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五

陳其五幼年隨祖父劉原道在家塾攻讀經史，稍長受到北伐軍的影響，追求新知識。先後在巢縣中學、江蘇楊州中學高中部學習。民國23年(1934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習，不久，被選為清華學生會主席。在此期間不斷閲讀進步書刊，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和自然科學知識，與校內中共地下黨人武衡、黃誠等人接觸，傾向進步，成為有影響的學生代表人物。

“九·一八”以後，救亡運動普遍深入，陳其五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任學生救國會副主席。在此前後，加入共產黨領導的北平社聯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之後，陳其五代表清華、燕京兩校學生和其他學生代表一起南下，向國民政府請願，與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還在南京、蕪湖、武漢等地向各界同胞及武漢大學、省高等院校學生報告“一二·九”運動情況，發表團結禦侮、救亡圖存的講演。民國25年5月間，他返回清華繼續參加學運，在中共的領導下向學校當局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由於當時環境險惡，陳其五經組織決定為暫避國民政府緝捕離開北平。離校後，清華大學當局將他和黃誠等數名學生運動領導人佈告開除。

民國26年，“七·七”事變時，陳其五在家鄉和金戈及其兄弟從事抗日宣傳和抗敵後援工作。11月間到武漢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繫，根據葉劍英的意見，被派到山西衞立煌部工作，任秘書和戰地工作團主任。陳其五參加中條山戰役後，隨衞立煌部退至馮家堡一帶休整。次年2月途經延安時，由任天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28年1月，經組織決定離開衞立煌部，由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介紹到彭雪楓部(即後來的新軍四師)工作，2月在皖北亳縣觀音堂書案店地區正式參軍，歷任團政治部主任、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淮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拂曉報》社長兼總編輯等職。

民國34年秋，中共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北上山東，中共華中分局和華中軍區在淮南成立。11月間，陳其五凋任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民國36年2月。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成立，陳其五任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這一時期，解放戰爭逐步發展為大兵團作戰。陳其五隨軍轉戰於蘇皖地區，抗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參加過漣水等戰役，參加粉碎國民黨軍隊對山東重點進攻和外線出擊，參加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戰役；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該文於1948年12月7日發表，後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對瓦解國民黨軍起着重要的宣傳作用。

民國38年4月下旬，解放軍勝利渡江。陳其五在常、蘇、滬等地參加接管工作，曾任上海市軍事接管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同年7月起，在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和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的同時，兼任地方工作；歷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宣傳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上海高教科學工作部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1956年起，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第二屆委員會候補委員。在此期間，陳其五在上海從事黨的宣傳、教育、理論和文藝戰線上的領導工作。1962年，陳其五在上海主持傳達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受到張春橋的追查。1963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支持巴金向黨交心的發言，遭到左傾路線的迫害。1965年被錯誤開除黨籍，調到江蘇農學院任教務處副處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殘。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中共上海市委複查，決定給予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1981年，陳其五重新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雖然身患癌症，仍然帶病工作。1984年9月，在出公差途中突然發病去世。 ^[2] 

