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昌

陳壽昌，原名希堪，乳名立新，號袖滄，1906年11月15日生於浙江省鎮海總浦橋一個書香之家。祖父陳繼穰是光緒二十八年文舉人，晚年以教書為生，傾向進步潮流。父親陳偉賢是晚清秀才，早年教書，熱心教育，1914年考取縣佐，曾在安徽省高等檢察廳充當書記官。母親謝雪卿，為人賢慧，生育二子二女，陳壽昌排行居三。

陳壽昌自幼受祖父訓導，勤奮好學，1913年進鎮海便蒙小學就讀，品學兼優。1918年隨父母去安徽安慶。次年初，祖父受聘在漢口當家庭教師，陳壽昌隨去伴讀。農曆五月，父母到漢口料理祖父喪事後，得悉陳壽昌的大哥陳希塏病重，遂全家返回故鄉鎮海。不久，陳希塏病故。

鄉居半年後，陳壽昌全家回到漢口。1921年農曆正月，陳壽昌倍覺現實社會暗無天日，決心離家出走，尋求報國之路。臨行前，他留函家中：“我不想去銀行謀職，要去從軍，請父母放心!”當天，家人在漢口火車站把他尋回。不久，陳壽昌又隨父去安慶，參加了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習，後進電報傳習所學習，成績優秀。

1922年，陳壽昌在電報傳習所結業後，到鄭州電報局供職。翌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軍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製造了二七慘案。陳壽昌看到了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力量，深受教育，積極參加電報局職工聲援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他們還利用電報通信之便，延誤軍政電報，秘密向罷工指揮部報告軍閥來往電函內容。經過二七大罷工洗禮的陳壽昌不畏強暴，堅持革命鬥爭，於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秋，陳壽昌從鄭州轉到武漢電報局工作，繼續投身工運。1926年秋，在李立三、劉少奇的指導下，他發動工人，組織工會，配合北伐軍勝利進軍。11月，武漢電報工會建立，陳壽昌任負責人。1927年1月3日，英帝國主義在漢口製造一三慘案，陳壽昌參與組織發動羣眾參加追悼“一三”死難同胞暨反英示威大會和會後的示威遊行、收回英租界的鬥爭。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舉行，陳壽昌參與籌備和組織領導工作，被推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在會上作《電報職工運動概況》的報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常委。7月15日，汪精衞步蔣介石後塵，公開反共、叛變革命，隨後封閉、改組工會和人民團體，通緝工運領導人，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實行大屠殺，中共組織被迫轉入地下。陳壽昌面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嚴重白色恐怖，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從漢口輾轉來到上海。一天，他路遇李立三，找到了黨組織，投入了新的戰鬥。

1927年冬，在中共中央機關任秘書的陳壽昌，調任中共上海市政總工會黨團書記。他常深入到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帶的衣莊業等基層工人中開展工運工作。

1928年2月，陳壽昌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3月兼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7月調任滬西區委書記，先後領導閘北、滬西地下黨的工作，組織領導罷工鬥爭及羣眾性的愛國反帝活動。

1928年秋冬，陳壽昌調到中共中央特科，先在第二科做情報工作，並負責聯絡。1930年12月任特科第四科科長，負責領導電台和交通工作。他沉着、機智、勇敢地戰鬥在國民黨軍警憲特密佈的上海灘，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情報聯絡、除奸反特、安全保衞以及通訊、交通(建立秘密交通線)等任務，為保衞黨中央和蘇區反“圍剿”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9年五六月間，日本共產黨總書記佐野學由蘇聯回國途經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追捕。陳壽昌受周恩來委派，同進步人士陸久之聯繫，保護佐野學在陸家安居了一個多月。陳壽昌還指導陸久之組織成立上海輪船招商局職工會，以國民黨上海輪船招局特別黨部作掩護，開展工運和罷工鬥爭。

1931年4月24日，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周恩來在得悉錢壯飛的緊急報告後，即在陳雲、聶榮臻等協助下，指揮陳賡、李克農、李強、陳壽昌等特科人員，搶先採取緊急果斷措施，保衞了黨中央和在滬黨組織的安全。

