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恆慶

他長期做京官，曾出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營繕司員外郎、屯田司郎中等職．後到都察院做官，曾任巡城御史、兵科給事中、河南道監察御史、掌印給事中等職。60歲時辭官歸裏。終日與故友以文字為樂，常同濰城學者名流宴飲於十笏園內，詩詞酬答，觴詠流連。

他病逝於1920年，年76歲。著有《諫書稀庵文草》《諫書稀庵詩草》《諫書稀庵隨筆》《歸裏清草》《清季野聞》等。其書法也很見功力，今十笏園中尚留其手跡。

陳恆慶（1844—1920），字子久，濰縣城裏（今濰城）松園子街人。清同治十二年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在京都工部任都水司主事、營繕司員外郎、屯田司郎中，升兵科給事中，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等，後外放任錦州知府，宣統二年辭官歸裏，晚年在家寫下了《諫書稀庵筆記》，於民國六年（1917）出版。

陳恆慶是濰縣陳大觀家族的第十八世孫。祖父陳官賢與清道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陳官俊是堂叔兄弟，嘉慶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舉人，任館陶縣教諭，署臨清學正。父介侯，咸豐元年（1851）恩科舉人，任濱州訓導。大哥孚慶、字筠軒（又字希顏），同治十二年（1886）由府學拔貢，授惠民訓導，主講武定、惠民兩書院十餘年，後監理濟南濼源書院事十餘年。二哥鹹慶，光緒六年（1880）貢生，任蒙陰縣訓導。侄子潤綜，副貢、候補訓導。恆慶本人在中舉後曾任過館陶訓導，由此，濰縣人稱他家是“一門五科第，四世六教官”。

恆慶在中舉前，曾在煙台東海關道當過幾年幕賓。當時他風華正茂，經常在山東半島沿海一帶跑來跑去，見證了大海的無限風光。飽嘗了芝罘島、煙台、萊州灣以及家鄉濰縣沿海應季節而上的美味海鮮；目睹了漁民釣捕鯊魚、下海取參、拉大網捕撈嘉鯕魚、黃花魚的辛苦；看到了海邊潮上大魚來遠近村民前來搶食魚肉、用魚骨作屋樑並製作海秋角、假珊瑚、假象牙，還有海洋裏種種奇物怪事。這位年未及冠，已遍讀過十三經的少年，時常帶着自己所見所聞做學問。他翻遍古籍也沒有找到有關魚翅和海蔘的記載，有時，興致來了，他會給每一種知道名子的魚，都一一寫成詩句。他更愛動腦筋思考，比如，在濰縣沿海，為什麼難以捕撈到像煙台海上那麼大的巴魚?還有，漁民出海最怕颶風突來，逃避不及，船沉人死，他曾不止一次看見，芝罘島上漁民，穿孝衣在海灘上哭泣。但是，為什麼漁民的長輩死於大海捕撈，而其後代子孫，仍然要繼承祖業呢?

在東海關道當幕賓期間，他還對沿海的灘塗、沿海農村做過詳細、周密的考察。他在山東沿海萊州府一帶，親眼見到了農村婦女，在門前樹下把高三四尺的麥莛，用刀劈開，信手拈來，顧盼自如地製作草帽緶的過程，那時，海禁已開，當地正在藉此出口創匯。正是有了這些經歷，光緒三十年（1904）他做官任給諫時，在一次應詔對策中曾經談到膠東生產草帽緶出口的事。慈禧太后還曾詢問他山東婦女所編草帽緶系用何草，恆慶回答説是用麥秸編成，慈禧遲疑片刻説，那是麥莛呢!這場對策，陳恆慶説的主題是什麼，未見記載。（《濰縣誌稿》説，“陳恆慶凡所陳奏，一以忠君愛國為己任，疏凡十數上，而諫草多避人焚之”。）但他在事後想到，自己在太后面前説了山東土話，把麥莛叫成麥秸了。也是由於上述經歷，他在晚年寫的《海錯》一文中，提出了“滄海猶畎畝”、“魚因時而上，因地而異”啓示人們要珍視海洋，把海洋當成地畝，在海上作業要遵循自然規律等等。

恆慶在館陶縣任訓導時，曾主講於德州德衞書院和陵縣三泉書院。在三泉書院，他發現近60年的科考中，該縣無一人上榜。這裏的生員，有人文字極佳，但在詩韻上，平、上、去、入，不能盡行把握，有語音太重的通病。恆慶在幼年，曾經讀過萊州名宿翟雲升先生撰寫的《韻字鑑》一書，受益匪淺。由此，他令生員每人購買《韻字鑑》一部，並教他們翻檢，當年秋，在鄉試中，就有生員周遇盛高中舉人，令全縣狂喜。

由於祖父、父親、長兄都曾在魯西北的館陶、臨清、惠民、濱州等地主教多年，恆慶自己也有在館陶、德州、陵縣十多年的教官生活，這即養成了他與魯西人民長期難以了斷的情愫。而後在光緒十八年，黃河決口，武定、濱州一帶，被淹沒大半，幾成澤國。時在武定主教的恆慶的長兄孚慶，心如火焚。他連忙給已在京都工部任職的弟弟恆慶寫信。陳恆慶見信十分着急，火速聯絡在京的山東同鄉，上疏請奏得旨，撥去賑災款數萬兩，全活的當地老百姓，不可以數計。

