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

陳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本名陳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佈雷，浙江慈溪人。因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抗戰時期，陳布雷用如椽之筆，寫出了多篇激揚民族誌氣的不朽文章，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很受關注而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7年，陳布雷入浙江高等學堂就學，1911年畢業，名列第四名，同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開始用“佈雷”為筆名。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1927年，他與潘公展同至南昌見蔣介石，同年加入國民黨，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

1928年，陳布雷辭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職，赴上海任《時事週報》總主筆，創辦《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隨蔣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其間，1930年曾赴南京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1934年5月任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1946年任國府委員。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終年58歲，安葬於杭州市九溪社區上海市總工會療養院2號樓東鄰。

陳布雷去世後，蔣介石追授陳布雷“當代完人”的稱號。 ^[3] 

1911年，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20世紀20年代初，陳布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説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讚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説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嚮導》週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讚揚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説：“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鋭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4]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後，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桿子可供自己驅使。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所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人生的一個高峯。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200多人召開“談話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説：“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 ^[5]  ”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5]  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讚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他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欲回國抗日。為此，郁達夫請陳布雷為郭沫若説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於懷，故而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週金文辭大系》、《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説：“委座，據説，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布雷的説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在重慶時周恩來曾託人向他傳話，“對佈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在民族大義上，國共可以團結御辱，但是，國共兩黨又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御用”筆桿子，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又擔任“總統國策顧問”及全國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國民黨政權在文化輿論宣傳方面的“總參謀長”。在他任職期間，他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編寫《西安半月記》。關於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並無“弒君”、“篡權”之意，也聽説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後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面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説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只得惟命是從。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 ^[6]  ”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多年來，關於他自殺的原因有多種解釋。國民黨官方説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有人説他是為垂死的蔣政權“殉葬”，也有人説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諫”…… 事實上，陳布雷的死因非常複雜。綜觀陳布雷的一生，他的捨生棄世可以説是他幾十年人生道路走到盡頭的必然結果。作為矛盾的人物，陳布雷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不過，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陳布雷從小在封建思想薰陶下成長，養成温順馴服的性格。作為一箇舊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根深蒂固，並將為國出力與效忠領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蔣介石看他無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紛爭，忠實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種種，都使陳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對領袖的“知遇之恩”將銘記不忘。

但是，抗戰勝利以後，他察覺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來的“抗日領袖”、“民族英雄”成了眾矢之的，被作為“人民公敵”陷於全民的包圍中。這時，那個“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依然頑強地主宰着陳布雷的心靈，以前他也比喻過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面對現實他感到絕望。而且，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 ^[7]  。這些，可能都是最終導致他自殺的直接原因。這個自認為“百無一用”的病弱書生，終於以“自棄自了”與人世最終告別。

從政以後，陳布雷作為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盡，而傳統的一面則表現非常明顯。他極力為南京國民政府宣傳蔣介石的儒化三民主義思想，還為蔣介石撰寫了大量文稿，把蔣介石打扮成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

陳布雷從政的本意是以文字為蔣介石服務，然而隨着蔣介石權力的增大，陳布雷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專門為蔣介石寫作文字的秘書，後來進入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樞，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成為蔣介石的“軍機大臣”。

作為蔣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陳布雷恪守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於職守，盡心盡力，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為官清廉，從不拉幫結派，以權謀私，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政府中，陳布雷始終保持超然的態度，從不捲入派系鬥爭中去。所以，陳布雷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具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 ^[9] 

從1927年1月開始從政到1948年11月自殺，陳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間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前兩年。二十多年的超負荷工作摧殘了陳布雷的身心健康，更為重要的是，抗日戰爭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比在政治上處於頹勢。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下，陳布雷無能為力。體力、精力與腦力已經無法再為蔣介石服務。但是陳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薰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堅決，因而他決不會像王芸生、翁文灝等人一樣向左轉。