同年12月，陳壽昌惜別老母、姐妹、兩歲的幼女和懷孕的妻子，同聶榮臻等離滬赴中央蘇區工作，於1932年1月抵達江西瑞金。當月，陳壽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黨團書記、主任。2月，他主持閩贛兩省工人代表大會並致開幕詞，會議通過了職工會的任務與組織問題、僱農問題、擁護與實現勞動法問題等8個重要決議案，正式成立了閩贛兩省職工聯合會和僱農工會。會後，陳壽昌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實話》上發表了《閩贛兩省工人代表大會的總結與成功》一文，闡述了大會確定的職工會的四大基本任務，即建立真正廣大羣眾的階級工會；發展無產階級的經濟爭鬥，改善工人生活狀況；領導農民土地革命，鞏固與農民的聯盟；擁護蘇維埃與紅軍，鞏固並擴大蘇維埃區域，使工會成為蘇維埃柱石。為實現此任務，以陳壽昌為首的全總蘇區執行局，進一步在蘇區組織各業工會，維護職工權益，開辦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和訓練班，創辦《蘇區工人》報，積極發展工人運動，同時動員和組織工人蔘軍參戰，發動基層工會舉辦各種類型生產合作社，新建、擴建兵工廠、製藥廠、被服廠、印刷廠、造紙廠等企業，有力地支持了蘇區的政權、經濟建設和反封鎖、反“圍剿”鬥爭。1932年6月下旬，陳壽昌當選為中央蘇區反帝總同盟主席，進一步組織蘇區人民開展對帝國主義的鬥爭。1933年初，全總蘇區執行局併入全國總工會，全總改稱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陳壽昌任中共黨團書記。

在領導蘇區工會工作期間，陳壽昌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並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指導性文章。如在《萬泰工作的轉變在那裏?》一文中，他批評“現在有些同志往往不顧工作的質量而追逐赤裸裸的數目字”，以及“為了擴大紅軍工作強迫命令的錯誤”，並嚴肅指出，不能認為“羣眾逃跑即反水”，“‘反水羣眾’的觀念”是“特別有害的”。以後他又指出：“何謂‘反水’，這必須是革命隊伍中叛變出去而轉與革命為敵的分子”。可見他在掌握黨的政策時的嚴肅、認真態度和對黨對人民利益負責的黨性原則。

1933年2月，陳壽昌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7月，中共蘇區中央局調陳壽昌任湘鄂贛省委書記，同時中革軍委決定陳壽昌任湘鄂贛軍區政委。10月底，陳壽昌率領赴湘鄂贛省工作團離開中央蘇區瑞金。他同徐彥剛、劉玉堂、譚啓龍等一行46人，在部隊護衞下，歷經艱險，越過敵佔區和敵人封鎖線，於1934年1月初抵達形勢日益惡化的省委駐地江西萬載小源。

1月中旬，陳壽昌在小源主持了湘鄂贛省委擴大會議，傳達了蘇區中央局關於改組湘鄂贛省委的決定，宣佈新省委和軍區領導組成人員。陳壽昌接任省委書記兼中國工農紅軍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徐彥剛任軍區司令員。由於戰事緊迫，會議在初步總結前省委工作經驗教訓，部署粉碎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保衞和發展湘鄂贛蘇區的任務後結束。新省委即領導蘇區軍民投入異常緊張的反“圍剿”鬥爭，在鄂東南取得了摧毀敵人碉堡13座，消滅敵軍兩個團，俘敵800多人，繳獲長短槍千餘支，收復木石港一帶蘇區的勝利。

在反“圍剿”同時，新省委着重糾正前省委“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制止了亂捕亂殺的恐怖現象。在糾錯中，陳壽昌注重團結教育犯錯誤的幹部和對案情的深入瞭解。他審閲案卷十分認真，親自找“肅反”工作幹部和被關押的幹部談話；舉辦訓練班，批判“肅反中心論”、“肅反”唯心論。他對搞“肅反”工作的幹部説：“不能搞逼供信，不要輕信口供”，“搞肅反工作，不能急躁，要謹慎從事，要搞得清清楚楚，不重證據，不調查是不行的。”由於他耐心、負責的工作，不僅教育了犯錯誤的同志，更使絕大多數受冤屈的幹部恢復了自由，從而團結一致投入對敵鬥爭。

