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光

陳一光在（遼寧）省委組織部工作時，從不因為擔任黨的高級領導職務而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認為，打鐵必須本身硬，身教勝於言教。領導下部要講原則，堅持真理，做到工作紮實，作風正派，以身作則。他認為不論幹部級別有多高，都要工作在羣眾當中。領導幹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因此，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工作腳踏實地，作風樸實，堅持真理，講真話，辦實事，贏得了廣大幹部羣眾的信任和支持。

陳一光無論在哪裏工作，從不因為工作繁忙而放鬆學習。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與工作實踐相結合，這是他在延安就已養成的習慣。進城後，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他始終把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提高政治理論水平，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放在第一位，並且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周圍同志學習。

陳一光不僅注重政治理論學習，而且特別注意學習多方面的知識，以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剛進城時，百業待興，管理城市從零開始。為了更好地完成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努力做一個內行的領導。他説：“只有這樣，才能在工作中有發言權和領導權，避免瞎指揮。”進城初期，黨的大批幹部由於出身貧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為適應工作需要，在陳一光的倡導下，在公安局機關幹部中組織起文化夜校。每天早5時至7時，組織機關幹部補習文化課，提高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經過幾年的強化教育，機關絕大多數幹部的文化程度達到初中水平。 ^[1] 

陳一光，1918年3月生，山東魚台人。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三省後，又大規模進兵華北，企圖吞併全中國。而國民黨反動政府採取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對侵略者步步退讓，使國家處於危難之中。陳一光、王子可等許多熱血青年對國家的安危和前途都充滿了無限的憂慮。陳、王二人閒暇時，常常避開人羣，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王子可的叔叔王百川和王鑑賢，一個在北京大學，一個在清華大學，都是中共地下黨員。王子可在兩個叔叔的薰陶下，對革命和共產黨有了初步認識。陳一光則受王子可和學校進步思潮的影響，也對共產黨有一些認識。後來兩人都產生了放棄學業、投身革命的念頭。1937年1月，王子可先離校投身革命，一個月後，陳一光也離開魯西中學，踏上革命道路。

1937年初，經王子可的三叔王鑑賢介紹，陳一光到太原加入“山西青年軍政訓練班”，接受抗日救國教育。山西是閻錫山的地盤，聯合閻錫山，在山西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力量，迎接全國抗日救亡高潮的到來，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團結全民抗戰的重要策略之一。1936年初，蔣介石軍隊以“剿共”為名開進了閻錫山經營多年的獨立王國——山西。閻錫山哀嘆：我不亡於共，也要亡於蔣。在我黨的一再努力下，在紅軍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的感召下，閻錫山終於接受中共抗日統一戰線主張，在山西首先樹起聯共抗日的旗幟。經閻錫山允許，薄一波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組織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1937年2月，陳一光加入“犧盟會”。當時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及彭雪楓、周小舟等人先後來“犧盟會”講話、做報告。在這樣一個抗日救國的大學校裏，陳一光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有了進一步認識，同年4月，他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鋒隊”(即早期中國抗日青年組織)。

“七·七”事變後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大都是中共黨員和“犧盟會”、“民先”組織的成員。參加“決死隊”後，陳一光被編在第一縱隊第一大隊第二隊當班長。1937年10月，經周風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陳一光又到駐在晉東南的“決死隊”一縱第二大隊第五隊當指導員。共產黨在晉東南的主要任務就是擴大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陳一光所在的第五隊迅速擴大到100餘人，受到上級黨組織的表揚。總隊政委薄一波親自聽取陳一光的工作彙報，並對他加以讚許，認為他有組織領導能力和政策水平。他便將陳一光派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工作，開闢新的革命領域。“民大”是閻錫山為了表明自己抗日愛國批准建立的，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校。1938年1月，陳一光在“民大”第三分校任連隊政治指導員，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並秘密動員和組織“民大”的青年學生參加八路軍和到延安參加革命隊伍。他按黨組織的指示，積極投人了新的工作。在他的宣傳動員下，連隊中大部分學生投向革命隊伍。這惹惱了閻錫山安插在校部的親信，對陳一光的身份產生了懷疑。他們調陳一光到校部工作，實際上是對其進行政治考察和秘密監視。兩個月後，“民大”三個分校合併，中共地下黨員杜新源為學校負責人，對陳一光的審查自然被解除，學校重新安排他到新連隊任政治指導員。後來為便於工作開展，學校成立中共黨團組織，上級領導指任他為黨團書記。

