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保民

1937年考入賀縣中學，次年與同學一道參加賀縣抗日戰時工作團。

1942年夏，就讀於桂林中學，在中共黨員陳貞嫺指導下，參與了掩護被國民黨緝捕的愛國青年黃世慈撤退活動。

1944年夏，參加李濟深、柳亞子等愛國人士於桂林發起的抗日愛國遊行募捐活動。

1947年，在廣西大學經濟系讀書時參加與組織6月2日學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大遊行。爾後，轉移到靈川。同年7月17日，參加靈川縣的靈田武裝起義，失敗後隱於桂林。

1948年春節轉赴香港。

1948年2月，經黨組織派遣，隨同中共黨員蘇丹從香港秘密回到家鄉里松從事革命活動，組織秘密農會，建立地下武裝。

1948年6月，由蘇丹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8年9月25日，國民黨賀縣民團副司令朱子暉率保安隊前往裏松“圍剿”地下武裝，陳保民10月7日在培才村馬欄衝馬嶺巖洞起草《告民眾書》時被叛徒陳太任開槍殺害。 ^[1] 

政府在賀州市八步區裏松鎮裏松村為陳保民建墓，並被賀縣（現八步區）人民政府公佈為縣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 

陳保民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兩姐下有一弟兩妹，大姐陳貞嫺較早參加革命，對他影響很大。陳保民勤奮好學，1937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賀縣中學讀初中。剛讀初中的他，踴躍報名參加學校和賀縣舉行的抗日救亡徵文和演講比賽。1938年10月，武漢、廣州淪陷，陳保民報名參加了賀縣抗日戰時工作團，與部分同學徒步到公會、尚德、大寧、南鄉一帶農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

1942年夏，陳保民在桂林中學讀高中一年級，時值桂林發生了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的“七·九”事件。陳保民親眼看到國民黨特務和廣西以李、白、黃為首的反動派的殘暴。當時陳保民的大姐陳貞嫺在桂林從事革命活動，姐姐告訴他，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逮捕黃世慈同志。於是，陳保民毅然和其他進步同學一起秘密參加了保護黃世慈的活動。“七·九”事件後，陳保民姐弟倆都從桂林回到家裏隱蔽。姐姐介紹他讀《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進步書籍和《新華日報》，為他講解國內外形勢和革命任務，用革命理論啓發、引導他。

1942年夏，李濟深、柳亞子等愛國民主人士在桂林發起愛國募捐遊行活動，廣大愛國人士和團體紛紛慷慨解囊捐助，但一些官僚資本家不僅一毛不拔，還污衊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為了打開局面，桂林中學的學生們來到專供美國飛行員鬼混的“麗都咖啡館”，進行一次“閃電式”強行募捐。他們向老闆擺事實、講道理，但老闆仍然不肯捐一文錢。於是，陳保民和其他學生分工行動，高中部同學砸爛了“麗都咖啡館”的玻璃、桌椅，初中部同學在外警戒並吶喊助威，當反動軍警趕到時，學生已撤得無影無蹤。此次行動轟動了整個桂林，對阻撓抗日募捐的無良資本家提出嚴重警告。第二天，桂林市各商號的老闆對抗日愛國募捐都順之而動，不敢逆之而橫。

1944年4月，日寇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6月，桂林實行緊急大疏散，陳保民回到賀縣家鄉，和進步師友一起進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日本投降後，陳保民回到桂林中學繼續讀書，他和同學及朋友繼續組織秘密讀書會，積極學習和宣傳革命理論。1946年1月寒假，陳保民寫了《雜寫農村災難》一文，署名“太保”，刊於同年3月14日的《廣西日報》第四版。文章敍述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貧苦農民要求擺脱貧困的強烈願望，文章的結束語這樣寫道：“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大多數農民，他們用他們的血汗支持了八年抗戰，直到勝利，他們是有權利有資格要求和平、糧食和農村改革……千萬雙粗糙的拳頭，將準備為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而行動起來。”

1946年秋，陳保民進入廣西大學經濟系學習，大學學習期間，他參加學生運動，積極靠近組織，迫切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5月，廣西大學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醖釀組織“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大遊行，陳保民自始至終積極參加這次重大活動，並且是重要組織者之一。

由於國統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風起雲湧，國民黨政府於1947年5月18日頒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對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陳保民是當時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國民黨特務計劃逮捕陳保民等人，陳保民等事先得到消息，及時從學校撤退到靈川，隱蔽在同學家裏。當時，黨組織正準備在靈川等地舉行武裝起義，他穿上農民服裝，剃光頭髮，參加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和幾位同志被敵人衝散了，在山上轉了幾天，因找不到隊伍，不便留在當地，只好轉到外地。

起義失敗並沒有動搖陳保民的革命意志，而是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鬥爭的鍛鍊。為給今後的武裝鬥爭做準備，他去了在桂林養病的弟弟陳衞民的住處，動員弟弟把新買的房子賣掉，籌錢秘密購買武器，以備日後發動武裝起義。

不久，陳保民回到家鄉賀縣裏松，被選為裏松鄉民代表。他組織通過了幾件廢除苛捐雜税的議案，深受羣眾擁護。後來，陳保民得知國民黨在西大貼出佈告通緝“陳寶明”，陳保民知道這是在通緝他。他想起桂林“六·二”大遊行，大姐陳貞嫺曾被桂林警察局列名通緝而輾轉撤退到香港，陳保民猜測大姐與共產黨有聯繫。於是他在1948年2月，到香港找到了陳貞嫺。陳貞嫺把他介紹給當時地下黨的負責人粟稔同志。陳保民堅決要求組織派他去農村參加武裝鬥爭，組織上考慮他身體不好先在香港治療一段時間再做安排，他堅決不肯。在香港滯留半個月，陳保民即返回桂東。

