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企霞

1925年入寧波甲種商業學校。1927年離開家鄉外出流浪，當過銀行練習生，布店店員和其他雜工。因為愛好文學，1931年始發表小説、散文，次年至上海，在通信中認識葉紫，到上海共同創辦無名文藝社，出版過《無名文藝旬刊》和《無名文藝月刊》。1933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革命活動。

1933年在《無名文藝旬刊》發表第一篇小説《夢裏的掙扎》，次年在《文學季刊》一卷四期發表的小説《獅嘴谷》是他早期較好的作品。此外也寫過評論文章，但數量不多，一直未結集出版。一生的主要貢獻在文學編輯和文學教學方面。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協助丁玲編《解放日報》副刊，參加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1945年參加華北文藝工作團，華北文工團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後，任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主任，參與編輯《北方文化》（成仿吾主編）、《華北文藝》（歐陽山主編）等刊。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文聯副秘書長、文協秘書長，不久又與丁玲、蕭殷一同編《文藝報》，任《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第二、四屆理事。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5年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被錯劃為“右派”。後任杭州大學教師。1979年平反，恢復名譽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後調北京任茅盾文學獎評委，《民族文學》雜誌主編。1987年離休，1988年1月16日病逝。

著有評論集《光榮的任務》，小説《獅嘴谷》《血的旗子》《一個碾米廠的毀滅》《星夜曲》，散文《狼叫》等。2008年遺作《企霞文存》出版。

1973年冬天，杭州大學召開了一次批判大會，會議由駐校工宣大隊主持，批判對象是夏承燾和陳企霞兩位先生，前者的頭銜是“反動學術權威”，後者是“反黨分子”。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陳企霞先生本人的真實形象。第一個被批判對象是夏先生，是誰批的，批了哪些內容，全忘了。但對陳企霞先生的批判，卻記憶猶新。上台批判他的是一位戴眼鏡的與陳先生同在安吉幹校（其實是農場）的年輕教師，其中一條主要罪狀是，有一天干校死了幾隻鴨子，大家着急地問：怎麼辦？陳企霞卻在一旁抽着煙，冷冷地説：怎麼辦？死了就死了，扔掉就是了。説到這裏，這位批判者激動地從講台這頭跳到講台那頭，連連揮動着手臂説：“多麼可愛的鴨子呀。黃黃的，毛茸茸的。幹校的革命戰士們都十分心痛，但陳企霞居然説出這樣的話，可見這個反黨分子的心理是多麼的陰暗反動！”然後他居然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陳企霞！”現在想來，這位年輕教師也許是在避重就輕，所以才如此這樣“大帽罩小事”，但當時我們幾個同學一邊跟着他喊“打倒”，一邊卻嘀咕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哪有這樣無限上綱的？這時有位細心的女同學忽然低聲説：呵，你們看，陳企霞在笑呢！抬頭望去，只見站在台右角的陳企霞先生稜角分明的臉上果然掛着一絲淡淡的笑意。像是一種嘲弄，也像是一種不屑，但更多似是一種苦澀。

想來確也如此，一個早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定為反黨集團首要分子，而反黨就是反革命，面對這樣的橫蠻批判，他除了苦笑還能怎麼樣呢？

1978年夏，中國作協《詩刊》社朱先樹、劉湛秋來杭，提出要去拜訪一下陳學昭和陳企霞。當時二陳均在杭州大學“工作”，於是在我的陪同下，先拜訪了陳學昭先生，然後來到陳企霞先生位於杭大河南西溪路南的住處。

當時，陳企霞先生的住處是真正的“陋室”，因為一場“文革”已將他這位原行政十級幹部“掃地出門”，住的是工友、單身助教的宿舍。這是潮濕的一樓，內外兩室，內室是卧室兼書房，外室是客廳兼卧室，廁所是公用的，共用走廊上的一張桌子、桌子上的一口碗櫃和桌子旁的一隻煤球爐，就是他家的廚房。

陳企霞與夫人鄭重同志在外間接待了我們，椅子不多，大概只有四張，陳企霞“鄭重”地讓我們坐椅子，自己也佔了一張，鄭重先生則只好坐在靠窗的牀上了。當時的情境，陳企霞顯然是一家之主。朱先樹兄低聲對我説，陳先生夫婦久經磨難，如此相守，真不容易！我諾諾，卻不禁想起了孫席珍先生對他的調侃。孫先生説，陳先生與夫人也時有爭執，而每當夫人叉腰髮指，先生總是低頭而坐，沉默不語。所以孫先生把他倆發生爭吵時的形象比作是一把茶壺與一隻茶盅——只是當時我不便啓齒。

看得出，陳先生夫婦對我們的到訪是十分高興的，當時他們正處於得知可能平反但尚未平反之際。此時作協來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員，也不啻是一種好跡象，但接下來卻出現了故障。原因是朱劉二位居然以我為口徑，也以“陳先生”稱之。這“先生”二字一出，我看見陳先生的臉色一下多雲轉陰了，但朱劉二位卻渾然不覺…… ^[1] 

