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達

1932年經莫宗江介紹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任劉敦楨助手，並參加考察古建築，整理繪製資料。1935年提升為研究生。1940年，隨梁思成、劉敦幀考察西南地區40餘縣的古建築。1942年參加彭山崖墓發掘工作，並繪製了崖墓的地形圖和墓葬的建築結構圖。

1944年在重慶任中央設計局研究員，1945年參加重慶道路網及分區規劃設計工作，1946年任陪都建設委員會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設計中共西南局辦公樓和重慶市委辦公樓。1953年到文化部文物局任工程師，1960年調文物出版社任編審，1971年調建築科學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任研究員至1987年離休。

他的主要著作有《應縣木塔》、《營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中國古代結構建築技術》、《陳明達建築與雕塑史論》。

陳明達先生1997年8月在北京逝世。

陳明達生於長沙，老家湖南祁陽，1925年，陳明達一家從長沙搬往北京。學社轉移到長沙時，陳明達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祁陽老家。在維修好的祠堂祭祖時，陳明達發現，祠堂所有斗拱都被拆下來堆在了牆邊。斗拱是中國古建築特有的結構，它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曆史。發展到清代，斗拱的結構作用蜕化，僅作為裝飾。“這樣的實例可遇而不可求”，殷力欣回憶。

陳明達心念故鄉，抗戰勝利後，曾短期回鄉，計劃重建被焚燬的陳家祖祠。但當地陳氏族人商議，認為籌建一所新興的大學比私家祠堂更有意義。為此，陳明達竭盡平生所學，短時間內完成了學校的設計圖、施工圖，甚至編制了詳盡的工程預算。後來學校建成了，但因時局變化，沒能辦成大學，將此建築羣改成了一所中學。 ^[1] 

今祁陽二中即是陳明達所設計創辦的那所學校，祁陽二中的大禮堂，原是陳家祠堂，設計花費了陳明達不少心血。陳明達生前曾提起，當時為祁陽設計的學校，前身是陳家的祠堂。老宅附近並無祠堂，而是位於祁陽城區龍山街道的祁陽二中（原重華中學）。

祁陽陳氏自清乾隆朝陳大受（祁陽下馬渡鎮藕塘沖人，號可齋，諡文肅。1702-1751年）入閣拜相起，雖因滿族權貴對漢族官員的猜忌而屢遭排擠，但其後裔自曾孫輩以降，二百多年間不甘沉淪，自強不息，相繼湧現出陳文騄、陳冰叔、陳平階、陳明達等在各自業內頗有建樹的一方俊才；而在文物遺存方面，則祁陽除留有文昌塔至今為地方名勝外，尚存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藕塘衝陳家老宅及祖墳和祁陽二中圖書館。

祁陽文昌塔在今天看來是一處觀賞性高於實用性的宗教建築，而在建造它的時代，則直接服務於教育事業。如今，它已廁身中國名塔行列無需贅言，更有陳大受所撰《重建文昌塔記》傳世，成為記錄民間匠作傳統的珍貴史料和體現士大夫“以儒為本、包容釋道”之傳統文化理念的稀有文獻。此碑記除現存《陳文肅公遺集》刻本外，原碑殘件至今仍散落在文昌塔附近之灌木叢中。

藕塘衝陳大受墓很簡樸，而據此一箭之地的陳家老宅更簡樸到令人難以置信：我國各地現存名臣巨賈們雕樑畫棟、曲徑通幽式的大宅院多矣，而以土坯牆為主體結構的宰相府第，則似乎以此為存世孤例。它遠稱不上豪華，但在樸素清貧中，以窗欞、樑架、柱礎等細節處理，漫不經意地展現出耕讀人家文化品位之清高。據記載，陳大受當年為重建祁陽文昌塔捐俸銀一千五百兩，而修葺自家老宅僅出資三百兩。

