳吸食鴉片有害的對，如：“竹槍半根刺殺英雄不見血；銀燈一盞燒盡家產未有灰。”他的徒弟於世德，也曾回憶一事，當年於世德跟着他在濟南演出，一次突然肚子疼，一個藝人説：“給這孩子抽兩口，肚子就不疼了。”他聽後異常生氣，説：“人家把孩子交給了我，我不能缺那德。趕快送醫院！”他就是這種人，自己陷了進去，不能再拉一個墊背的。

陳榮啓比他小一歲，跟他是“發小”的兄弟，一起説相聲，説評書，親如手足，好得就像一個人。因此陳榮啓多次勸他戒煙。他也聽從，也多次試圖把煙戒掉，但收效甚微。直至天津解放，政府查封了煙館，他琢磨着這回可能會戒掉了。誰知，他的煙癮太大，買不到大煙就到中藥鋪買“米殼”，就是罌粟的殼子，熬成藥湯子喝，雖説也算是過了點兒煙癮，但無濟於事。一次,他聽説西北地區有大煙賣，那裏政府戒煙的政策鬆一些，可以買到大煙。於是，他就辭掉了天津的場子，拉上陳榮啓一起去了西安。對於熟悉他的老觀眾和同行們無不奇怪，久居天津，從不願出遠門的張壽爺幹嘛要放下蠻不錯的生意，去大西北呢？可到了西安，也同樣買不到鴉片。道理很簡單，全國都解放了，無論哪裏，戒煙的政策是一樣的。可巧，他在無意中遇到了一個販毒者，在因為沒有大煙可吸，痛苦不堪的時候，無疑就像一個落水者,看見了一塊漂浮在水面上的木頭，他竟然買了一錢海洛因。須知，海洛因的毒性之大遠遠超過鴉片。他也知道海洛因的厲害，所以30多年來從不去碰。這次是在“無奈”的情況下買的，也是因為別無選擇，先把煙癮過足。他將海洛因帶回住處，正要吸食，不想此時陳榮啓突然走進屋來。

吸食海洛因，要把海洛因倒在錫紙上，然後點燃“享受”。陳榮啓一見，快步向前，搶了海洛因、錫紙和火柴，氣哼哼地扔在了地上，用手一指他，説：“我説師哥呀師哥，您怎麼這樣幹呢？咱老哥兒倆出門在外，是一千多里地呀！家裏的大人孩子還指着您哪！我説的可不是氣話，從今兒以後，你要是再吸這玩意兒，我就不認您這個師哥，您也沒有我這個師弟！”

張壽臣能説什麼呀？能不知道陳榮啓是為他好嗎？他無言以對，流出了兩行熱淚，許久才説：“兄弟，你別生氣了，全是哥哥的錯兒。”

陳榮啓把話依然説得硬邦邦：“您要是真知道錯了，好!這兒的買賣辭了，不幹了，迴天津衞。我陪着您，一道走！”

陳榮啓夠朋友，張壽臣也夠爭氣。回到了天津，為了戒煙，他讓家人把自己反鎖在一間堆放雜物的屋裏，強忍犯煙癮時的痛苦折磨，或在地上打滾兒，或偎縮在牆角兒，他憑着堅強的意志，最終戒煙成功。如果,不是陳榮啓扔了海洛因，他知道會有怎樣的後果。所以他説：“古語説得好啊，損者三友，益者三友。交友難，交諍友更難。陳榮啓就是我的諍友，沒有他，我早就完了。”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通過陳榮啓棄相聲，改説評書和幫助張壽臣戒毒等事，足可見陳榮啓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