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説書

陝北説書(5張)

陝北説書的起源，據説最早是在2000多年前的奴隸社會時期，興盛於清末民初，是中國北方盛行的説唱藝術“三絃書”的一個支脈。最初，是陝北的一些貧苦的盲藝人用民歌小調説唱故事，多用於請神送鬼。後來，他們在三絃書的基礎上，廣泛地吸收了秦腔、眉户和當地的信天游、陝北道情的曲調，演唱一些傳説故事，漸漸地就形成了具有陝北地方特色的曲藝。

陝北説書的具體形成時間無法確考。但子洲、綏德、子長、延長等縣藝人世代襲用的伴奏樂器曲項琵琶，以及藝人説唱時橫抱胸前且用撥子彈奏的方式，與開鑿於西魏文帝大統元年（535年）的陝北宜君縣牛家莊福地水庫石窟塑像中仙女橫抱的曲項琵琶酷似。而有史記載的陝北説書資料，則出自清代地方誌。

清道光辛丑秋鐫《榆林府志·藝文志》第四十一卷中記載，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同知譚吉璁的同僚陳文道在譚府聽書後讚道：“劉第説傳奇，頗靡靡町聽。聞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技遨遊王公間。劉第即不能及其萬一，而韶音飛暢，殊有風情。無佛稱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據此可知，陝北説書至遲在清康熙年問已經有了成熟的藝人。另據陝北説書藝人韓起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講述，他師父的師父是清道光時期人。另據與他同時的藝人杜修凱、杜修成、石維君等講述，到清末民初，陝北有影響的陝北説書藝人，有米脂縣的杜維新，綏德縣的楊成功、郝玉科、孫貴海、韓文華，靖邊縣的馮明山等。 ^{[3]  [4]} 

民國年間，隨着藝人的不斷增加，説書活動日漸頻繁，一種以家書、村社書和廟會書為主的説平安書（亦稱“願書”）習俗逐漸形成。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後，隨着陝北革命鬥爭的不斷擴大與發展，陝北説書藝人高維旺、常樹仁等積極投身革命，用自編新書《跟上老劉鬧革命》、《土豪劣紳要打倒》等宣傳革命思想。米脂縣藝人高維旺還於民國二十三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隨之成立説書班，演唱《紅軍好》等新曲目。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對陝北説書的發展產生直接影響。民國三十四年4月，陝甘寧邊區文協成立了説書組，在王宗元、柯藍、王琳、程世榮、高敏夫等專業人員指導下，藝人韓起祥創作和演出了《反巫神》《二流子轉變》《王丕勤走南路》《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等新書。不久，陝北説書改進會成立，林山擔任主任，參加者除高敏夫、王宗元外，還吸納了藝人韓起祥、賀輝茂、魯加祥等。隨後，陝北説書改進會在延安、綏德、米脂、清澗、延川、延長等地陸續辦了八期培訓班。民國三十五年8月，盲藝人韓起祥在王宗元帶領下，先後到延安楊家嶺和棗園，為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的領導説唱自己創作的新書《時事傳》（與王宗元合編）《張玉蘭參加選舉會》《四岔捎書》《反巫神》《劉巧兒團圓》等。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至1949年，在邊區政府的重視下，韓起祥、石維君、謝明義、馮明山等藝人深入前線慰問戰士，利用説書宣傳解放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陝北説書受到政府的重視，有了新的發展。陝北大多數縣都成立了説書藝人宣傳組（隊）。一些縣文化館還組織專人對傳統書目進行了整理，開展新書目的創作與推廣，並積極選拔和培養青年藝人。

1953年至1966年間，延安地區先後舉辦了四期學説新書訓練班，受訓藝人達一百五十多位。

1957年，延安縣文化館領導的曲藝組改為曲藝館，隨後，又在城內自由市場設立了固定的書棚茶社。演

1962年，綏德縣白家峻村盲藝人張崇華改進伴奏方式，將鼓、馬鑼、鑔、水水、梆子、木魚、手鑼、醒木等八件打擊樂器和口琴固定在一個架子上，懷抱三絃，手套螞蚱板，腿捆甩板，脖掛哨子，一人操持十三件樂器，使伴奏表演具有了小樂隊的效果。 ^{[3]  [4]}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陝北説書被視為“四舊”而遭到禁演，韓起祥、石維君等知名藝人被批鬥，陝北説書活動一度銷聲匿跡。 ^{[3]  [4]} 

1971年後，陝北説書活動相繼復甦，綏德、橫山、靖邊、子洲等縣文化館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白毛女》等移植改編成新的書詞，集中對藝人進行培訓。