更讓陳布雷難過與尷尬的是，家庭中出了左傾分子。陳布雷深受儒學思想影響，非常看重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可是他的家庭也因政治急劇變遷而有不和，甚至分裂的跡象，這又讓陳布雷難以繼續跟着蔣介石堅決反共到底。因此他不可能走羅家倫等人的道路。並且，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政治腐敗，黨內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傾軋，蔣介石也很難有所作為，陳布雷看不到國民黨未來的前途與希望。此外，陳布雷沒有留學經歷，家庭也比較貧窮，這使他也不可能跑到國外或香港等地。因此，這使得陳布雷已經是進退無路。陳布雷本人的身體健康不佳，經常失眠，靠安眠藥來維持睡眠，又處於政治上的中樞地位，心理壓力很大，導致了性格上的抑鬱、多愁善感，當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一定的極限，再也不能負擔時，走上自殺道路就不奇怪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結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從政生涯。陳布雷的自殺給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很大的震動，儘管國民政府極力掩飾陳布雷自殺的真相，把陳布雷自殺説成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但這掩蓋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為期不遠了。

陳布雷自殺後，首先獲得了政治符號性的評價。共產黨方面將其評價為頑固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方面將其評價為“當代完人”，感激輕生。當時就有人認為，陳布雷應該為蔣介石的錯誤負一定的責任。

政治符號性的評價現在己經沒有人提了，但是對於陳布雷在近代中國政治中到底如何評價卻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從事新聞工作時，陳布雷的評價沒有什麼爭議，他是一名著名的政論家，他支持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進行了批判與揭露，是一名勇敢的民主鬥士。他的文章，對於喚起民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從政之後，陳布雷為蔣介石作文字工作，雖然他是為蔣介石服務的，但是他對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恪守民族主義立場，尤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1927年到1936年，陳布雷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面與輿論界進行了大量的聯絡工作，通過輿論來警告日本帝國主義，這對於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有一定的意義。抗日戰爭期間，他為蔣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就這點來説，陳布雷是為抗戰做出了貢獻的。陳布雷在從政時謹慎小心，廉潔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準則，並且痛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現象。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連周恩來都表示讚許。

陳布雷忠心耿耿於蔣介石，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服務也是歷史事實。但是陳布雷在蔣介石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從陳布雷的日記來看，到了抗戰後期，蔣介石越來越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因此對於蔣介石功與過，陳布雷在其中的責任比較小。他只不過是一名秘書，是一名蔣介石意志的執行人員而己。

總之，陳布雷從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捲入政治漩渦的無奈。知識分子本質是要獨立的、批判的，而捲入政治旋渦的知識分子偏偏要站穩立場，服從大局，這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都面臨的困境。從陳布雷的從政生涯來看，從政耗盡了陳布雷的體力與精力，打殘了他的身心健康，斷絕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響了家庭的和諧穩定，在無奈之餘最終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10] 

陳布雷書畫作品(5張)

陳布雷，本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佈雷。陳布雷早年為《申報》撰稿，後來任《商報》編輯部主任，文字俊雅，長於時事政論。 陳果夫早就看出陳布雷是可用之才，時常把國民黨圈內的決策透露給他。陳布雷據此評析時局，給外界造成“有先見之明”的感覺。1926年春起，陳布雷屢屢撰文評論國共關係，斷言中國是“最不適於試行共產之國家”，中國革命“舍國民黨莫屬”。同年11月，陳果夫轉呈總司令求賢若渴之意，堅請陳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謁蔣。接受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面試，蔣介石目光中閃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嚇得衣飾講究的潘公展眼光閃縮，舉止僵硬。“眸不正則心術邪”，篤信相術的蔣介石對潘公展泛起一絲反感。陳布雷嘴癟唇翹，頭髮蓬鬆，像是一個埋頭做文章的書呆子。蔣介石問以如何對付上海的工人運動，潘公展搶答在先：“總司令自有妙策。”此類等於交白卷的討好是不受蔣介石賞識的。正襟危坐的陳布雷用謙卑的口氣回答道：“愚見是否以可靠的部隊包圍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勢，然後用幫會勢力打頭陣……”蔣介石微微點頭，對他倆的取捨之意已定。

