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先

1934年8月6日生，四川成都人 ^[1] 

1951年-1952年 四川大學物理系（一年級）

1952年10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1958年12月，留學前蘇聯（5年半）

1952年-1953年 在北京留蘇預備部學習俄文

1953年10月-1958年12月

在前蘇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留學，以優秀成績畢業，代表中方留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發表畢業演講，並受到當時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接見。

1958年2月-1986年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創建合肥等離子物理所（核聚變科研基地）。

1959年，獲得莫斯科大學畢業證書。 ^[2] 

1959年-1966年 在中科院物理所從事理論物理、激光新型半導體等新領域的研究開拓工作。

1970年-1986年 發起國內核聚變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國內第一個託卡馬克裝置（6號），後來在合肥建設成功中科院的核聚變基地，該基地直到在規模和水平上均為國內之冠。1999年起任該基地客座研究員和高級顧問。

1978年 文革後第一批被破格提拔為正研究員（教授級），同時提拔的還有陳景潤等；參加了第一屆全國科技大會；第一批經國家學位委員會審定為博士生導師。

1978年-1981年 三次訪問美國，受美國“硅谷”現象的啓發，在1980年10月提出要在中關村建立“中國的硅谷”，並身體力行成立了“先進技術服務部”。

1980年-1984年 由於“中國硅谷”和“先進技術服務部”事件在中科院引發了爭論，中央政治局領導做了明確批覆，肯定“陳春先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此舉大大推進了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並導致後來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和中關村園區的成立。陳春先被譽為“中關村民營科技第一人”。

1986年 調離了中科院，全力從事新技術產業的開發。

1997年10月 被聘請為北京市科委科技創業中心高級顧問。北京市副市長鬍昭廣出席了聘請儀式。

1998年起 與美國硅谷的企業家和科學家共同發起成立的了金門橋科技發展中心，集中全力推進新技術產業重大項目的開發。

2002年 發起創立了創業諮詢機構：陳春先工作室。

2004年8月9日凌晨去世

8月9日凌晨，北京中關村。有“中關村第一人”之稱的陳春先辭世。這一天，他70歲的生日剛剛過去三天。離開中關村，陳春先的靈魂一定依依不捨。

兩年前，68歲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陳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務於創業者的中介機構。

他曾微笑着對記者説：“從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還有二三十年的時間，完全可做很多事。”“畢竟我有這麼多經驗，可以教給後來者。”

去逝前三天，在親友為他組織的生日聚會上，他還説自己要再活20年，幹到90歲。

在許多人的印象裏，陳春先是中關村的創業鬥士。這個當年中科院著名的等離子物理學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關村建立“中國硅谷”後，就走上了一條與科研完全不同的實踐之路。

他創造了很多歷史，為後來“兩通”“兩海”的誕生、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形成，以及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鋪下了最重要的一塊基石。

然而，“秀才創業，十年不成”，陳春先的創業經歷坎坷重重，連他自己都承認“我辦的公司從來都沒有搞大過”。

即便如此，他還是屢敗屢戰，不肯罷手。

陳春先的“創業”始於1980年代，當時，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學研究，是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

1980年，陳春先有機會三次考察美國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歸國後，他提出“科技成果擴散試驗”，探索加快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新路，在中關村建立“中國硅谷”等主張。

此後，他率先將設想付諸實施。當年12月，他與紀世瀛、崔文棟等人帶領十幾個中科院的學術骨幹成立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這被看作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辦科研機構，也是民營科技企業的前身。

那是一場體制外的“實驗”。雖然“服務部”每年能有兩三萬元的收入，能夠給業務骨幹每月發10多元的津貼。但是，它的運作與分配方式與傳統科研體制“水火難容”，陳春先和他的“服務部”幾乎被由此而引發的輿論旋渦所吞沒。

據陳春先的兒子陳新宇回憶，當時，陳春先經常在家裏和一位“所長叔叔”通電話，交談的內容都是對“服務部”的不同意見，兩個人爭吵得很厲害，最嚴重的時候，陳春先的聲音都哽咽了。

“我當時很小，還不太懂他們説的話，只是覺得奇怪，平時私交很好的兩個大人，怎麼也會像小孩子一樣鬧意見。”陳新宇説。

很快，有人公開批評“服務部”，説他們“搞亂了科技人員的思想，搞亂了科研秩序”。最終，為了澄清自己的“經濟問題”，“服務部”被封門查賬。業務骨幹備受打擊，“服務部”面臨解體。

