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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恭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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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恭祿,(1900年7月28日-1966年10月8日),歷史學家,江蘇丹徒人。1926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後任金陵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於中國近代史,著有《中國近代史》、《中國近百年史》,《日本全史》、《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其中《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綱》兩本書境補了當時高等教育教學教科書的空白。 [1] 
中文名
陳恭祿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00年7月28日
逝世日期
1966年10月8日
畢業院校
金陵大學
出生地
江蘇省丹徒縣

陳恭祿人物生平

陳恭祿,生於1900年7月28日,江蘇省丹徒縣高資鎮人。陳氏出生於商人家庭,辛亥革命前後,與弟恭禎同往鎮江求學,曾受業於鮑心增老師門下。1916年,陳恭祿赴揚州入美漢中學讀書,該校為美國教會所辦,經此陳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學時代已初步鞏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學,該校亦為美國教會所辦。當時金陵大學歷史學科主持人為美籍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貝氏到達該校後,便鋭意經營歷史學科,到1924年原本合在一起的歷史系和政治系分別獨立,從此歷史系在其帶領下迅速壯大。因此陳恭祿進入金大學習,正趕上了歷史系蓬勃向上的發展時期。在大學就讀期間,陳氏已在貝德士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利用國外資料研究中國近代史。期間有感於日本和印度兩國與中國關係密切,國內又缺乏日本史和印度史著作,故先後於1925年撰成《日本全史》、1928年撰成《印度通史大綱》。
1926年夏,陳氏畢業於金陵大學歷史系。當時其父經商失敗,無力資助他出國深造,便在南京明德中學教課。1928年金大文學院知陳氏原有編寫《中國近代史》的打算,乃聘其為歷史系助教,擔任中國近百年史的講授。由於當時大學缺乏中國近百年史教本,陳氏便在原有自編講義的基礎上着手寫教材。他積極地利用當地各圖書館史料,撰成《中國近代史》的初稿,全書共十九章,自大學本科畢業時起至1934年完成,歷時約十年,共六十餘萬字,成為當時中國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學用書。
1928至1933年夏,陳恭祿在金陵大學講授中國近百年史及中國通史兩門課程,由助教升為講師。1933年至1935年秋,應武昌武漢大學之聘,講授中國近世史、中國通史以及專史研究(日本史與印度史)課程,任課一年,晉升教授,講課之暇,專心撰述。1936年夏,辭離武大,仍回金大任教。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金陵大學西遷,一部分往皖南,大部分入四川。陳恭祿沿途輾轉,歷經艱辛到達西南。平日除授課外,矢志埋首寫作,興趣轉入研究中國古代史,撰成兩冊《中國史》,後均由商務印書館發行。1942年秋,陳氏又應國立西北大學的聘請,前往城固講學。在城固僅一學期,又寫成《中國通史講義》一冊,通論自遠古至三國時期的史事。翌年復返成都金陵大學任教。
1946年夏陳恭祿繞道西北經西安、洛陽、開封東歸故里,並於秋天遷移南京。 [4]  他則繼續在金陵大學任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年,陳恭祿進入設在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2年,中央大學的文理學院和金陵大學的文理學院合併為南京大學。陳恭祿以後即一直在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先後講授過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史、歷史文選等課。1957年,他寫出了《太平天國史》。1964年,陳恭祿又將對中國近代史料多年的研究寫成一部《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 [7] 
1966年“文革”開始後,陳恭祿被點名批判。1966年10月8日,陳恭祿逝世。“文革”結束後,1979年南京大學歷史係為陳恭祿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恢復了他著名歷史學家的名譽。 [5] 