落選的潘公展先期返滬，陳布雷入遷總司令部居住，繼續接受考察。筆試的題目是“告黃埔同學書”，按照蔣介石指示的要點，用校長和總司令的口氣寫。陳布雷凝思片刻，奮筆疾書，一氣呵成。蔣介石看過文稿，點頭稱許。3月，陳布雷辭別蔣介石，5月赴寧，接受中央黨部書記長職位。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首席侍從，如影隨形地服侍蔣介石，專心致志處理黨政機要，撰寫書信文告。堆積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報，一經他整理，很快就變成條理分明、言簡意賅的彙總情報，供蔣介石審批、決策。蔣介石“著作等身”，陳布雷是主要代筆人。蔣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記》 ，陳布雷曾説是他執筆的。至於蔣介石的文告、演講辭，十之八九出自陳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筆耕一生，卻沒有傳世文集。對蔣介石而言，陳布雷可謂忠貞可鑑，竭力奉獻。

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壽辰，同時又是其從事創作活動25年紀念，為慶賀這位在歷史研究、文學創作中有卓越貢獻的文化巨匠，全國許多地方都舉行了紀念活動。郭沫若所在的重慶自不用説，遠至香港、延安、桂林等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反映出郭沫若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力。

當時，重慶的慶賀活動最多、規模最大。時在蔣介石身邊任職，被人稱為“文膽”的陳布雷，也作為活動的發起人，欣然參加到這次活動之中。

陳布雷先生早年是著名的報人，因文筆犀利、説理周全、文采斐然而名重一時。陳布雷與郭沫若，早在北伐時期就見過面。陳當時曾對郭表示過真摯的仰慕：“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風姿，真乃三生有幸。”他們兩人早年在上海從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此時，陳布雷雖在國民黨上層任職，但他文人氣極重，一般人很難進入他的視線，可對真正文人，他還是相當誠摯的。當別人拿來請發起人簽名的“郭沫若50誕辰和創作生活25週年慶祝緣起”的橫軸時，陳布雷欣然簽上自己名字。從後來的情況看，做郭沫若紀念活動發起人，他是樂意的，也是認真的。

11月16日這一天，重慶大規模慶祝活動開始。當天，陳布雷寫了一封熱情而真摯的信，表達他的衷心祝願：

沫若先生大鑒：三葉集出版時之先生，創造社時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遠活潑而新鮮。至今先生在學術文化上已卓爾有成。政治生活實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潔，先生之熱烈與精誠，弟時時讚歎仰佩。弟雖一事無成，然自信文士生涯、書生心境，無不息息相通。國家日趨光明，學人必然長壽。此非尋常祝頌之詞也。唯鑑不盡。

弟陳布雷謹上

《三葉集》是郭沫若早年與宗白華、田漢三人相互通信的結集，其中傾吐青春豪氣，追索人生意義，探討詩文真諦……閃爍着耀眼的光華。出版之後，風靡一時。陳布雷專門提及此書，正表達了當時的強烈印象。

這封信有兩句話頗可表現陳布雷當時的心情：一為“政治生活實渺乎不足道”，這正是舊時文人從政後常常發出的感嘆。陳布雷當年文采風流，是很願意在文壇上有一番作為的，不料涉足政壇，為人操刀，此中苦衷，難為外人言，故有此感嘆。另一句“然自信文士生涯、書生心境，無不息息相通”。從一些人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陳布雷雖身在政壇高層，但文人習性大致未改，對官場的那一套頗不適應，故內心並不舒暢。此時借向文化人慶賀之際，真情吐露，也極有感染人的地方。

文之不足，陳布雷還在信後附上一組詩，表達慶賀之忱：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輩為舉行二十五週年創作紀念，詩以賀之。

灩澦奔流一派開，少年揮筆動風雷，

低徊海澨高吟日，猶似秋潮萬馬來。

（先生以文藝創作公於世，似在民國十年前，時餘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徵起一軍，

傷別傷春成絕業，論才已過杜司勳。

（君客居東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著作斐然。）

刻骨酸辛藕斷絲，國門歸棹恰當時，

九州無限拋雛恨，唱徹千秋墮淚詞。

（七七變起，君自東瀛別妻孥歸國，當時有“別婦拋雛斷藕絲”“登舟三宿見旌旗”句，為時傳誦。）

長空雁侶振秋風，相惜文心脈脈通，

巫岫雲開新國運，祝君彩筆老猶龍。

這一組詩，從郭沫若當時的影響，寫到他的業績成就；從他的作為，寫到詩者的真誠祝願。對於久不作詩的陳布雷，這也實在是極為難得的。

接到陳布雷的賀函及賀詩，郭沫若亦情不自禁。他也趕緊回陳布雷一函，函後附有步陳布雷詩原韻的和詩一組：

畏壘先生賜鑑：五十之年，毫無建樹，猥蒙發起紀念；併疊賜手書勖勉，壽以瑤章，感慰之情，銘刻肝肺。敬用原韻，勉成俚句以見志。良知邯鄲學步，徒貽笑於大方，特亦不能自已耳。尚乞教正，為幸。