1939年秋，蔣介石背棄在“西安事變”時許下的諾言，不斷製造磨擦，掀起反共高潮，隨後閻錫山也撕下抗日假面具，大肆破壞中共地下組織，瘋狂逮捕共產黨員。一時間，山西到處是白色恐怖。閻錫山在“民大”的爪牙懷疑陳一光是中共黨員，下令調他到司令部“工作”，實則是誘捕。“民大”中共地下組織得到情報，緊急通知陳一光。陳一光未來得及帶上組織關係，歷盡艱辛輾轉到達延安，被安排在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三分校學習。在這裏，陳一光經過一段時間的正規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較大提高。

1940年4月，陳一光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央組織部。之後，組織調他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扭任黨支部委員。同年秋天，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掃蕩”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延安的糧食來源極為困難。按中央統一部署，學校組織了若干個徵糧團，到延安周邊各縣徵糧。陳一光擔任其中一個徵糧團團長，去延安地區甘泉縣徵糧。在徵糧過程中，陳一光依靠羣眾，認真貫徹黨的徵糧政策，做過細的羣眾工作，贏得了羣眾的支持和同情。陳一光領導的這個團，很快完成任務，返回黨校。

1940年底，陳一光被凋到黨校幹部處作幹事。一年後，組織上又送他到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學習。西北公學是黨中央的情報學院，是專門培養和造就情報工作人才的搖籃。陳一光在班裏擔任黨支部書記。1943年，陳一光被任命為學校生產科科長。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陳一光組織師生們開荒種地，紡線織布，被授予“勞動模範”稱號。

陳一光在延安共度過5個春秋。多少年後，回顧這段歷史，他感到收穫特別大。 ^[1]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中央決定抽調大批幹部和軍隊挺進東北，建立穩固的東北根據地。陳一光參加了東北幹部團。組織上原準備派他到東北做情報工作，後因形勢發生變化，又決定他去建昌縣工作。1945年11月下旬，中共熱河省委任命陳一光為建昌縣公安局局長。這時的建昌縣由於地處山區，情況複雜，人民羣眾“正統”觀念較強，總認為國民黨及其政府是“正統”，共產黨是非“正統”，加上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使我黨在建昌縣的羣眾基礎較差，打開工作局面很困難。另外，共產黨剛剛接收建昌，立足未穩，國民黨反動派便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當地惡霸於大川討來國民黨委任狀，網羅一批偽滿殘渣餘孽和地痞流氓，組成國民黨第四保安支隊，伺機進攻建昌。一些思想不堅定的偽職人員倒向敵人，建昌縣三大股土匪又經常出沒，社會治安情況相當複雜。工作初期，陳一光身邊僅有從延安來的3名同志。在縣委的領導下，公安局首先抓武裝建設，充分發動和宣傳羣眾，吸收貧苦農民加入革命隊伍。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工作，縣公安隊伍有了較大發展，為以後的鬥爭奠定了基礎。正當公安隊準備配合縣委、縣政府發動羣眾建立基層民主政權的時候，於大川率反動地主武裝保安隊進犯建昌縣城。陳一光當即奉命率領公安隊保護接收的敵偽檔案和物資向凌源轉移，途中幾次擊退截擊的敵人，安全到達目的地。在凌源，公安隊將叛首於清瑞等3名頑固分子槍決，有力地震懾了倒戈投敵的叛變分子。