回到桂東後，陳保民與蘇丹同志被派回賀縣一帶工作，任務是在賀縣一帶組織發動各族羣眾，秘密組織農會，建立武工隊，迎接解放大軍南下解放桂東。為了開展工作，陳保民化妝隱蔽在瑤民家裏，安排兩個妹妹在家裏加工稻穀，以賺取活動經費；安排弟弟衞民在舅舅李阿隆的小店“李俊記”設地下交通聯絡站；蘇丹生病，需要養病，父親在家不方便，陳保民把父親送到桂林二姐靜嫺家“散散心”，調出父親後，蘇丹在家裏邊養病邊工作，陳保民白天負責外面的工作，晚上到家刻寫鋼板和油印宣傳品。

在裏松，陳保民的活動範圍是瑤族聚居的老屋衝、鴨兒衝一帶，他住在一間用杉樹皮蓋的又黑又髒的肥料房裏。因為是秘密工作關係，不能點火，又沒有蚊帳，蟲蚊叮咬，痛苦可想而知。當時，當地的瑤族羣眾，生活十分貧苦，陳保民和羣眾一樣吃的是紅薯、木薯以及少鹽無油的苦菜、野菜，但他從沒叫過苦。一次，有同志捎來一些鴨蛋，他卻送給了一位嚴重貧血的貧困婦女，感動得婦女流下熱淚。有一些日子，陳保民住在一位農民家裏，主人經常外出幫人放木排，家裏七旬老母，患了嚴重的風濕病，無人照料，不能行動，大小便都在屋裏。陳保民天天把自己煮好的飯菜端到老人的牀前，老人每次接過飯碗，都感動得落淚。陳保民在革命鬥爭生活中，表現出的堅強、勇敢、無畏艱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受到當地貧苦民眾的讚揚。他很快就團結了當地以瑤族、漢族為主的各族民眾，建立了一些秘密農會小組，在此基礎上很快建立了武工隊。

陳保民很清楚，參加革命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進行武裝鬥爭，一定會有流血犧牲，他和女友告別時，請女友為他歌唱西班牙愛國歌曲《一個年輕的兵》，女友含淚唱不下去了，陳保民説，你不應該難過，你應該高高興興地送我走，因為我們是為了實現共同的理想，為人類的解放事業才分開的。假如真是“天空晴朗，有不測風雲”的話，請你到我的墳前再唱一次這支歌，“悼慰我的靈魂於戰地”吧。

1948年6月，經蘇丹同志介紹，陳保民同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己多年的政治追求。當時上級黨組織規定黨員的預備期可以是三個月或半年，陳保民同志滿腔熱忱，忘我工作，表現突出，9月初就被批准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當時陳保民搞地下活動經費緊張，槍支彈藥嚴重不足，為了搞到經費和槍支，陳保民挑選並組織了一支30人左右的武工隊，到鄰縣襲擊一家官僚資本家的企業——可達公司。由於事前偵查情況不準確，隊伍開到當地附近又拉了回來。這次行動讓陳保民暴露了自己的黨員身份。不久，裏松的惡霸地主匪首陳善涵、湯厲廉向專署告密，國民黨八步專署派出特務李揚宗、謝振樹等數次進裏松偵查。由於地下黨組織嚴密，當地羣眾基礎又好，特務們找不到證據。後來，陳善涵、湯厲廉糾集一些反動鄉紳聯名上告，請求派兵搜捕。9月25日晚上，平樂綏靖公署命令保安團長朱子暉帶領保安隊180餘人進入裏松“圍剿”。陳保民憑藉裏松地下黨良好的羣眾基礎，充分利用優越的地形，事先進行了轉移隱蔽。敵人首次“圍剿”撲空後，一連三天進行大搜查，扣押了70多名無辜羣眾，搶走了老百姓的衣食物品和鈔票。敵人越是缺乏人道，就越是得不到想要的消息。朱子暉9月28 日中午，帶領保安隊垂頭喪氣地撤回八步，留下20餘匪兵駐在李、裏松鎮壓。這期間，陳保民一直在山區堅持隱蔽鬥爭，從未離開鄉境一步。9月30日晚，蘇丹、陳保民等人舉行會議研究下一步行動。在會上，同志們都認為，現在情況較緩和，各地同志應立即返回原地區，以消除裏松事件給各地造成的影響。會後，陳保民同志仍留在裏松堅持鬥爭，身邊留下後來叛變的陳承佳給他調用。敵人抓不到共產黨人和武工隊員，便到處收買叛徒惡棍。結果，一個叫張克明的流氓被收買了，他得知裏松地下黨的消息後，於10月1 日跑到八步告密，供出了陳保民同志。10月3日，朱子暉帶領保安隊70多人再進裏松，經過幾天的威嚇誘騙，一些動搖分子下山自首了。陳保民行蹤不定，敵人在無可奈何之下，用百擔稻穀收買叛徒陳太任、陳太輝、陳承佳三人，密謀殺害陳保民。

10月7日下午2 時左右，陳保民正在裏松培才村馬欄巖內起草一篇傳單，事先陳承佳已勾結陳太任、陳太輝二人來到陳保民身邊，陳保民沒有提防。陳太輝躡足陳保民身後，對準陳保民後腦發射一彈。兇手們異常殘忍，怕陳保民沒死，更怕再開槍槍聲會驚動附近的革命者，就用石塊猛擊陳保民頭部，用腳猛踢陳保民，陳保民遍體淤腫、血肉模糊，英勇犧牲。

陳保民，一名不滿22週歲的青年，一名正式成為黨員僅1個多月的革命者，為了保衞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的解放事業，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