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慕華

1921年6月21日，陳慕華出生於浙江省青田縣油竹。去縣城的人民小學上學，少年時期，她接受進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七七事變後，全民抗戰的形勢激發了她抗日救國的熱情。讀中學時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從國統區奔赴延安，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結業後留延安工作，1939年，在大生產運動中被選為模範青年，參加了西北青年救國總會召開的模範青年大會並獲得獎章。1942年2月任抗大三分校訓練部軍事佐理員，10月任延安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五團教育參謀。後任延安留守兵團司令部教育科參謀、陝甘寧晉綏防聯軍司令部軍事研究室研究員。1943年1月任延安聯防司令部後勤部家屬招待所所長兼政治指導員、後勤部經建處秘書。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1月被派赴東北工作，任熱河軍區司令部一科參謀，1946年4月任東北鐵路總局機關政治協理員，1946年年11月任穆稜煤礦工會特派員。1948年9月任東北鐵路保育院院長。1949年1月任中長鐵路中央醫院副院長。參加東北解放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慕華任東北鐵路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組（處）組長。1953年1月任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組（處）副組長。她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制定宣傳計劃，組織整頓宣傳隊伍，為開展羣眾性宣傳工作作出突出成績。這期間，參加了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等有關工作，多次受到表彰。1954年3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交通局副處長、處長。1961年5月任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套設備局副局長。1964年10月任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三局副局長。她多次出國參加經濟援助工作，為中國援外事業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慕華受到衝擊，但她堅持原則，認真執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確定的援外方針政策，堅決抵制“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為維護國家信譽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4月起，陳慕華歷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部長、黨組書記。她堅決執行中央對外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以經濟促外交，努力爭取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為破除帝國主義的經濟和外交封鎖、促進中國外交工作的發展和國際政治地位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6年11月，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兼中共黨組書記。

1978年3月，陳慕華任院副總理兼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黨組書記，1981年9月又兼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即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第一副書記。她參加了新時期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四項原則（平等互利、講究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制定工作。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對外開放的需要，積極推動對外承包工程、勞務輸出、合作租賃和對外投資辦廠等多種形式的對外經濟合作，積極推動中國遠洋漁業船隊率先“走出去”打開國際市場，開拓中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新的業務領域和工作範圍。 ^[4] 

1980年9月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併兼主任、中央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全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旅遊領導小組組長。

1982年擔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及部黨組書記、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1982年3月，陳慕華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年5月起為國務委員）兼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黨組書記。她團結部黨組一班人克服困難，整合工作職能和幹部資源，認真研究解決外經貿事業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她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積極穩妥地推進對外貿易、對外援助、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和外國投資管理的業務融合和深入發展。她認真做好經濟特區建設、開放沿海港口城市、成立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有關工作，加強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對外推介。主持進行了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設立和北京吉普引進切諾基等一些重點項目，使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利用外資和先進技術的成功範例。她重視加強和完善對外援助工作，改進援外方式，突出援助效果，指導實施了肯尼亞體育綜合設施建設等一批重點項目。她努力探索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改革，組織研究擴大機電產品出口和調整出口商品結構的政策措施，推進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廣開運銷對路貨源，對轉變中國出口增長方式、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擴大創匯途徑、提高經濟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她還組織研究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海關、商檢工作的政策措施，按照中央部署啓動恢復中國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對外談判的前期工作。她積極推動創辦《國際商報》，努力宣傳中國外經貿事業。這期間，中國外經貿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她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推動中國對外開放、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陳慕華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期間，還分管醫藥衞生、計劃生育、金融和外事、旅遊等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起先後兼任中央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她高度重視愛國衞生工作，積極推動恢復各級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改變城鄉環境衞生面貌，開創了愛國衞生運動新局面。她深入醫療、科研單位調查研究，聽取專家學者意見。她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加強中西醫結合和預防為主的醫療方針，促進中國醫療衞生事業迅速發展。她認真執行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方針，組織廣泛宣傳對外開放政策，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增進國際友誼。為了發展旅遊事業，她深入考察景點，調查旅遊資源，指導國家旅遊局制訂工作方針，支持引進外資，完善旅遊設施，為中國旅遊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極大努力。