1934年2月，陳壽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省委小源會議後，敵人加緊對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駐地的封鎖和包圍。在敵眾我寡、實難勝敵的情況下，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和損失，陳壽昌於1月下旬和4月間率領省級機關，先從小源撤至銅彭縣的幽居、祖莊，後從幽居、祖莊向修(水)銅(鼓)宜(豐)奉(新)邊界的龍門山區轉移。同年6月，在轉移途中，紅十六師整編，陳壽昌兼任政委，在武寧澧溪擊潰敵1個營。後至龍門山區、準備堅持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時，敵以4個師的兵力，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紅軍包圍過來，而紅軍兵力、裝備、供給更趨劣勢，為此省委決定分路突圍，向平江縣的黃金洞蘇區轉移。突圍途中，紅十六師損失慘重，僅剩約1個營，省級機關幹部也大部犧牲、失散。省委稱此次失敗為“六、七月事變”。

8月，陳壽昌在黃金洞何家壠召開省委緊急會議，他代表省委作關於“六、七月事變”的總結報告，並承擔了省委、軍區在指揮上的失誤和戰鬥失敗的責任。會議總結了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並嚴肅批評和反對“因‘六、七月事變’暫時局部的損失而失去對整個革命戰爭與湘鄂贛蘇維埃前途發展的信念的右傾機會主義”，把“堅決為鞏固黃金洞基本蘇區，以開展湘鄂贛鬥爭局面”，“恢復與壯大紅軍主力，保衞並聯系蘇區”，作為湘鄂贛黨組織的最主要的戰鬥任務。

“六、七月事變”後，湘鄂贛蘇區大部分被敵人分割、佔領，進入了艱苦的游擊戰爭時期。在中央紅軍主力北上長征，鄰近蘇區紅軍主力先後離開根據地後，湘鄂贛蘇區更是趨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敵人常以多於紅軍幾倍、十幾倍的兵力進犯湘鄂贛蘇區，並進一步採用殺光、燒光、搶光和層層封鎖、強迫移民、保甲聯防等等最殘酷的手段，殘害蘇區人民，加上“六、七月事變”中省委電台被敵擊毀，中斷了同黨中央的聯繫。在此嚴重惡劣的環境中，以陳壽昌為核心的湘鄂贛省委，不畏艱難，緊密團結，統一意志，領導蘇區軍民頑強地堅持游擊戰爭，保持紅旗不倒。

10月，陳壽昌在黃金洞米篩鍋主持省委會議。會上，他不顧自己身體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視以及同志們的勸阻，堅持要求再上前線，説：“我們現在就靠紅軍打勝仗，打好勝仗就什麼都好辦了，我不上去，是不放心的。”於是他同徐彥剛一起赴前線主持恢復紅十六師的工作。

11月上中旬，陳壽昌、徐彥剛率紅十六師四十六團到修武崇通蘇區遊擊活動，邊打仗邊擴軍，部隊士氣很高。到通山冷水坪後，陳壽昌正式宣佈恢復紅十六師。這時陳壽昌、徐彥剛從國民黨報紙上獲悉中央紅軍已西進到湘南，為牽制敵人部分兵力、配合中央紅軍行動，遂決定部隊向西南發展。11月22日，當部隊行至崇陽、通城邊界的老虎洞時，遇敵第三十三師的兩個團，陳壽昌、徐彥剛親臨前敵指揮，擊退敵人多次進攻。但陳壽昌不幸中彈，身負重傷，於當晚在崇陽縣的河坪村犧牲。

陳壽昌犧牲後，湘鄂贛省黨政軍民為他舉行了追悼會，稱頌他“是一位難得的好省委書記，他的犧牲是湘鄂贛蘇區的重大損失，是黨和人民的重大損失”。1935年2月，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決定，在他犧牲地區——崇陽、通城邊界建立了壽昌縣，以資紀念。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崇陽縣委、縣人民政府在金塘鎮河坪村建造了陳壽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壽昌橋”；家鄉人民紀念陳壽昌烈士，把建在鎮海城關古海塘旁的公園命名為“壽昌公園”，並在園中建造了陳壽昌烈士紀念館、碑、閣和銅像，聶榮臻元帥為烈士題詞：“陳壽昌烈士永垂不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