從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陳一光帶領公安隊隨縣委機關兩進兩出建昌縣城，緊密圍繞縣委中心任務開展工作。公安隊四處活動，與敵人展開游擊戰，捐大户、救貧苦，平民憤、除奸反霸，初步打開了工作局面。1946年3月以後，在縣委領導下，農村各地建立了基層民主政權，搞反奸除霸運動。1946年7月，將土匪牛保明(建昌三大股土匪之一)匪幫的第二號頭目抓獲。為削弱牛匪的武裝力量，公安隊員冒着生命危險，深入牛匪盤踞的大東營，與匪首談判，迫使牛匪交出20多支槍和一定數量的彈藥，換回他的二號頭目。1947年3月，建昌縣解放後，牛保明被鎮壓，其手下的小頭目馬煥臣投奔朝陽國民黨軍，隨即被派回建昌蒐集情報。不久，馬煥臣和同夥落網，公安隊採取分化瓦解政策，放他出去，並以此為誘餌，一舉將國民黨特務、藍衣社員孟昭望等抓獲。1946年12月，另一股土匪王安合部活動猖獗，幾次圍剿不見效果。於是公安隊根據王安合吃軟不吃硬的特點，派人與其談判，用強大的政治攻勢迫使其降服。到1947年3月，建昌縣大部分土匪被消滅，新生的革命政權牢牢地佔穩了腳跟。陳一光受命任建昌縣公安局長期間，正是東北解放戰爭最艱苦階段，環境極為險惡，鬥爭極為殘酷，隨時都有犧牲的危險。他以堅定的革命意志，頑強的革命精神，率領縣公安隊轉戰建昌各地，積極配合縣委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根據地，建立鞏固的基層民主政權。建昌縣新生人民政權的建立，公安隊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7年11月，陳一光轉任錦西縣公安局長，1948年4月又任熱東(十八)專署公安處副處長。 ^[1] 

錦州解放後，1948年12月，陳一光到錦州市公安局工作，先後任副局長、局長等職。剛剛獲得新生的錦州城，社會治安情況十分複雜，公安工作任務特別繁重。一是國民黨潛伏了一批特務、諜報組織。他們的反革命活動猖獗，不斷製造破壞事件；二是反動會道門“一貫道”、“五台山道”、“後天道”等，利用封建迷信在人民羣眾中進行反動宣傳；三是偽滿時期的憲兵、特務、警察及國民黨遺留的散兵遊勇等相互勾結，大肆進行破壞活動。而進城後公安力量相比之下十分薄弱。在這樣的形勢下，經市委同意，市公安局在社會上招收了一批政治思想好的青年學生，對他們進行政治業務培訓後，分配到各個基層派出所工作。公安隊伍由進城時的百餘人，發展壯大到500人左右。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和遼西省公安廳的領導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橫掃殘敵、清匪反霸、搜捕特務、取締反動會道門和登記反動黨團分子的羣眾運動。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先後破獲國民黨保密局系統、國防部二廳系統、綏靖縱隊和中統系統佈置的潛伏謀報組17個，逮捕首要分子57名，繳獲電台8部。其中有謀劃暗殺李兆麟將軍的主犯閻慰民、綏靖二大隊中校副大隊長兼參謀室主任姜戴仁、國民黨錦州市長韓德身、國民黨錦州警備司令部少將督察處長楊兆民、綏靖二大隊第四指揮室中校主任高文厚等。 ^[2]  此後錦州的社會治安很快得到好轉。

接管錦州之初，為了人民的安寧和新生政權的鞏固，陳一光冒着還未散盡的戰火硝煙，發揚戰爭年代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整頓社會治安。他身先土卒，深入基層，踏遍城鄉治安重點區域，堅持每晚到公安分局、派出所、街道瞭解情況，實行面對面的領導。他們抓户口普查、抓治安管理、抓公安基礎建設，抓對敵鬥爭，掌握了公安工作主動權。那時，從市公安局到派出所，全體公安幹警幾乎沒有在夜間11點以前睡覺的。基層民警不僅熟知管內常住人口情況，而且對暫住人口、流動人口及特種行業管理等情況也瞭如指掌，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各類不良分子的動向。到1949年9月，錦州市公安局共破獲國民黨特務組織17個(包括國民黨保密局系統，國防部二廳系統、東北華北2個“剿總”系統、中統局系統等)，國民黨軍隊中的諜報組織10多個，共逮捕首要分子59名，繳獲電台9部，槍數10支，使國民黨潛伏之敵遭到毀滅性打擊。