以下摘錄自陳其五：《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些情況》：

我是一九三四年秋考進清華大學哲學系的。當時北方學運受到鎮壓，空氣比較沉寂。北平各學校幾乎沒有什麼活動，北大等校連學生會也沒有了，只清華、燕京尚有學生自治會組織。

我們一年級同學（十級）在反“拖屍”（Toos）活動中，團結了一部分同學。所謂“拖屍”，是從美國大學學來的一種老生欺負新生的習慣活動：新生一進校門就被帶到體育館進行“體格檢查”，用“鑽狗洞”、“拋舉”、“澆冷水”等辦法盡情戲弄，牆上貼着大標語“反抗者入水”；在迎新大會上新生一律還要戴上用綠紙做成的綠帽子。我們就反抗，還散發了傳單。我就是在這種活動中認識了姚克廣（即姚依林）、黃誠等同年級同學的。第一個主動接近我、幫助我的是牛佩瓊。他是研究院學生，他那時可能已是黨員。一九三五年初他就離開清華到山西去了，行前他曾告訴我，他將去閻錫山那裏工作。一九三五年起，黨的一些外圍羣眾組織（如民族武裝自衞會、社聯等），也陸續展開了時事討論會、學術報告會、世界語和北方話拉丁化以及黃河水災賑濟勸募諸種活動。校內空氣又逐漸活躍起來。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軍大舉入關，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繼續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將東北軍、中央軍、憲兵第三團撤退到保定以南。接着又頒佈了《敦睦鄰邦命令》，取締一切抗日愛國活動。同年十一月，繼“香河事件”之後，漢奸殷汝耕又在冀東二十二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不久，又組織偽“內蒙自治軍政府”。接着日本又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搞華北五省自治（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及平津兩市）。國民黨步步屈膝，到十二月初，決定利用宋哲元及老牌漢奸王唐、王克敏等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華北形勢萬分危急，愛國青年熱血沸騰，正如北平學生“一二・九”宣傳所説：“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我記得當時清華校內的“九一八紀念堂”，已因日本人抗議被迫改名“同方部”也就是小禮堂。當時，清華左右兩派學生，鬥爭激烈。左派學生反蔣抗日，右派學生擁蔣反共。左派已能團結大多數同學，常在大禮堂開會，故稱“大會堂派”。右派是少數，常在小禮堂開會，又稱“小會堂派”。一九三五年夏天，暑期學生會改選，我當選為學生會主席，以後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左派進步學生手中。“一二・九”前夕，全體學生大會通過，學生會改名學生救國會。馮友蘭教授從歐洲及蘇聯歸來，我們請他報告“蘇俄觀感”。事後一天，國民黨便衣特務數人，突然闖入圖書館大樓他的辦公室，將他押上小汽車，綁架到保定去了，一個禮拜才放回來。從此，他在課堂上連辯證法三個字也不敢講了。那時，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在迅速擴大。在“一二・九”前夕，許多進步學生，已經知道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也看到過黨的《八一宣言》。那時，北京飯店樓上，能公開買到外文書刊，包括《共產國際通訊》以及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記不清是一九三五年底，還是一九三六年初，一夜之間，清華、燕京許多教授家裏以及學生宿舍的門縫裏和洗臉室的面盆裏，都被塞進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這時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我黨的號召推動下，有一呼百應、風起雲湧之勢。“賣國有罪，愛國無罪”、“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是深得人心的。這是黨的口號，也是人民羣眾的呼聲。有人説“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當時還看不出黨的領導。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當時還不是黨員，但我清楚地意識到黨在那裏領導。我們感覺到黨的領導和黨的活動已經開始衝破過去那種“左”傾盲動、脱離羣眾的小圈子，能夠順應中國青年和中國人民迸發出來的勢不可擋的抗日救亡的怒潮；只是在運動中感到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還有存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已經知道有一位黨的負責同志到了天津北方局，讀過他用陶尚行筆名寫過的文章，看到過他寫的那篇《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一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抗戰開始後，才知道他就是劉少奇同志。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初，我幾次在澠池和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同少奇同志談話時（那時我在衞立煌部工作，直接受他領導），他都同我談起“一二九”時的情況，談到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曾明確告訴我，他一九三六年初到北方局，住在天津英租界裏。

北平學聯是在“一二九”前成立的，黨通過學聯領導這次運動。彭濤、黃敬、姚克廣、王其梅（民國大學學生）、郭明秋、孫敬文等是負責人。清華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燕京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當時校長是司徒雷登，斯諾又曾在燕京新聞系任教，比較同情中國革命，他當時也住在北平，國民黨特務破壞干涉受到一些侷限，因而對運動開展較為有利。當時，兩校學生救國會的領導權，均掌握在左派進步學生手裏。燕京救國會的負責人是黃華、陳翰伯、陳絮、龔澎、張兆磨、李宗瀛等人。清華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是黃誠、陸璀、吳承明、我和華道一等人。清華運動的黨內領導人是姚依林、蔣南翔。姚主要代表清華學生會參加學聯的領導工作，校內工作由蔣南翔主持。記得姚依林後來曾把母親和姐姐接來，在海淀鎮上安家，掩護活動。

冀察政務委員會，原定十二月九日成立。學聯得知後，決定發動學生遊行請願。頭天晚上，清華學生救國會在大禮堂開會，幾句話就通過了。半夜十二時左右，校長梅貽琦叫人敲鐘，全體師生員工都到大禮堂緊急集會。梅聲淚俱下，勸阻我們明天不要去遊行。説你們上街一定會與軍警及日本兵衝突，是要流血的；説青年是國家的財富，愛國我很同情，但愛國也要愛校，這樣鬧下去學校可能被迫停辦，清華傳統就要中斷了。當時，國民黨搞的“讀書救國”、“科學救國”的口號，還有影響，清華同學中不少人還有出洋留學回來當教授的美夢。梅的講話對中間派學生是有影響的。我曾跳上台去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説梅校長是出自好意，但愛校首先要愛國，國之不存，也就沒有學校了；為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愛國青年不怕斷頭流血。我的講話，得到同學們的鼓掌支持。九日拂曉，清華、燕京兩校同學千餘人，衝破軍警阻攔，按原計劃步行進城，被阻於西直門外，繞城開羣眾大會，午夜始步行返校。城內東北大學、平大法商學院、輔仁大學、北大、中國學院、女一中、匯文中學、弘達中學等校衝出校門上街遊行的隊伍，陸續聚集了四五千人，遭到軍警鎮壓，被捕十多人。十日，各校宣佈總罷課。全市七十多個大中學校，原來沒有成立救國會的，都在幾天之內成立起來了。學聯決定再次組織“一二·一六”大示威（因冀察政委會改期在十六日成立）。