至於今之祁陽二中圖書館，則是陳氏族人將家祠改建為公共教育機構之義舉的物證。陳大受官列清要，土屋安居，傳承子孫不過詩書而已；贊助本鄉公益，不惜巨資，將耕讀本分推及鄉里。家風如此，固有他的後人陳冰叔、陳明達等，當國家百廢待興之際，以私產之損失，謀求公益教育事業之發展，頗具先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人文精神。陳明達曾提起陳家的興衰起伏對後人的警示：“巫醫樂工，皆可為立身之本”，“自生自滅，只求務實，萬不可藉先祖餘蔭苟活”。此等精神，可謂永無泯滅的家傳財富，也堪稱是形成祁陽豪邁、淳樸、自立、重教之民風的文化基因之一。　也因此，陳明達走上鑽研古建築這條路，並非偶然。

在許多建築史學家眼中，陳明達一度是一個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天津大學建築系博導王其亨想就《營造法式》一書中的一些問題，前去請教陳先生，卻聽説這位“繼梁思成、劉敦楨之後，在中國建築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傑出學者”，已閉門謝客多年。

於是，王其亨心懷忐忑地前往陳家。不料，他卻發現，年近古稀的陳先生，其實很樂於與同行交談，絕非傳聞中那個“只讀古書的迂腐夫子”。

後來，人們漸漸開始明白，這位建築史學家深居簡出卅載，為的只是一件“在常人看來並不要緊的事”。

1953年，陳明達受任為文化部文物局業務秘書，主管全國的古建築保護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委組織討論是否要拆除某古蹟。正當陳明達想要起身發言，説服與會者保留古蹟時，北京市委一位領導衝他擺了擺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説了，你們的意見我都知道了。”接着，這位領導反覆陳述為啥要拆，還“引來陣陣掌聲”。

古蹟最終難逃被拆的命運。不久，陳明達便主動請調，到文物出版社做了編審。有人説他“自毀前程”，他卻頗為不屑地説，要不是為了完成《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早就不幹了”。

由此，正當壯年的陳明達退出官場，潛心研究起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築技術書籍——900多年前由北宋工匠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此後，便有了他30年足不出户的傳聞。

其實，自1932年加入營造學社起，還是學徒工的陳明達就迷上了《營造法式》。只是命運多舛，這個被梁思成嘉許為“明達有奇思”的湖南人，也曾迷惘、消沉。

摯友莫宗江曾回憶，抗戰期間，陳明達正隨營造學社在宜賓考察，先是傳來消息，他留在北平的母親和大妹，因貧病交加而死，不久，參加對日地下抵抗活動的未婚妻又殉國而死。

自此，陳明達時常醉酒，繼而是”毫無節制“地嚎啕大哭，酒醉中，他大喊着要上前線殺敵，有時，又會大聲吟誦起杜甫“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詩句。

即便如此，這本書也從未離身。他甚至花費了數年時間，手抄了全本《營造法式》，並繪製了當中的全部插圖。

1962年．時任文物出版社編審的陳明達，赴山西考察應縣木塔，由此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築學專著《應縣木塔》。此書於1966年的文革“前夜”出版,而在這個建築史家看來，這僅僅是研究《營造法式》的“前期準備工作”的“三十分之一”。

他沒能繼續進行他的工作。文革中，年過半百的陳明達，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造土坯，説是“讓學建築的專業對口”，隨後，又被安排到食堂，給大師傅打下手。

只是多年後，陳明達與人回憶起這段經歷時，居然很“豁達”地説，自己因禍得福練就了硬功夫——兩個小時能切出十幾斤很細的肉絲。

“我的待遇算是相當不錯了，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理所當然被叫去種稻子。”言罷，他哈哈大笑。

但沒人知道這位老人心裏真實的想法。在那“被耽擱的十年裏”，他原本計劃好的對山西佛光寺、天津獨樂寺等古建築的研究，最終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1997年，陳明達離世，外甥殷力欣在整理遺稿時，卻驚訝地發現，先生畢生都在尋求一個問題的答案——“西方人提出"適用、堅固、美觀"的建築三原則……那麼是否存在一個與西方建築迥異其趣的中國建築學呢？”在此前與來訪學生的一次談話中，陳明達明確地提出，答案就在《營造法式》中。