1950年，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朝鮮戰爭，戰火燒到鴨綠江邊。錦州的社會治安又趨於動盪。一些公開的、暗藏的地主、土匪、特務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以及反革命殘渣餘孽，以為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時機已到，便蠢蠢欲動，一時間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有人造謠污衊，蠱惑人心，煽動破壞，胡説“共產黨長不了，國民黨快要回來了”。國民黨軍中校團長、保密局錦州站特務劉亞洲，謾罵政府，造謠惑眾，勾結建昌縣i匪秘密組織“游擊隊”，伺機武裝暴亂；原國民黨錦州市長兼錦州炮兵司令韓德身，從北京被迫緝回來後判4年徒刑監外執行。當學生到他家宣傳抗美援朝時，他公然説：“我是反革命分子”。又拿出國民黨的“市長委任狀”，把宣傳員轟了出來。還有一些國民黨殘餘分子糾集在一起，組織所謂國民黨“中央政府突擊隊東北支隊”、“熱遼剿共聯軍”、“反共義勇軍”、“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職合會熱遼外圍聯絡站”等名目繁多的反動組織。有的武裝股匪乘機燒殺淫掠，搶劫偷盜，擾亂社會秩序。已被取締的反動會道門組織妄圖死灰復燃，陰謀變天覆闢。“一貫道”頭子劉彬等多人合謀，成立“一貫道遼西辦事處”。地主分子韓德昌和偽滿漢奸肖寇英、楊雲亭等相互勾結，大肆恢復“一貫道”活動，在市內三保街擺壇扶乩，吸收道徒，造謠惑眾，擴大反動組織。那些被打倒的地主分子，有的暗藏殺機，叫嚷奪回失去的“天堂”，瘋狂反把倒算。面對這嚴重的局面，陳一光決心帶領全市公安幹警再次給敵人以有力打擊。

1950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不久，錦州市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併成立由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公安局長、市法院院長、工商界代表、民主人士參加的“處理反革命分子審判委員會”，陳一光參加了審判委員會。市委還決定由市公安局承擔鎮反運動的具體工作，並由陳一光掛帥，成立鎮反運動領導小組和辦公室，陳一光兼任辦公室主任。市政府任命陳一光為錦州市軍法處長。1951年4月，陳一光在市政府召開的擴大的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鎮壓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犯罪罪行》的報告，他着重闡述了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揭露了反革命分子的大量犯罪事實，並對今後進一步強化對敵鬥爭提出了具體意見。

開展大規模的鎮反運動，是一項艱苦、細緻、繁重的戰鬥任務。陳一光帶領全體公安幹警，充分發動羣眾檢舉、揭發、控告，並親自深入調研，親手掌握主要證據，精心組織實施抓捕方案，在掌握了全面情況、做好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僅用一個晚上，就將各類反革命地下組織主要成員一網打盡。1951年4月29日，全市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聲討、公判大會，一次集中槍決了48名首要分子，充分顯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巨大威力，有力地震懾了罪犯。一些尚未暴露的敵特和反動組織成員，紛紛主動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過鎮反運動，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被鎮壓，錦州市社會治安狀況有了很大改觀，維護了新生革命政權。

1952年，陳一光任錦州市市長，兼任市公安局長，一直到1954年。

1956年夏季，陳一光被凋到葫蘆島籌備建市，任市委第一書記。陳一光為籌建葫蘆島市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一年後，葫蘆島市撤銷，他又回到錦州市委任副書記，1958年兼任市長。在錦州工作期間，他始終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錦州的工農業生產，以及其他各項建設提出過許多好的意見，糾正了一些嚴重脱離實際的空洞口號、高計劃、高指標等。

1960年底，陳一光調到營口工作，先後任市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等職務。在營口工作期間，正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恢復農業生產、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成為市委的頭等大事。陳一光剛一到任，便深入下去，搞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領導工作的主動權。1961年初，陳一光在營口縣一個公社主持召開公社黨委、大隊黨支部書記會議，研究落實當年春耕生產問題。會議開了一天，生產計劃無法落實。有的支部書記乾脆挽起褲腿，用手指摁着浮腫的雙腿，強調鬧災荒吃不飽肚子，沒法種地。原來營口縣西部地區，大部分土地是鹽鹼澇窪地，糧食產量本來就低，加之上年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老百姓生活困難，已失去種糧的信心。基層幹部的這種畏難情緒引起陳一光的重視，同時也給他以啓發。於是，他當場把營口縣委第一書記魏九成的褲腿捋上去，用指頭在他的腿上摁出好幾個深坑來，動情地對大家説：“你們不是比誰的坑深嗎，看看他的腿，是不是比你們浮腫得都厲害?”這一比，大家都不作聲了，沒有一個人再講困難，一致表示回去後千方百計把春耕生產組織好。經過深人細緻的工作，營口市農業生產很快順利地進行，並於當年獲得好收成，幹部羣眾增強了信心。這件事對陳一光觸動很大，他下決心繼續抓好糧食生產，解決老百姓的温飽問題。