“一二·一六”比較有準備。兩天前，清華請來x許德珩在大禮堂講話。他的講話很有鼓動性，他説，“五四”運動北大光榮，“一二·九”運動清華光榮。右派學生破壞，亂往台上扔雞蛋和碎煤塊。我記得“一二·一六”前一天，我們曾到東北大學開過會，決定了幾個集合點，天橋是總集合點，聯絡點設在亞北咖啡館。十五日晚清華、燕京接受前一次被阻不能入城的經驗，組織先遣隊一百餘人先進城住在東北大學。

“一二·一六”清晨，清華、燕京兩校學生千餘人，步行到西直門，城門關上了。沿途邀約了未參加“一二·九”遊行的外城的平大農學院、弘達第三院及孔德學校的同學一起遊行。走到阜城門，門也關上了，再走到西便門，同樣關上了。同學們奮不顧身，以血肉之軀，撞擊城門。城上軍警不斷推下大城磚。最後我們找到一根幾丈長的粗木頭，經過四五十分鐘，終於將城門撞開了。這次我們組織了敢死隊、糾察隊、交通隊，四人一排，手挽着手，沿途不斷衝破軍警的衝擊和攔阻，並將被軍警包圍的師大同學接出來，一同到天橋去。

城內各校也都分別英勇奮戰，衝出重圍。到了上午十時，打散了的隊伍也都陸續來到天橋集中。黃敬站在一輛電車上同大家商量，指揮行動，決定進前門經東單到外交大樓（當天準備宣佈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會址）遊行示威。清華、燕京走在最前面。一萬多人的隊伍，前面九人一排，後面四人一排，臂挽着臂，高呼抗日口號，高唱救亡歌曲。街道兩旁觀眾，人山人海，也為我們吶喊助威。快到前門時，走在隊伍前面的人，開始跑步。只見前門內外與東西兩車站已滿布軍警、大刀隊，也有日本人在裏面，説什麼“絕對不準入城”。數度交涉無效，只有衝鋒前進了。水龍頭衝射不散，繼之以皮鞭、木棒，大刀隊揮舞着大刀砍過來了，一排排槍聲響了。被打散的隊伍，馬上又集合攏來。本來決定再到天橋開市民大會，結果不行，只能在西車站前廣場開市民大會，決議提出六項要求。後來，大隊在向宣武門行進時被衝為兩截，北大、中國大學等校被強迫押入前門打散，清華、燕京、師大等校又被阻於宣武門外，不得入城。至夜晚，清華、燕京被迫出西便門返校，其餘隊伍繼續在驢馬市街、大柵欄一帶遭到軍警屠殺。這一天同學被打傷、砍傷一百多人，被捕去許多，翁文灝的女兒翁燕娟也受了傷。清華的朱自清先生這次也參加了示威遊行。

“一二·九”“一二·一六”行動，迅速得到全國響應。我們印發了大量的刊物、傳單、照片向全國，又用好幾國文字向國外寄。宋慶齡曾捐了一筆錢，是由我從張申府那裏取來的。張和有些進步教授，也捐過一些錢。我們用了一些錢買羊皮板子作為夜間糾察巡邏時穿用。