也有研究者指出，從1932年陳明達手抄全本《營造法式》起，到1995年他因病輟筆，一函8冊的《營造法式》，佔據了這位建築史大家一生中整整64年的時間。

有人至今仍然記得，為了畫出他最為重要的學術專著——《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的49幅圖版，67歲的陳明達，每天都戴着老花鏡，站在高大的繪案前，用鴨嘴筆細細塗抹，“圖仍然規矩、漂亮，只是，背略有些彎。”

重華中學，即是祁陽二中，位於祁陽城區龍山街道甘泉路。祁陽二中建校已有六十多年，學校的標誌性建築大禮堂，正是民國時期的建築風格。甘泉南路，站在祁陽二中門口，隔着鐵門，一抬頭就可看到那座大禮堂。

踏着二十多級的石階走近大禮堂，高大的石庫正門上刻着“圖書館”三個字，正門兩側各有兩扇偏門。禮堂的正面牆高約15米，正上方為等邊三角形牆體，呈山峯狀對稱散開。牆面又有七根扶壁柱作為依託，顯得簡潔大氣。“單從建築外觀來看，很難想象，這所學校原來是一處祠堂”，撫摸着三角牆體下的承重石柱，前廊裏的這兩根石柱，也是禮堂外部唯一體現古風之處。它們高約10米，柱圍約2米，柱底為蓮花石礅，頂部則為圓中帶方的頂盤，飾以麒麟腳紋和花鳥圖案。

禮堂外觀的簡潔大方，傳統手法和西方手法相結合，這與陳明達在設計時一貫避免古建築符號堆砌，注重意境把握是一致的；在禮堂內部，藉助相機看清漏窗裏的屋架，可推斷其由清代晚期木構改造而成。由此可知，禮堂是由木結構改為磚混結構的，但屋架並未大改。陳明達為了充分利用祠堂空間，擴展大廳容量，將大廳改為兩層。並增加立柱，解決承重問題，這些設計都花費不少心血，重慶渝中區的重慶市委辦公大樓舊址及中共西南局辦公大樓舊址可以看到類似設計。那是上世紀50年代，陳明達在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指示下，從“簡樸、實用、注意美觀”的角度設計了它們。此外，這個設計顯然受到了陳明達的老師梁思成先生當年設計吉林大學的影響。

現在看到的祁陽二中，是上世紀80年代擴建後的格局。擴建前，大禮堂東西兩側各有一棟兩層磚瓦房。和大禮堂一樣，都是用青磚建的，二樓樓板木質。這兩棟磚房應該是禮堂附屬建築，但學校設計建造之初的規模有多大，現在已經無從考證。

重華中學原為祁陽陳氏的家族學堂，上世紀40年代，祁陽周、劉兩姓興辦族學，創辦了達孝（今祁東縣一中）、崇漢中學（今陶鑄中學），陳氏一族不甘落後，遂創辦了重華中學。“重華”二字取自舜，傳説陳姓是舜的後人，舜又名重華，重華中學當時雖是族學，但因地處城區，招生時並不以一姓劃線。它面向全祁陽進行招生考試，待招考錄取結束後，陳姓子弟再以備取生的名額入校就讀。初中三年，學校共開設公民、國文、算術、外語等科目，但是，由其管理與教學方法仍處於“半封建、半殖民”階段，沒有實驗，沒有活動場地，沒有自由民主空氣，開辦時的兩班120人，到畢業只剩下87個。1944年秋天，日軍侵陷祁陽，戰火殃及陳家祠堂，重華中學因而停辦。1947年，學校計劃重修擴建，由陳大受六世孫陳冰叔（陳及祖一脈，重華學堂創始人）主持，將陳家祠堂的兩間正屋拆除，磚瓦用於建大禮堂。

陳明達於1947年返回祁陽，兩年後，出任衡陽工務局工程師。戰後不久，陳家決計以陳家祠堂為基地，將之前所建之重華學堂中學部（祁陽二中之前身）增設大學部，時任重慶中央設計局研究員的陳明達襄贊其事，義務設計。”據陳明達先生生前回憶，將祠堂改建為大禮堂只是重華學堂增建工程之一，另有教學樓、辦公樓、宿舍等項目也在1949年左右一併完工。可惜的是，今祁陽二中校園經歷年改造，除散落其間的14尊原祠堂漢白玉柱礎外，其餘均難覓蹤跡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