王林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説《腹地》。這部以1942年日軍對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五一大掃蕩”為背景、被著名作家孫犁稱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難圖和民族苦戰圖”的小説，1950年遭禁，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長篇小説。

沒想到，王林“死了都要求要解決”的氣憤之語，竟一語成讖。

其實，早在《腹地》出版前，爭議就開始了。

這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説，主人公叫辛大剛，是一位因傷致殘回到村中的八路軍戰士。他參加了劇團，並跟劇團主演、一位美麗的姑娘白玉萼相愛。村支書範世榮是破落地主後代，喪妻後想將白玉萼續絃，於是在村中開反淫亂鬥爭會批判辛大剛。此時，日軍開始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村支書躲到了親戚家，村政權陷入癱瘓。危急之時，辛大剛毅然擔負起軍人的職責，帶領村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鬥爭。

小説用細緻的筆法，描述了村民在戰時的生活和中共基層組織的狀況，真實地描寫了人物的處境和內心：支部書記也有私心雜念；主人公也有對現實的不滿、對當地領導的懷疑和對戀愛的渴望。

王林對《腹地》異常看重，因為這部小説可以説是他拿命換來的。

1942年冀中“五一大掃蕩”時，王林是冀中文建會副主任、火線劇社社長。據日後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社長的劉繩回憶，為保護和儲備幹部，上級要求王林等人立即轉移至西太行山區，但王林堅決要求留在冀中，見證反掃蕩這一壯舉。《腹地》就是他趴在“堡壘户”的地道口，像寫遺囑一樣寫出來的。完成後，他將手稿深埋地下，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才從土裏把手稿挖出。

1946年，王林將《腹地》手稿本拿給文藝界的朋友們看，徵求意見。曾在延安魯藝任戲劇系主任的張庚提意見説：“第一節到第六節氣魄大，但辛大剛到劇團中搞戀愛去了……這村前後兩支書皆壞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卻來信鼓勵他：“張庚同志他們給的意見，不一定就是説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在批評意見中，陳企霞的聲音是最響亮的：“不同意將一個黨的負責人寫成這樣。政治影響不好，讓人覺得共產黨的力量在哪裏？……不應該告訴説共產黨裏有壞蛋。《腹地》的主要缺點就是沒有愛護黨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這是一次尖鋭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個作家的固執，拿着原稿四處奔走。

彼時，國共戰事正緊，一部小説的命運不足掛齒。直到戰爭勝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9年，王林隨部隊進入天津，後歷任天津總工會文教部部長、文聯黨組副書記等職。6月，周揚致信王林。雖然他並沒有讀完整部作品，但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詩是需要寫和印的。”

此時，針對這部小説仍有各種各樣的建議，比如“能否將支書換成副支書”，讓王林覺得自己的神經“實在經不住這些老爺們的奚落啦”。

最終，在周揚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開始排印。就在開國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樣，把它送到愛人劉燕瑾手中。

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並親歷西安事變的老黨員不會想到，在躲過了日軍的掃蕩和國民黨的槍炮之後，他卻會因為一本小説，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藝報》上，時任該報副主編的陳企霞發表了署名文章《評王林的長篇小説〈腹地〉》。

經歷過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洗禮的陳企霞以無產階級文藝的典型視角，對《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細讀。

陳企霞的文章先揚後抑，首先表揚了《腹地》中有些內容真切動人，然後，“帶着十二分的惋惜，鄭重地指出這部小説無論在選擇英雄形象上，反映農村內部鬥爭上，描寫黨內鬥爭和黨的領導上……都存在着本質上的重大缺點，這些缺點和小説全面地糾結在一起。”

文章徐徐展開，歷數了小説的種種問題：主人公被作者描述為孤僻、村民被小丑化、黨員有私心雜念、村支部書記不夠正面……然後直指“問題核心”：“在小説《腹地》中，抗日戰爭在一個具體的村子裏，黨的領導實際上是被否定了的，黨的作用是看不見的，黨內的鬥爭充滿了無原則的糾紛。”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對於我們矢志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應該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藝報》，幾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對文藝思想的態度和看法。這篇兩萬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將《腹地》定性為“否定黨的領導”，實際上已經宣判了這部小説的死刑。

王林後來寫道：“因為陳企霞同志的批評，《腹地》實際上成了禁書。”

“也沒有具體的禁止發行這本書的文件。就是這篇文章一出，新華書店就都買不到這本書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兒子王端陽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陳企霞的批判文章發表後，當時的一位作家孫峻青曾特地去書店尋找這本小説，但無法買到，後來他偶然在廢紙堆裏發現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

王林感到氣憤。根據作家、《小兵張嘎》作者徐光耀的回憶，王林曾專門去找周揚：“我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樓下寫的小説，你看了沒有？”但於事無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