為了擴大北平學生運動的影響，“一二·九”後，北平學聯曾派燕京的陳翰伯和清華的韋航梅（孫蘭）、陳元到上海。“一二·一六”後，又派我同燕京的朱南華去南京、武漢一帶。我們先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學，與後文瀚（奕齋，現任上海城市規劃局局長）等聯繫。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是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辦公室在大禮堂樓上。他找我們談話，不許我們在大禮堂開大會宣傳“一二·九”運動，並動用憲兵包圍大禮堂。這時大禮堂內的數幹同學，高呼口號，情緒熱烈，我們就到大禮堂講了三小時。事先我們早已和中大一些進步同學商量佈置好了，如發生事情，大家就一鬨而出。講完後，就從講台跳到台前進步同學中間，擠出禮堂，憲兵們無可奈何。當晚就聽説要逮捕我們（當時住在成賢街第二宿舍，不容易跑出去）。這時，一位在工學院學土木工程的同鄉同學叫劉光宣的，幫了我們的忙。他設法把我們藏在女生宿舍的會客室裏，避開了風險。第二天，我們仍然去金陵大學報告“一二·九”運動的經過。這次講演後，憲兵、警察同學生髮生了衝突，打傷了人，我們趁機跑掉了。當時空氣很緊張，據説下關的輪船碼頭、車站都不能走，只有南京中華門警戒松一點。我們就由劉光宣陪同乘小汽車從中華門出去，乘火車先到蕪湖，再到安慶轉武漢。我們大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到達武漢的，那時武漢三鎮的學生救亡運動正搞得轟轟烈烈，連日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國民黨當局在武漢三鎮封鎖交通，實行戒嚴。我們住在武漢大學，由武大李厚生等同學接待，並陪同我們到武大、省高、省一中，漢口的女一中，漢陽的懿訓女中等校作了報告。記得離開武漢前夕，我還匆匆應約寫了一篇文章《北平學生運動的意義》，登在武大學生救國會出版的《救中國》第一期上面。還有一篇他們根據我們講話記錄整理的《北平學生運動的經過》也登在同期。我們還打算沿平漢路北上到鄭州、開封等地。由於平津學生準備南下擴大宣傳，學聯打電報要我們迅速回北平。

回清華後，學校提前放寒假，南下擴大宣傳團在彭濤、黃敬領導之下隨即出發了。我被留下來主持救國會工作，記得姚依林也未去。此時右派學生想乘機奪取學生救國會的領導權，想強佔學生會的房子。我們留在學校的進步學生就加強糾察隊，備置了木棍、小刀，準備他們搞武鬥。我們還接到恐嚇信，裏面畫了寶劍、血、人頭。

南下宣傳團在高碑店受困，回到北平後，就組織了民先隊，全稱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是黨領導下的進步青年組織，有較嚴密的組織生活和紀律，成為此後學生運動的骨幹力量。一九三六年六月我離開清華時，清華民先隊員已發展到一百多人，全北平有三千人左右，總隊長是李昌（雷駿隨，清華十一級學生）。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山西臨汾見到李昌時，他依然是全國民先總隊部的負責人。民先隊成立時間大約在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毛澤東選集》註釋説是一九三六年秋天是不對的。當時，清華還有一個海燕歌詠團，開始只有幾十個人，後來發展到三百多人。第一個歌就唱《國際歌》，還唱《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大刀進行曲》《馬賽曲》……它起了比較大的作用，團結了一批同學。清華也有劇社，也走上街頭演《放下你的鞭子》“一二·九”運動中，清華的左右兩派學生鬥爭比較激烈。學校裏經常有辯論；飯廳前、宿舍前、圖書館前、大橋西邊，到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一二·一六”後，右派學生要求取締學聯。不久，國民黨行政院正式下令取消北平學聯，蔣介石召集學生去南京聽訓。反動教授楊立奎等發宣言，要求解散學聯，恢復上課，説學聯受共產黨操縱。胡適在北大作報告，摘讀書救國。右派學生以劉同聲為團長組成“獻劍團”向蔣介石祝壽獻劍。蔣介石接見了他們，贈每人一把“軍人魂”（軍人短佩）。

他們回來後將“軍人魂”掛在腰間，氣焰囂張，神氣活現。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份，兩派學生中擁蔣與反蔣之爭，復課與黑課之爭，異常激烈。廣大學生內部也存在着讀書與救亡的矛盾。記得我們開過座談會討論這個問題，回答了一位名教授關於讀書與救亡二者不可兼得的議論。清華右派學生鼓譟而起，在小會堂開會成立“護校團”。