1978年6月，陳慕華兼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1981年3月兼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她認真研究計劃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積極倡導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堅定不移地實行少生、優生和計劃生育的政策。參與了《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的起草工作。這一文件對國家計劃生育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中國計劃生育工作逐步走上健康有序發展的道路。她建議成立了“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人口學會”、“中國人口情報資料中心”（後為“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推動了我國人口理論的學術研究。她注重計劃生育科研工作，指導成立了“國家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科研技術骨幹，為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6年3月，陳慕華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組書記。她貫徹執行黨和國家金融工作的方針政策，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強化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管理、監督和調控職能，提高了中央銀行的權威性。她狠抓金融宏觀調控，促進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探索國民經濟轉軌時期金融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引入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信貸和貨幣供給。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提高了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她提出並推動建立強有力的、靈活自如的、分層次的金融調控體系；建立以銀行信用為主體，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多種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資金的信用體系；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金融機構的現代化管理體系；有步驟地開放金融市場；加強和改善外匯管理等。同時，積極推動交通銀行的重新組建工作和中信實業銀行的組建工作。她重視金融監管和金融法制建設，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為後來有關重要金融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重要基礎。她積極推動中國金融對外開放事業，擴大國際金融合作，促成中國成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提高了中國金融業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地位。她注重金融基礎建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狠抓金融機構領導班子和職工隊伍建設。她注重人才培養，創辦中國金融學院，支持和推進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發展。為加強金融宣傳工作創辦了《金融時報》。她為實現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 

陳慕華還擔任中國花卉協會名譽會長，努力推動恢復和發展中國的花卉產業。她主張整合資源，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並指導創辦了《中國花卉報》，促進了中國花卉產業健康快速發展，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需要。

1985年3月後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組書記、理事會理事長，並任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成員。

1988年起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婦聯主席、黨組書記。後任第八、九、十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

1988年4月，陳慕華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3年3月，當選為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在任期間，她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進程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積極貢獻。她重視立法和人大的監督工作，主持審議了環境保護法、城市規劃法、鐵路法、税收徵收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等多部經濟法律草案；加強了對財政經濟工作的監督，形成了財政經濟委員會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計劃和預算執行情況彙報的會議制度。她注重調查研究，率領全國人大考察組赴三峽考察，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她重視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交流，多次率團出訪，堅持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促進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1988年9月起，陳慕華先後兼任和擔任第六屆、七屆全國婦聯主席、黨組書記和第八屆、九屆、十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團結帶領全國婦聯領導班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探索、勇於實踐，把婦女工作納入全黨工作大局，為新時期婦女工作的發展創新了思路和格局。她推動建立了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全國人大婦女兒童專門小組、全國政協婦女青年委員會，積極建議並推動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她領導、組織在農村和城鎮全面推開“雙學雙比”、“巾幗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創建”三項主體活動，為城鄉婦女更好地融入改革大潮、提高素質、貢獻智慧力量搭建了廣闊的舞台。為落實《北京行動綱領》和《婦女發展綱要》的目標，她因勢利導啓動了“巾幗系列行動”和“女性素質工程”，重點解決婦女在教育、就業、貧困、人才培養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為適應知識經濟挑戰和婦女高等教育事業需要，她協調各方，集資興建了新中國第一所女性高等院校“中華女子學院”。在她倡導和努力下，全國婦聯多次與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培養選拔女幹部工作會議，建立婦女人才庫，暢通推薦、交流女幹部的渠道，推動形成培養選拔婦女幹部的有效機制。她領導創辦了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並親自擔任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和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會長，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為貧困地區婦女脱貧致富、為兒童健康成長辦實事。她發起實施救助失學女童的“春蕾計劃”，集資興建了300多所春蕾學校，幫助160餘萬失學女童重返校園。她倡導興建“母親水窖”，幫助乾旱地區貧困家庭修建水窖9萬餘眼，小型供水工程1100多處，使90餘萬人受益。她發起的“母親健康快車”活動，為西部貧困母親帶去了黨和政府的關愛。她倡導動員社會力量興建婦女兒童活動陣地，併發起“中國兒女情繫列活動”，多次舉辦海峽兩岸婦女和婦女組織大型交流研討活動，加強了大陸與港澳台婦女的溝通，增進了友誼。她領導婦聯組織開展多領域、多層次、多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中國婦女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程度。在北京成功舉辦了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促進國際婦女運動的健康發展、提高婦女地位、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作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堅定倡導者和實踐者，她高度重視婦女理論研究和創新，多次主持和參與重大理論問題的研討。她主持全國婦聯工作10年，為中國婦女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促進了婦聯工作的新跨越，開創了婦女發展可持續、良性循環的局面，提升了婦聯組織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影響力。 ^[6] 