但是，陳春先的實踐順應了當時“搞活經濟”的總體方針，他的嘗試通過新華社內參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胡耀邦、胡啓立、方毅等領導先後作出“批示”，認為“陳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

至此，“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的指導思想正式確立，中關村科技創業的政策活水也從此引入。

科技創業的大環境似乎在轉暖，但是，當時科研體制的小環境依然僵化，陳春先覺得在科學院的體制內不可能很好地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決定脱離科學院。

1983年，北京中關村花園路6號，陳春先和他的創業夥伴創立了“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這是北京市第一個民辦研究所。

當時，一個很有前途的科學家，離開中國最高的科研機構，放棄編制，放棄學術地位，放棄保障，簡直是不可思議。

談到父親當年的舉動，陳新宇説：“當時有機會出國看到中國與西方存在這種差距的人不少，有這個看法（改革現有科研體制，尋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從這一點上看，陳春先將他的後半生完全交給了創業，也算是為他的性格所累。

據説，陳春先從小接受的是一種近似美國式的教育。他的父親陳之長早年留美，回國後曾擔任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教授，對他的教育頗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視培養他的興趣。他中學時代的幾位老師引導他對數學、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陳春先小時候動手能力就很強，1949年，15歲的他自制的收音機甚至聽到了開國大典的廣播。

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形成了陳春先興趣廣泛、思維活躍、敢想敢做的性格。在後來的學術之路上，這種特徵曾成為他的突出優勢，也是引導他放棄科學院，投身創業的內在動因。

陳春先曾對媒體説過：“我在科學院是公認的思想活躍者，而且是公認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會到美國，看了硅谷，回來就要在中國辦硅谷。”

但是，在創業過程中，他這種敢於實踐的性格的另一面——急於上手，對市場風險估計不足，也顯現了出來。

“華夏所”的業務模式仍然延續了當年“服務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優勢和機制優勢，曾承接過中科院委託的高精度恆流恆壓電源項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後還是在市場的風險中倒了下來。因為與中科院器材供應站一個300多萬元的合同糾紛，“華夏所”陷入了長達5年的訴訟之中，最終成為民營科技企業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遺憾。

客觀地説，陳春先在中關村的兩間木板房裏做成第一筆電源生意的時候，市場上可以説沒競爭對手。他後來的種種失敗雖然與當時的體制和環境有很大關係，但是，對市場判斷的失誤、管理經驗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陳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機構的支持，以“金融租憑”的形式引進設備，成立了“華夏硅谷公司”。這個公司曾經是中國最早做大規模信息加工的企業。

資料顯示，當時，華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員，每輸入1000個字符收入為0.4元，如果項目進展順利，每年收入可達幾十萬美元。

陳春先對這個項目非常樂觀，他把所賺的錢都投入到新式設備購進上。但到了1989年，市場突變，國外訂單被取消了，項目萎縮了。他曾對此進行反思説：“我們當初選擇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數據錄入可能是個錯誤。這樣的項目抗風險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項目本身的風險又會很大，這個矛盾現在也在考驗着企業。”

1993年，陳新宇開始介入父親的華夏硅谷公司的業務。在他的印象裏，公司當時多元化很盲目。陳新宇説：“父親的興趣太廣泛了，往往是他覺得這個項目挺好，就投資做了，可是後來從市場的角度看，有很多項目出現決策失誤。”

“那時，我進入公司負責開發一個語音尋呼機項目，針對當時漢字尋呼機價格較高的情況，此種語音尋呼機成本降低了60%。”由於親身參與，陳新宇對這個項目的過程記得非常清楚。

據説，華夏公司為此項目投入了200多萬元。但是在市場調查時，他們受到“當時看好語音尋呼機的小尋呼台的誤導”，忽視了語音尋呼機的使用率較低，容納用户數量少，難以形成規模效益的弊端。1995年，隨着行業競爭加劇，普通尋呼機價格不斷下跌，該項目壽終正寢。

由於對集團化公司管理經驗的缺乏，華夏公司內部一度非常混亂，在經濟活動中糾紛不斷，債務不清。

後來，陳春先曾説：“辦好公司的企業家大都是搞營銷、搞金融、有很強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學家。”而他也承認，在商場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

他曾分析過自己失敗的原因：“根本問題還是在於我很長時間在科學院工作，我有一些特點、個性和追求的東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規矩。要有一個脱胎換骨的深入改變，這要比年輕一代更困難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