國民黨的壓迫越來越兇，終於出現了“二二九”大搜捕。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國民黨出動了大批軍警特務包圍了清華園。這時，我們已得知有人開了黑名單，共二十七人。為首的七人中有姚依林、蔣南翔、黃誠、陸璀和我等。蔣南翔到二院宿舍佈置我們分散廕庇起來。當軍警及便衣進來抓人時，蔣南翔就從二院一間宿舍的窗户跳出去，隨即被捕了，還抓了大個子、糾察隊長方左英。姚依林剛巧乘校車從城內回學校，在校門口也被抓住了。民先隊員們奮勇地把他們從軍警手中搶救了出來，把軍警開來的大汽車也砸了，還捉住了西郊區警察所長作為交換條件。同學們在大禮堂前憤怒集會，質問學校當局負責人，同時去靜齋抓紀雲秀（女生，有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李孝芳從她那裏發現了那張黑名單，上面畫了同學所在宿舍位置的示意圖）。但被右派學生先行一步，將她放走了，是跳學校圍牆出去的。軍警開始有四百餘人，後來又增加了七百多人，到了當天下午，又開來了兩個團。大部分同學先是集中在體育館裏。因為事先有了準備，受到注意的人，都分別隱蔽起來，有的故意在臉上抹上一層煤灰，裝做燒大爐工友，有的躲在教授家裏。我是化裝躲在哲學系教員劉口口家裏，戴上平光眼鏡，換上他的西裝和大衣，第二天由李孝芳陪同趁混亂之際跑到燕京乘校車進城，逃到天津南開大學暫避的。

這次大逮捕，由於事先有準備，共產黨員和左派學生並未抓到，相反抓去不少中間同學，甚至個別國民黨員學生也被誤會抓走了。我的大哥劉毓璜、三弟劉毓璠，以及賈明廟（秦西屏）、沙兆豫（吳寄寒）、朱家瑜（朱丹）、李明義（李哲人）、顧瑞芳（顧大椿）、程人士（程宏毅）等，當時都是南開和天津“一二・九”運動中的重要成員，我同他們都熟悉，我曾去天津同他們聯繫過平津兩地的聯合行動。我就是在沙兆豫那裏拿到陝北紅大招生辦法以及黨的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件的。我在南開呆了一個月，也看了不少禁書。

“三三一”事件發生時，我不在北平。這是因一中學生郭清被捕，死於獄中，學聯發動一次抬棺大遊行。回校時，聽説這次行動有點脱離羣眾（當時學運暫時處於低潮），參加遊行的三千多人，幾乎都是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被捕很多人，損失很大。王其梅也是那次被捕的。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回到北平的，這時各校已經復課了，因長期罷課不行，容易脱離羣眾。於是我們搞非常時期教育（國防教育），着眼於將來準備對日作戰，並派代表到教授會議去，要求教授會議通過我們提出的非常時期教育實施方案。我是代表之一，代表大家發言，外面有民先隊員呼口號支援。教授會上，進步教授大都未發聲，反動教授則強調要維持學校的尊嚴。會後校方採取高壓手段，貼布告給我兩個大過處分，説我們包圍教授會。與此同時，黨組織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討論會，也組織學習一些宣傳馬列主義的書籍，如普列漢諾夫的《史的一元論》、河上肇的《新經濟學大綱》、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這時，北方形勢進一步惡化，日本增兵華北；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也不許駐紮平津一帶；天津海河連續發現浮屍（這是大批遭日寇屠殺的民工的屍體）。國民黨又搞提前考試，提前放暑假。我們組織罷考鬥爭未成功（只有進步學生拒絕參加考試），中間學生回家了，學校裏也發現便衣特務。組織上通知我們躲一下。蔣南翔、姚依林似不在學校。黃誠和我及吳承明等都離開清華，我回到了上海舅父家。

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我在上海接到學校開除黃誠、我、吳承明、陳元四人學籍的通知。當時陸璀也在上海，她在我舅父家找到了我，她參加全國學聯工作，即將去巴黎參加世界學聯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後來華道一也被學校開除來到上海。當時全國學聯的負責人是劉江陵等（抗日戰爭時期劉和我曾同在新四軍四師淮北地區工作）。我曾為全國學聯起草《為抵制日貨告全國同胞書》，是在學聯租用的八仙橋青年會樓上的一間房間裏寫的。那時上海的學運也受到嚴厲的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也處於低潮。復旦大學鄭通鷺（鄭為民）等三十位同學先後被捕，關押在國民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學聯曾要我利用我舅父陳益公關係，配合營救活動，説服楊虎釋放被捕同學（利用楊虎與CC頭子潘公展有矛盾，並曉以利害）。經過多方努力，同學們還是放出來了。

以後，我進復旦大學外文系上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我去武漢搞青年救國團活動。同年十二月，經長江局決定，我到山西衞立煌總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又轉到新四軍工作。

這篇回憶錄，是我在大病中根據自己的記憶寫的。如有差誤，請同時代的同志們、朋友們糾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