1988年1993年任第六屆全國婦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銀行董事會名譽董事長。

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同時任中國銀行董事會名譽董事長。

1989年被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歷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

1993年至1998年任第七屆全國婦聯主席，中國銀行董事會名譽董事長。

陳慕華還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慕華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七屆、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原副總理，原國務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原主席、名譽主席。 ^[4] 

陳慕華因病於2011年5月12日12時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3]  [6]} 

陳慕華丈夫為鍾毅，畢業於東北哈爾濱工業大學，因從事抗日活動遭日寇追捕，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同陳慕華在參謀訓練隊學習，畢業後在留守兵團當參謀。 1940年結婚。1945年到東北工作，後調到北京，曾任“三線”委員會委員，部級職務。因身體不好，較早離休。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深人推進的大背景下，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制、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

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制的準備工作。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

1985年3月，時任國務委員的陳慕華正式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此消息公佈後，外界輿論一致認為：“這是中國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在金融機構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預示着中國在改革中提高作為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 ^[7] 

在正式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之後，陳慕華致力於銀行體制改革。在此期間，隨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為適應多種金融機構，多種融資渠道和多種信用工具不斷湧現的需要，不斷改革機制，搞活金融，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努力探索和改進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以求達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1986年12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再次強調“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國人民銀行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新型金融體制改革要實現的四個目標：一是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要特徵的宏觀調控有力、靈活自如、分層次的金融控制和調節體系；二是建立以銀行信用為主體，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多種信用工具籌集和融通資金的信用體系；三是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各類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四是建立金融機構現代化管理體系。此後，為實現這四大目標，又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具體措施。

與此同時，陳慕華提出，管好用活外匯也是中國人民銀行一個重大使命，把金融搞得更活一點，是金融體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在她的努力下，中國人民銀行提出願意和外國同行們進一步發展業務往來，在發展世界經濟、維護世界和平方面共同作出不懈努力。

在她的推動下，這些新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保持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1988年4月，已在國務院任職兩屆的陳慕華退休；同時，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併兼任第六屆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中國銀行董事會名譽董事長等職。在此期間，陳慕華依舊關心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她積極調研、建言獻策，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中國的發展大計。 ^[8] 

1989年，在陳慕華的倡導、全國婦聯的領導下，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發起設立共和國曆史上第一個旨在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女童重返校園的專項基金——“女童升學助學金”。1992年，這一社會公益項目被正式定名為“春蕾計劃”。

陳慕華既是“春蕾計劃”的倡導者，也是“春蕾計劃”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個捐款者。她曾特意給家人與親友立下了一個規矩，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資助一個“春蕾計劃”的貧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資助13名延安女童，累計資助女童195人次，並曾提議且率先捐款，設立“春蕾計劃實用技術培訓專項基金”，以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女性人才資源開發，培養了一大批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

後來，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又推出了“中國兒童少年安康成長計劃”，幫助孩子遠離失學、遠離疾病、遠離傷害、遠離犯罪，陳慕華親自擔任這個計劃的工作委員會主任。她以年邁的身體親自參與活動和會議，關注未來，救助迷途的孩子。陳慕華曾強調：“為了孩子，為了培養人才，我們要竭盡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斷腿’的精神搞好兒童少年教育福利事業。” ^[9] 