恆慶中進士後，有較長時期在工部做官，他自己説，“廁身朝列後，日日與磚為緣，十有五年”，由於處事謹慎、幹練，歷任尚書、侍郎都非常倚重他，諸如皇帝大婚、太后萬壽、修葺宮殿、城垣、河工等與工部有關的大事，大都委派他辦理。

在後來升任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陳恆慶對所管轄的京都梨園、茶寮、妓院等當時所謂“下民”，也多行德政。例如，當時的戲園子最怕因鬧事引發官司而被封門。一旦封門，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僅是開戲園子的、唱戲的、連那些送戲單的、賣茶水的、打手巾把的所有靠戲園子吃飯的窮人，都因此而斷了生計。等到官司了結，申請開門，又要遭受官府惡吏的盤剝、勒索。陳恆慶有鑑於此，在判案處理時，只處罰有關當事人而決不給戲園子封門。當時，清廷有規定，朝廷官員，可以在會館或王公大臣的廳事看堂會戲，不得到戲園子看戲，違者處罰極重。但作為京都中城的巡城御史，管轄區內戲院、茶肆、妓院等易發案件所在，維護京都治安，又是他的職務。他因判案，在與梨園人打交道中，結識了不少名伶。本來就有很好的詩書文學素養、酷愛京戲，被人們稱作“顧曲周郎”的恆慶，也有了機會在暗中與一些名伶交上了朋友。陳恆慶有幸在京都看了紅極一時的大老闆程長庚晚年的京劇《漢室三分》，稱讚他“不襲《三國演義》而按陳壽《三國志》演之，忠臣義士，儼若再生。”當時的程長庚已年逾六十，口齒已落其三四，咬字微覺費力，但其“平、上、去、入，字字能葉”。恆慶十分讚賞大老闆演戲一介不苟取，尤其欽佩程長庚持身嚴正做人。他曾讓其次子陳佩珩跟名伶譚鑫培學戲，也曾為名伶孫菊仙改過京劇《胭脂判》的腳本。

恆慶在京都做官二十多年，官職四品，由於身在皇帝跟前當差，他有機會結識諸如親王、軍機大臣、相國、尚書等達官顯貴，也時常與部曹、書吏、經承、買辦等官場的中、下層人物有交結。在巡視京都察訪辦案時，也認識了京都的一些屬於“下九流”中的人物，瞭解京城的茶寮、妓院、戲園子裏等草民的生活。因為他經多見廣，能洞察晚清的朝政積弊、制度陋習、官場腐敗。對於清政府歧視漢人的制度感受尤深。如他所在的工部，“滿缺九十餘人，漢缺只十八。漢人正途到部，須十五年後，方得補缺。而主稿行文，則漢人任其勞。漢人之向隅久矣。四川趙亮熙，以進士分工部，十八年補主事。人謂之“苦守寒窯王寶釧”。而滿員以二百金捐一筆帖式，不數年，薦升工部郎中、員外，外放府道，薦升撫藩矣”。

陳恆慶在京時，先是中日甲午之戰，清廷喪權辱國。又親身經歷了庚子義和拳之亂、八國聯軍侵佔京都的幕幕驚險。那時，他身在槍林彈雨之中，住所靠近什襲庫法國教堂，親眼目睹了昏聵無能的滿清大學士啓秀，面對洋人的長槍利炮，卻獻策於端王、莊王，令義和拳及虎神營兵在五台山大和尚率領下，口唸神咒，指令縱火，白白送死在洋人槍下。而後東華門失陷，慈禧太后連煮熟了雞蛋也來不及吃，與皇帝倉皇出逃。當時，恆慶和家人也被迫躲到北城去了。

光緒三十四年，他被外放任錦州知府期間，雖然當時在東三省主政的徐世昌十分重用他，委任他代理巡警道事，併兼辦全省墾務。恆慶也“既期利國，復思便民，屈指心計，嘗深夜秉燭不寐”，並得到了保以在任候補晉二品封典。但是，當時的滿清王朝，已經到了內憂外患，難以收拾的地步。陳恆慶謝絕上峯和民眾的再三挽留，毅然辭官歸裏。

宣統二年，陳恆慶回到了濰縣後，與其長兄孚慶續修家廟，整飾先塋，創建支祠。空閒時間就與好友、親朋在十笏園裏飲酒、作詩。在閒暇時舞文弄墨，將他所見所聞，寫了下來，於民國六年成書。名之曰《諫書稀庵筆記》。

《諫書稀庵筆記》共有短文165篇，其涉獵內容十分廣泛。這些文章中，有反映滿清末年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的。如:捻軍北上、義和拳排外、八國聯軍侵犯京都、辛亥革命、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佔領濰縣城、張勳復辟等等。有通過描寫王公大臣、部曹、書吏等人的私生活，揭示晚清朝政昏庸、官吏貪腐的；有記敍家鄉山東，特別是濰縣的經濟資源、鄉土、風俗、名人軼事，讚揚那些潔己奉公、立言有體、鞠躬盡瘁、存心無私的名宦、鄉賢、高師、大儒的。也有記敍京都所謂“下九流”人物的。如《賽金花》、《大老闆（程長庚）》等等，還有反映他晚年思想情懷的，這位曾以對聯“八載退隱抱赤子，十年進士如白丁”釋懷的晚清逸民從《筆記》的若干文章中透露出，在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後，他也擁護五族共和、贊成男女平等、解放婦女，興辦平民教育，其思想逐步開明起來了。其在身後留下的《諫書稀庵筆記》，也為後人認識和研究晚清社會及地方鄉土文化，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史資料。

陳恆慶先生於民國九年（1920）在家鄉病逝，享年75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