陳一光通過反覆調研，確認今後營口市農業發展的出路是要改變種植觀念，實行兩條腿走路：西部平原要大面積推廣水稻種植；東部山區實行開山造林、修梯田、引水上山。為把這一計劃落到實處，他首先抓了營口縣水源公社試點，之後在營口地區全面推廣。種植水稻需興修水利，沒有資金，就多方籌集。各個公社、大隊積極性很高，派青壯勞力突擊挖渠。縣裏的機關幹部也紛紛下去參加勞動。經過縣委和羣眾的努力，西部平原排灌水渠很快連網成片，形成網絡化。大面積水稻種上後，當年獲得豐收。在東部山區，陳一光抓了呂王公社典型，組織廣大幹部羣眾上山造林、種果樹、修梯田、建水庫引水上山，改善種植環境。此經驗一經推廣，得到山區幹部羣眾的認可。到1966年夏季，這些工程已初具規模，提高了山區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宋任窮曾幾次視察營口縣西部和呂王公社，稱讚這裏是“小大寨”。實踐證明，營口地區農業實行水稻種植和山養政策是正確的，它給廣大農民帶來了實惠，調動了人民羣眾致富的積極性。

陳一光抓思想政治工作也同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60年代初，中央提出各級黨委要注意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他先到營口縣水源公社，凋查總結黑鷹台大隊黨支部書記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後來又到蓋縣太陽昇公社，調查瞭解何屯大隊黨支部培養接班人的情況。這個支部在制定1964年到1974年生產遠景規劃時，制定了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計劃，有目標，有措施。市委在營口地區推廣了他們的經驗，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親自到蓋縣聽取了何屯支部書記的彙報，肯定了何屯黨支部的經驗。

陳一光帶領廣大幹部和羣眾，經過幾年的艱辛努力，不僅度過了災荒，初步解決了人民羣眾的吃飯問題，而且恢復和發展了工農業生產，為後來營口市經濟發展打下了較好基礎。1966年，正當陳一光滿懷信心，籌劃進一步發展全市大好形勢之際，“文化大革命”開始下。由於錦州較早出現混亂局面，陳一光被調任錦州市委文革工作組組長，後為第一書記。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陳一光也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成為受衝擊的對象，靠邊站，接受審查，又被驅趕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長達4年之久。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陳一光被解放出來，擔任錦州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職務。 ^[1] 

1974年4月，陳一光任遼寧省高級法院院長。在省高法任職期間，正是“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活動猖獗時期，民主與法制遭到踐踏，原有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不能執行，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司法活動沒有法律約束。“四人幫”一夥控制的省高法，無視法律尊嚴，濫殺無辜，草營人命。陳一光上任後，按照黨的一貫方針，以堅強的黨性和對革命事業負責的精神，頂着壓力，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對各地報遞省高法複核的死刑案件，特別是因政治原因被定罪的案件，陳一光發動全院進行討論，而後量罪定刑。對上頭交辦，明顯不夠定罪，又無法直接頂回去，上邊又催要結果的案件，找藉口拖延。實在拖不了的，就據理力爭，從而避免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初陳一光受命主持省委組織部工作，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由於“文化大革命”中遼寧是重災區，黨的組織工作遭到嚴重破壞，問題成堆，積重難返。陳一光以共產黨員的高度事業心、責任感走上了新的崗位。5年間，他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帶領同志們圓滿完成了清查“四人幫”在遼寧的黨羽、同夥的工作，並紮紮實實地完成了三項重大任務：一是妥善地安置了文革中大批被下放幹部的工作；二是按照中央精神，提出方案，為一批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的幹部摘掉帽子，恢復工作，解決了這一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三是貫徹中央關於選拔培養青年幹部的精神，按黨的組織原則，嚴格把關，大膽選拔任用了一大批青年幹部，把他們推上領導崗位，順利完成省直機關和市、縣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選拔接班人的工作，是一項較為複雜的系統工程，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對選拔任用的幹部進行全面跟蹤考核。要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到各地縣以上地區做這項工作。在進行這項工作中，陳一光親自找人談話，瞭解和掌握第一手資料，嚴格考核，保證了選拔質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