對基金會來説，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資金與管理資金。陳慕華一直強調，基金會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譽，要取信於民，對每筆基金都要有交代。募來的錢只能用於公益事業，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嚴格限制。一次，有家食品廠捐糖果給基金會，基金會的同志分給了陳慕華20塊糖。可陳慕華卻認真地拒絕了，並且説：“不能給我，該給誰就給誰。我們要對捐贈者負責，也要對接受捐贈者負責，這是基金會的信譽問題。”陳慕華在募集資金方面有兩句名言廣為流傳：一句是“搞募捐是為了婦女兒童，不是為我自己”。另一句是“要有愛心，臉皮要厚”。

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全國婦聯原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會長陳慕華同志在深入研究中國西部乾旱地區缺水狀況和婦聯羣眾生產生活實際的基本狀況，帶領有關人員進行充分論證，提出了緊密配合中央西部大開發戰略，組織實施“大地之愛·母親水窖”工程的構想。

在項目策劃的日子裏，每一次項目論證，每一次活動安排，都傾注了大姐大量的心血。在陳慕華的親自組織和積極推動下，“大地之愛·母親水窖”從2000年12月得以順利啓動。到2010年，“母親水窖”每年收到的第一筆善款都是陳慕華從工資中捐贈的。她不但親力親為，還動員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踴躍參與。

2002年12月23日，在“母親水窖”實施兩週年之際，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就“母親水窖”項目的緣起、意義及效果等採訪了陳慕華。隨着“母親水窖”項目的不斷深入發展，陳慕華又及時提出，不但要讓缺水區的貧困母親飲上水，而且要飲上潔淨水，同時還要做好“水”的致富文章，做好“水”與其他幫扶工程整體推進、整村推進等工作。

正是由於陳慕華同志的傾心努力，“母親水窖”公益項目才得以不斷髮展壯大，使這一公益項目成為造福西部貧困乾旱地區羣眾的惠民工程。慕華同志既是“母親水窖”工程的奠基者、創始者，更是熱情參與者。

2002年，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成功策劃並推出了首屆“中國兒童慈善日”，並將每年的6月22日定為社會各界關注中國貧困兒童的節日——“中國兒童慈善活動日”。

迄今為止，中國兒基會已經成功舉辦的六屆“中國兒童慈善日活動”，“通過零錢慈善的理念，傳播匯聚愛心、扶貧濟困的理念。”陳曉霞説，為此，在2006年，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被國務院扶貧辦授予“中國扶貧獎勸募模式創新獎。

“安康計劃“實施以來，一直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陳慕華大姐不顧年事已高，多次出席參加‘中國兒童慈善活動日’等募捐活動，推進項目的順利實施。”

1994年，被聯合國授予“莫里斯·佩特”獎；

1995年9月，獲古巴“安娜·貝當柯爾德”勳章；

2003年，獲第十屆“宋慶齡樟樹獎”； ^[10] 

2010年，獲“母親水窖”十年感動人物； ^[11] 

2011年，獲”中國兒童慈善30年感動人物“稱號； ^[12] 

2011年，獲第七屆中華人口獎“特別榮譽獎”； ^[13] 

2011年，獲女性公益慈善事業特殊貢獻獎。 ^[14] 

陳慕華不但是國家的領導幹部，而且在生活上有廉潔樸實的作風，平時上下班都乘公交車，在部機關排隊買飯，與基層幹部的作風相同，深受部機關幹部的稱讚。

陳慕華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經濟工作和婦女兒童工作的傑出領導人。 ^[15] 

深圳特區報：陳慕華——中國金融改革第一人。 ^[8] 

陳慕華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堅定倡導者和實踐者，婦女兒童工作的光輝典範，中國新時期婦女兒童工作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婦女兒童公益事業的有力推動者，開創了中國新時期婦女兒童工作全新局面，為成功舉辦第四次世婦會作出了傑出貢獻。 ^[16] 

2021年6月21日，紀念陳慕華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慄戰書出席座談會，並在會前會見了陳慕華同志親屬。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