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生

他演唱的評話節目，結構嚴謹，情節動人，人物性格突出，語言生動活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陳春生積極帶領學員上山下鄉，為廣大羣眾演出。擅長評話書目有《蝦米俤》、《瑞雲哀史》、《玉螃蟹》、《大鬧江南城》等傳統書目，以及《一字值千金》、《九命沉冤》、《焦裕祿傳》等反映社會主義題材的新作品。

陳春生，侯官洪塘鄉美岐村(今閩侯縣上街鎮美岐村)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幼年家貧失學，少時即參加田間耕作，飽嘗生活艱辛。15歲到福州洋中亭族兄陳慶官的鏡箱店學藝。在這期間，每逢工餘夜晚，他常到泛船浦“真天然”閩劇班觀看排戲，暗中模仿學習，後來得到該班老藝人六弟指點，學有所長，有時被邀參加演出。19歲拜藝人阿青為師，學習福州評話，當年，便能登台演出，上演第一本書目《氈笠記》便走紅福州。後又私淑徐炳銓、賴德森諸名師。但因他一時交不起入會規費，被當時的福州評話公會除名，後經力爭，始得在城台評話館正式懸牌應請 ^[1]  。

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陳春生評話便已蜚聲福州書壇，長期的藝術實踐，使他逐漸形成“陳派”的藝術風格。他演唱書目，着力塑造人物形象，音容笑貌維妙維肖，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説書語言生動活潑，聲情並茂、形神兼備；唱腔字正腔圓、悠揚清亮、灑脱自如。他對傳統評話曲調進行改革創新，融入閩劇中的一些曲調和健康的民間小調、民謠、山歌等，如將閩劇曲牌《淚透》、《疊板》和《板小壯》化為評話的《平嗓》、《清嗓》、《淚嗓》和《逗嗓》。他的説、吟、做、花，獨樹一幟。到20世紀30年代，他與黃天天、黃仲梅並稱為福州評話“三傑”。但是，在舊社會里藝人地位低，他無法忍受官府和地方惡勢力的凌辱，於1948年憤然退出書壇，回到家鄉美岐村耕田種果過日。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春生仍在家務農，曾擔任互助組組長。1951年重返書壇，組建“九人團”(即紅橘子劇團前身的曲藝團)，時雖年屆五十，他仍積極學習革命道理，講演現代評話。以陳春生評話聲譽，本可坐城日進千金，但他卻穿草鞋、束揹包、帶領學徒爬山越嶺深入山區，送書上門。創作反映土改鬥爭的《九命沉冤》，反映合作化運動的《小小牛司令》、《鳳窩前後》、《紅橘記》等。他還先後擔任過閩侯縣評話協會主任、紅橘子劇團團長、閩侯縣戲劇院副院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藝術生活進入新的階段，除了努力編演新書外，對自己拿手的傳統劇目《秦瑞雲》、《情天義海》、《彭飛鳳》等也加以整理，重新演出。他帶頭深入農村，併到古田、羅源、福清、長樂、閩清、永泰等縣山區和海上漁船演出，擴大福州評話活動範圍和影響。1958年，他先後參加福建省第一屆和全國第一屆曲藝會演，他講演的《劉剛鬧院》，受到全國曲藝界的好評，《人民日報》記者發表人物專訪。他被當時組建的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吸收為首批會員，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一屆理事。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國文教羣英會。1961年，他被選為福建省曲協第一屆理事會副主席。同時，他是閩侯縣第一屆至第五屆及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後被吸收入省文史館為館員，並一直擔任省政協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陳春生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罪名，備受迫害，當逼他退黨時，他毫不動搖地回答説：“任你要加什麼罪名，叫我退黨萬萬辦不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他已屆76歲高齡，雖不能像十幾年前一樣爬山涉水、上山下鄉送書上門，但為滿足久別的聽眾對他的渴望，仍奮力登台，曾在省體育館、市文化宮燈光球場等地，通過場內、場外擴音喇叭為廣大聽眾演出。

陳春生一生講述評話30餘本，以其精湛的藝術奉獻給社會，而且熱心授徒，把自己的藝術無保留地傳給下一代。民國20年(1931年)，收第一個弟子葉依清時，他言傳身教，培訓半年，教完頭本書後，便在自己開演前，讓徒弟先行試講半小時，使之及早脱穎而出，獲得“小神童”稱號。其後，連續收了趙美美、吳東天(藝名小春生)、陳德桂等人，這些人都成為知名的評話演員。他大量培養青年接班人，先後授徒和培養以鄭其森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林木林為代表的“後七子”等十餘人，加上再傳弟子，可謂桃李滿園。

陳春生復出後不久，便身患胃癌，在臨終前的兩個月裏，先後應王耀華、劉春曙、陳竹曦的要求，留下一組唱腔錄音資料，而後抱重病參加中國曲藝家協會福建分會為他舉辦的“陳春生流派四代同堂專場演出”。每晚他乘着三輪腳踏車，甚至冒雨從台江家中到鼓樓區文化館禮堂，領銜演出《蝦米俤》片斷(半小時)，一連四個晚上，博得聽眾喝彩讚揚。在這期間，他又當選為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代表、中國曲藝家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和省曲協第二屆理事會顧問。

1980年4月24日，他病逝於福州蒼霞洲寓所。中國曲藝家協會福建分會為他編輯《陳春生評話選集》，收入他的演出本《一字之差》、《羅漢錢》、《九命沉冤》三本現代書和《蝦米俤》、《秦瑞雲》兩本傳統書。1987年，中國曲藝出版社又把後二冊收入《福州評話選》向全國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