陳恭祿學術思想

史學著作要“信、要、新”
陳恭祿給史著設定的要求頗高,1935年陳氏在評價簡又文的《太平天國雜記》一書時,就史料之選擇提出了三個標準:“一曰信。史料可別為二,一為原料,一為次料。原料則指當事人之記錄,或記載其所見及親身經歷之事件……。次料則據他人所言或其記錄而作之文字。自史料價值而論,大體上自以前者為高。二曰要。史料繁多,浩如煙海,尤以近代史為甚,決無一一印行之理,倘或細大不捐,讀者除專家外,固不願一讀。三曰新。新指所言之史蹟不見於普通史籍,而為新知識也。”
陳氏所言的“信”,以及對於史料的分類,源自英國人克倫泊(C. G. Crump)的《歷史與歷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其中便是將史料作如是分,即如今常用的所謂一手、二手史料的説法,而直到1962年在其眼中仍為最好的史料分類方法。陳氏轉述的這一觀點,意在強調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其中“原料指最初的材料,意謂由此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來源。次料指後起的材料,意謂由現存的或可尋的原料之中變化而出的著作,即所謂次料出於原料,而原料為次料所自出”。這種分類方法其實可商榷之處頗多,尤其是史料的原始性本是相對而言的,故對於“原料”“次料”的區分,陳氏指出如能“確定它寫成的時期,便易於處理”。同時他也注意到“原料並不保證故事記錄的真實性”,因此主張歷史工作者進行研究時,首先要做的便是大量蒐集“原料”,然後審查“原料”的真偽,一切以史料價值的高下為要。陳氏所言的“要”,其針對的也是《太平天國雜記》選錄史料而言,故不作展開。
至於“新”,陳氏主張廣搜“原料”,其中一層意思便是對於新史料的挖掘。陳氏在大學就讀期間,便已在貝德士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利用國外資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其在《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一文中也講:“研究近代中國史者,必須打通中外隔膜,材料當博取考證,不可限於本國記錄。”不過陳氏也並非盲目崇洋,其認為“就質量而言,自以本國材料為重要”。在這篇文章中,陳氏已感慨近代中國史之史料浩如煙海,但當時“其未印行,或史家無從利用參考者尚多,故宮之檔案,南京國學圖書館收藏南洋大臣之交涉史料,均其例也。私人收藏及散失者,更不必論。民國成立以來,政治領袖、外交長官,發表其信件電文等者,尚不甚多。論者常謂編著民國之信史,殆不可能,實有所見”。此外,陳氏已頗為超前地提出影像資料也須進行,“攝影便利,凡政治會議、軍事行動、羣眾遊行、人民生活,皆可攝影。見者印象之深,或如親見其人,參與其事,當能補助文字形容之不足”。同時陳氏熱衷於學術評論,在留下的大量書評和與人論辯(尤其與蕭一山)的文字中,就有許多圍繞近代史新史料(如評《賊情彙編》《太平天國雜記》等)和新研究(如評《外人在華投資論》《遠東國際關係史》《中國史與文化》等)的辯論,引領學術前沿。
重視西方理論知識
至於史學方法,陳恭祿雖不是留學生,但由於金陵大學的求學背景和貝德士的影響,其研究中明顯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和其他學科的影響。上述史料學方面,陳氏就借鑑了大量當時的西方史學理論著作,如引徵法國朗格諾瓦關於直接、間接史料的分類法,美國約翰生(Johnson)的《歷史學家與歷史證據》(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關於史料的記載、遺物、傳説的三分法,信奉英國克倫泊的《歷史與歷史研究》關於一手、二手史料的分類法等。陳恭祿著作中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傾向,便是深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以此來解釋中國社會的興衰起落。
重視口述、報刊史料
另外,陳氏思想頗為前衞新穎,除了前提早在1934年便已提出對攝影等影像資料運用的期待外,同時還提出近代史研究中,訪問(口述史)、小説和報紙雜誌三種史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前兩點:“一曰訪問,凡親身經歷之事變,印象之深,嘗不易忘,吾人苟向經歷其境之老者詢問,常有所得。著者家住鄉間,常於暇時,訪問太平天國情狀,老者往往於無意之中,詳言所知,或述其被擄從軍之狀況、軍中之生活,或言其逃難避亂之情節,或道其個人對於雙方之感想。其言多無好惡之成見,頗有參考之價值。試舉一例,餘嘗聞之祖母,太平軍每至一地,即有禁令曰:‘不剃髮,不留須,不喝流水,不食黃煙。’流水指酒而言。此類令文,從未見於書籍,不可謂非新得。吾人慾知清季宮中情狀,訪之太監,亦當能有所得。二曰小説,小説舊以稗史觀之,清末諷刺小説尤為發達。説者常指書中人物,影射當時之大人先生、貪官污吏,吾人絕不視小説為歷史,倘果視為史料,直為笑談。其描寫之情狀,亦間有助於歷史者。《兒女英雄傳》《古城返照記》均其明例。《兒女英雄傳》所言之考場生活,實非他書之所能及。《古城返照記》描寫清季北京政治社會狀況,多亦未見於史籍。” [4] 

陳恭祿親屬關係

兒子陳良棟,曾為南京農學院教授。 [3] 
孫子陳明遠。 [2] 

陳恭祿人物著作

出版著作《中國上古史史料之評論》《甲午戰後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近代中國史料評論》《曾國藩與海軍》《中國近代史》、《中國通史》、《日本全史》、《中國近百年史》、《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
發表論文有:
1 甲午戰爭後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3卷1期(1933年)
2 遠東國際關係史(書評)/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2期(1934年)
3 中國史與文化(書評)/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2期(1934年)
4 奇異印度(書評)/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3卷2期
5 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3期(1934年)
6 曾國藩與海軍/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3卷4期(1934年)
7 太平天國雜記第二輯(書評)/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5卷1期(1935年)
8 中國上古史史料之評論/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6卷1期(1936年)
9 四國天津條約之經過/金陵學報/ 第1卷2期(1931年11月)
10 張德堅總纂的賊情彙編/圖書評論(南京)/第2卷4期(1933年12月)
11 孟世傑編中國近百年史/圖書評論(南京)/ 第2卷12期(1934年8月)
12 土地利用和我國前途/獨立評論(北京)/第181期(1935年12月)
13 馬嘉理案與煙台條約(書評)/ 星期評論(重慶)/ 第19期(1941年4月)
14 評外人在華投資論/中興週刊(武昌)/第32-33期(1934年2月)
15 土地問題與中國前途/中興週刊/第122期(1935年12月)
16 評中華民國外交史/學藝(上海)/第15卷8期(1936年10月)
17 中國史第二冊自序/善責半月刊(成都)/第2卷4期(1941年5月) [1] 

陳恭祿社會評價

章開沅:“平心而論,陳恭祿先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草創時期重要的先驅者之一,他不僅培養了一批中國近代史學者,還撰寫了好幾部頗有影響的教材,這是他留給我們的一筆學術遺產。” [6]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