專復敬頌

時祉

弟 郭沫若

頓首十一、二十三

步韻和詩是這樣寫的：

一

茅塞深深未易開，何從淵默聽驚雷，

知非知命渾無似，幸有春風天際來。

二

欲求無愧怕臨文，學衞難能過右軍，

樗櫟散材繩墨外，只堪酒戰策功勳。

三

自幸黔頭尚未絲，期能寡過趁良時，

飯蔬飲水遺規在，三絕韋編爻象詞。

四

高山長水仰清風，翊贊精誠天地通，

湖海當年豪氣在，如椽大筆走蛇龍。

敬步原韻呈畏壘先生教沫若初稿

“畏壘”是陳布雷的筆名，當年曾以此署名而名動一時。郭沫若在此以“畏壘”相稱，自然有對其當時才情、筆力的推重，也迴應了陳布雷“時餘同客海上”間的惺惺相惜之忱。

郭沫若和詩寫成之後，將它們與陳布雷之詩一併交給重慶《大公報》。這兩組唱和之詩於11月28日同時在該報刊出。在兩組詩的前面，編者還加了一段按語：

11月16日，郭沫若先生五十生日，在渝友人為舉創作二十五週年紀念。陳先生貽書，有“國運日趨光明，學人必然長壽”之語，旋復贈以此詩，郭先生得之甚喜，即賀四律。

《大公報》發表這兩組詩的第二天，另一家《掃蕩報》也予以刊出，一時引起很大反響。作為蔣介石“文膽”這樣特別身份的陳布雷，對文化人郭沫若表現出的真摯及相通之情，透露出其書生內心的許多信息。這對於我們理解這位先期以才思橫溢、筆掃千軍一時聞名，後來卻成為代“領袖”操刀的文人的複雜心境，確實有可以格外珍重的地方。 ^[13] 

陳布雷的親屬和晚輩，在道德傳承上與他有相通之處，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卻大不相同，沒有人學他的愚忠，走他走過的政治道路。

陳訓慈（字叔諒），陳布雷的二弟，畢業於東南大學，曾任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圖書館館長。陳布雷的三位同父異母的弟弟，陳訓餘、陳訓惠、陳訓願都曾留學日本，從事過新聞工作。陳訓惠在抗戰期間曾任外交部亞東司專員，1949年在駐智利領事任上得知新中國成立，即宣佈脱離台灣國民黨當局，以起義人員的身份投奔新中國，在北京任職於國際關係研究所。陳訓願遷居美國，在91歲高齡之際回鄉探親祭祖，隨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屬和孫輩共15人。陳訓願老先生感嘆道：“快一個世紀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而故鄉湖光山色之美，勝於當年！”

陳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個字教導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場的惡濁，因此嚴禁子女參與政治。長子陳遲成為農產品專家，次子陳過成為內科專家，三子陳適後來在武漢測繪學院任教授，四子陳邁任上海鐵路局工程師，六子陳遂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專業。

陳布雷雖然不贊成子女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在抗戰期間，卻積極鼓勵晚輩從軍救國。1943年末，陳布雷得知侄兒陳迨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十分高興，寫信勉勵。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三子陳適（時在同濟大學學習測量專業）積極報名加入炮兵；四子陳邁（時在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主動報名參加工兵。陳布雷知道後，寫下一首五言長詩，題為《送邁兒從軍至璧山》。幼子陳遠因未到從軍年齡，在體檢時揣了幾塊石頭在口袋裏，以增加體重。

新中國成立後，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少兒部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她卻被誣陷為叛徒和國民黨的孝子賢孫，1967年11月19日，陳璉寫下遺書，跳樓自殺，結束了才48歲的生命。 ^[11-12] 

陳重華：陳布雷的孫女，民革浙江省委會原副主委。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