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泉

陳寶泉（1874-1937），字筱莊，天津人。清附生。1902年經嚴修派赴日本留學，入弘文學院師範科，1904年畢業回國。同年冬周學熙籌設天津教育博物館，再被派赴日本參觀調查及辦理採購。回國後，隨直隸學務處督辦嚴修人處辦事。曾編《直隸教育雜誌》《格致教科書》《國民必讀》。1905年冬隨嚴修人學部供職，由主事升至郎中。1910年任實業司司長。

辛亥革命後，1912年與祝椿年等組織通俗教育會。奉派接辦原優級師範學堂，創辦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稱國立北京師範大學），任校長共九年。1915年參加創辦全國師範教育研究會。1917年奉派與黃炎培、郭秉文等考察菲律賓、日本、中國香港教育事業。1919年與袁希濤、金曾澄考察歐美教育。1920年調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長。1921年被舉為天津縣教育會會長。

1929年任天津特別市政府參事、教育部名譽編審、天津市貧民救濟院院長、市立通俗教育會會長、北京通俗教育會會長。1930年任整理海河委員會總務處處長，旋升任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改組河北大學，分設醫、農學院於保定，而將其他科系並人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工業等學院，並提倡義務教育與生計教育。至1935年辭職。

著有《退思齋詩文集》，又與胡適、陶行知合著《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 ^[3] 

民國建立，政府北移。蔡元培、範原廉任教育部總、次長，任命陳寶泉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時年三十八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原清末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後以校舍不敷應用，另設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民國後改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陳先生任校長達九年之久，此間高師校址的開闢主要校舍的建築，系科的設置，教師的延聘，以至學校規章制度的訂立，均由陳先生主持操辦，可以説陳先生是北京高師主要創辦人。

王桐齡在他寫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過去十二年間之回顧》一文中説，陳寶泉在民國元年接辦優級師範學堂，改建北京高等師範時，校內青草滿地，荒蕪沒人，伊威在室，蛸在户，陳先生和前任教務主任王祖訓、陳英才、彭世芳，前庶務主任汪槃，前學監主任陳恩榮諸位先生，闢草萊，新荊棘,篳路襤褸，以啓山林。自此以後，添聘教員，添招學生，增加經費，改建房屋，日日計劃，月月進行，年年擴充，辛苦艱難十餘年，卒蔚成此全國最大高等師範之基礎。

陳寶泉在民國九年離校去職時，北京高師已建立國文、英文、史地、數學、理化、博物六部，並設教育研究科、職工養成科、體育專修科及東三省師範養成班、山西附班等，學生已至八百餘人，附屬學校中學生二百餘人，小學生七百餘人。建築校舍樓四座，講堂二十餘所，宿舍百餘間。除各科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工業部之設置，運動會、辯論會、遊藝會、新劇團、雅樂團及各種講演會等之組織，都是先生所提倡。先生在校時提倡“誠、勤、勇愛”四字，給全校師生留下深刻印象。一九四八年，北京師大為紀念陳先生，將和平門外校園內一座文科大樓命名為“筱莊樓”。

陳在任高師校長九年期間，尚有補敍之事有二：一為上袁世凱總統論師範教育書；一為參觀國內國外教育。

民國三年(1914)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傳見陳寶泉先生，温諭以師範教育為重。事後陳先生又引伸其義上書總統袁世凱，要點有五：(一)師範學校宜注重學校之擴充，不宜多設。師範生之人數與推廣中小學校之數目宜互成比例，以免人浮於事。(二)師範教育行政宜注意學校之聯絡，以謀進行。其教授、管理、訓練之一切方法，應聯絡討論，以備採擇施行，使適合國民教育。(三)學校教員宜優待，而小學教員為國民教育之母，尤宜敬重。今日社會，教員與官吏孰重，久在洞鑑之中。至中小學教員薪少而事勞，社會視之尤為淡漠。然中學以上之教員，則人才教育之母也，小教學員則國民教育之母也，國家有轉移風氣之責，若非先就教員以優遇，何以使社會尊之敬之乎?(四)國民教育與地方自治息息相通。為今日中國計，宜取模範自治主義，以期改良風俗，促進教育。(五)鼓勵人材，為救國之根本計劃，宜重實際，勿尚虛名。留學生使之分部學習，而各部已人滿為患，置之閒曹，似不如就其所學，振興地方實利。何不使學即為所用，而國家即就其所用之成績課之。古人所謂明試以功者，此之謂也。

陳寶泉參觀國內國外教育，始於民國四年(1915)，參觀江蘇浙江教育。同行者為韓誦裳(名振華，附中主任)鄭際唐(名朝熙，附小主任)二君。民國六年(1917)，參觀日本、菲律賓及廣東、香港教育，同行者為黃任之(炎培)、郭鴻聲(秉文)、蔣竹莊(維喬) 韓誦裳、張綬卿(渲)諸君，合著有《考察日本菲律賓教育記實》印行。民國八年(1919)考察美國教育，同行者為袁希濤(前教育次長)金曾澄(廣東高師校長)、談錫恩(武昌高師校長)、楊守堃(成都高師校長)及江蘇教育界任誠、鄒楫、章欽亮、劉文輅，甘肅教育界王天柱、水梓諸君，合著有《八年歐美考察教育團報告》印行。 ^[5] 

李叔同與陳寶泉有世交之誼，兩人早有來往。民國四年（1915年），陳寶泉赴杭州，在煙霞洞與在杭從事西洋藝術教育的李叔同相遇，約李叔同北來任高等師範教授，李只是笑而應之。陳北歸後，李覆信謝絕，不久即人空門。李與陳相唔時，李特將1906年8月作於天津的《喝火令》抄錄下來，示予舊友，以表懷故之情。陳對李也很懷念。事後專寫《憶舊》一文記錄此事，對李的舉動表示理解，後將此文收入《退思齋文存·敍記類》之中。 ^[4] 

喜藏書，14歲即開始對藏書感興趣，後自己購書有《四庫簡明目錄》、《曾文正公家訓》、《書目答問》、《二十二史約編》、《輶軒語》等，開始其藏書生涯。有藏書樓為“退思齋”，自稱“惟書籍之嗜好，則強爾難制”，“今日藏書逾萬卷，每過書肆，尚流連不能去”。和天津當地文人嚴修、王守恂、趙元禮過往甚密，王守恂題寫有“近聞萬卷收羅富，可許衰翁得再窺”之句；趙元禮有《退思齋圖》題詩：“軒窗幽敞翳花樹，圖書四壁恣探窺”。著《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退思齋詩文存》、《陳筱莊五十自述》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