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清

陳慧清（1901-1943），幼年家境貧寒，讀過幾年書。

大革命時期，彭湃在海豐搞農民運動，又到高潭組織了農民協會，陳慧清深受影響，積極聲援革命軍東征，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高潭成立區蘇維埃政權時，他當過鄉蘇維埃政府主席。1928 年春，國民黨“圍剿”海陸豐和紫金、高潭等地，陳慧清在家鄉無法立足，就逃亡到港九地區。

當時港九地區也有不少從內地過去的反動分子，他們勾結港英當局，抓革命分子，引渡回內地並加以殺害，在白色恐怖之中，要公開謀生也難。他有個叔父在港九某寺廟做主持，便去投靠叔父，隱蔽在寺廟，日子長了，便隨從叔父出家當和尚。學了幾年，他能夠獨立做法事了，其叔父就託人把他介紹到大屹山寺廟做和尚，那個地方偏僻，沒有人認識，比較安全，但日子過得冷冷清清。

日寇入侵中國，蠶食鯨吞，搶了東北，又侵華北。在這民族危難關頭，他如坐針氈，再也呆不下去，便雲遊到寶安，決心為祖國抗日救亡盡一份力。陳慧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僧房作據點，當起革命部隊的聯絡員、情報員，他的僧房也成為革命同志的“中轉站”和“接待室”，多年以來，經他輸送的重要情報很多，每次都安全送達；由他接待、安頓的革命同志或傷病人員無數，都能避開危險，得到掩護。他雖身居寺廟，卻十分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時刻關注時局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革命的愛國和尚。

1941年7月下旬，東江縱隊部隊機關報《新百姓報》社遷到長圳村，當時負責出版發行工作的李徵，兼任報社駐寶安特派員，負責寶安的新聞、通訊和發行工作，住在龍華赤嶺頭村。每當李徵要蒐集、採訪有關烏石巖、南頭和西鄉敵後的新聞時，總是先向陳慧清了解，而陳慧清總是滿腔熱情地為他提供詳細具體的情況；為擴大《新百姓報》的發行量和影響面，每當新報出版，陳慧清總是會主動向李徵要新出版的報紙，派發給到廟裏進香的“善男信女”。因此，陳慧清被報社的同志稱為“義務通訊員和發行員”。

1941年8月15日至18日，日寇上千人向我羊台山區大“掃蕩”。為摸清劫後災情，揭露日寇燒殺擄掠的暴行，陳慧清不顧個人的安危，親自到各鄉村，挨家挨户調查，並用紙條開列着日寇燒殺的時間、地點和數量。紙條上清楚地記錄着：“燒燬鋪户12間、小學1所、民房8間；小黃田一帶民房大部分被燒，災情最重；烏石巖被殺5人，有32人被捉到南頭，全被日寇慘殺。”陳慧清把這些情況及時提供給《新百姓報》公諸於世，有力地揭露和控訴了日寇的暴行，增強了民眾抗戰到底的決心。據當時親自從他手中接過紙條的李徵回憶，當時慧清真是義憤填膺，説了一句話：“給日本鬼記筆帳，到時好清算！”。為及時解救災民的苦難，陳慧清還利用“善男信女”捐獻的極其微薄的香油錢救濟災民，並協助商會長和各鄉、村長辦理善後事宜。

1941年8月，報社搬到大嶺山區。9、10月間，國民黨頑軍進攻大嶺山區，報社又遷回寶安，住在白石龍的山溝裏，這才恢復正常出報。由於陳慧清與各界人士接觸多，消息較靈通，他為報社同志提供了很多觀瀾、路西和南頭、西鄉的有關情況，《新百姓報》就以新聞、消息的形式報道出來，使廣大民眾及時瞭解和掌握抗日形勢，宣傳了抗日救亡思想。

是年冬，形勢越來越險惡。先是國民黨反共分子鄧其昌擔任頑軍“挺進第六縱隊”司令，增兵塘廈、觀瀾一帶，妄圖向我羊台山根據地進攻；接着日軍又向寶深線一帶集結，準備進攻香港九龍。在戰雲籠罩下，《新百姓報》仍堅持按期出報，作為報社負責人及寶安特派員的李徵仍堅持每週到烏石巖採訪。

陳慧清是一個警覺性很高的人，他説：“近來情況較緊張，要提防頑軍夜襲，我們不要在廟裏過夜。”於是，那段時間，游擊隊的同志要在他那住宿過夜，他總會將他們帶到距寺廟一里多遠的上排村，並在那裏組織起由該村積極分子參加的“後生館” （實際上是“自衞隊”）輪流值班，以便一發現敵情馬上通知戰友和羣眾及時疏散，上山躲避。可見陳慧清的警惕性之高，對人民羣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關切。

1942年，國民黨頑軍不斷出動“掃蕩”我在路西和寶太線地區活動的部隊。頑軍有些軍官常到廟裏來闖蕩。這時慧清和尚的處境是非常險惡的，他一面要巧妙地應付頑軍官兵的攪擾，一面又要蒐集情報。但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對頑軍的主要行動部署，總是要竭力設法弄到手，及時送給我情報人員。次年冬，陳慧清的行蹤被國民黨察覺，一天晚上半夜時分，國民黨頑軍派一個連包圍他的住處，幸得別人通知，才脱離危險。

1943年7月16日，東莞日軍糾集千餘兵力，數路出動“掃蕩”我楊西、治平地區。日軍拂曉就包圍了張家山，陳慧清等數人發現敵情後立即衝出村外，在向山上突圍時，被日寇機槍掃射中彈犧牲！臨終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