1975年以後的十年，是陝北説書發展較快的時期。榆林地區除神木、府谷外，有十個縣成立了盲人宣傳隊（亦稱“説書隊”）。延安地區的延安、甘泉、子長、延川、安塞等縣也相繼成立了曲藝宣傳隊，藝人累計達三百多人，絕大多數為盲人，其中清澗、榆林、靖邊等縣的説書隊中還破例吸收了女盲藝人蔘加。

1975年，延安地區曲藝館成立，招收了六名有文化的明眼男女學員，學習表演的書目為韓起祥創編的《劉巧兒團圓》《張玉蘭參加選舉會》《四岔捎書》《看大橋》等。

1975年，榆林地區召開陝北民間音樂、曲藝、舞蹈改革座談會，接着舉辦了新曲藝調演大會。

1978年4月，榆林地區在橫山縣舉辦了全區説書藝人骨幹訓練班，在韓起祥的指導下學習了新書目《三打白骨精》《打狼》《路遇親人》；韓起樣以親身經歷作了如何做一名德藝高尚的新藝人的報告，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經過半個月的培訓，到會的四十多名藝人在思想、藝術上受到教育和提高，為推動該區説書活動起到積極作用。會後各縣相繼舉辦了“做新人，説新書”培訓班。榆林、延安、綏德、橫山、延川等縣文化館幹部與藝人共同創作，一起演出。

1982年到1985年間，甘泉縣曲藝隊張俊功、張和平等、表演的陝北説書書目盒式錄音帶。經由民問製作推出，流通幾乎遍及陝北的城鎮鄉村。 ^{[4]  [3]} 

由於陝北説書的流佈範圍較廣，加上地理環境、生活習俗、方言語音、師承關係等等影響，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陝北説書形成了多種説唱風格。

截至2014年，陝北各縣都有民間的説書班社，總計藝人在千人以上。許多健康的年輕人也加入了説書的隊伍。 ^{[3]  [4]} 

陝北説書中無論是遠古神話、歷史傳奇，還是生活故事，表現的主題都具有濃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陝北説書中沒有悲劇，這在其他姊妹藝術中幾乎是沒有的。這種理想主義主題的存在是和農民特別是陝北當地農民的達觀、豪邁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相聯繫的。陝北地廣人稀，自然條件惡劣，當地勞動人民在長期與大自然搏鬥中養成了一種積極進取、不甘示弱的氣質。這種氣質最後沉澱成一種地域性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的蓬勃向上性和自然環境及現實生活的嚴酷性一碰撞，結果便產生了理想主義。表現在當地農民羣眾最主要的説唱藝術陝北説書中，就產生了理想主義主題。 ^[13] 

按書文所表現的內容分，陝北説書可分為文書、武書、文武相雜書三種。

文書一般表現的是公子落難、佳人懷春、奸佞得道、豪門中落的委婉故事。有故事性強、煽情性強、頭緒繁多、篇幅浩大的特點，長於寓情於理。

武書多表現英雄救美、好漢除奸、忠臣報國，還有一些根據棍棒類小説改編的書目。武書具有鮮明而類型化的人物性格，誇張而又熱烈的氣氛營造，跌宕而又程式化的懸念、關口，和千篇一律的“大團圓結局”。其特點是熟烈火爆，大喜大悲，情節單純，由於武書能充分利用説書藝術的表現手段。其娛樂性大大地超過其認識功能。

文武相雜書，民間也叫半文半武書，是文武兩者的結合。這種類型兼採文書、武書的長處，張弛有致，既具有文書的故事情調，又有武書的火爆熱烈，因此最受聽眾歡迎，是陝北説書的主要形式。 ^[13] 

按書文中的故事類型分，陝北説書可分為公案書、脂粉書、傳奇書、説史書以及其他民間生活故事書。

公案書：主要是指包公書，也有劉公案等一些公案書，只是數量少。這是因為陝北地處偏遠，廣大受壓迫的勞動羣眾嚮往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環境，又因為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產生新的生產關係的水平，因此人民羣眾便把希望寄託在一些清官的身上，在清官除暴安良、仗義執法的故事中尋求慰藉。在陝北流傳的公案書中，那種案例曲折的書很少。即便是説包公的書也大多側重於描寫包公怎樣和皇親國戚作鬥爭，為底層羣眾代言的故事，也有説包公機智、聰明，破案有方，或遇難解之謎時，藉助寶物、神器之力等等。這也證明了當地聽眾在和大自然作鬥爭的過程中形成的大氣，和那些津津樂道街巷細事的城鎮市民的趣味大異，由此也構成陝北説書中公案書所特有的浩然正氣。

脂粉書：大多描寫勞動男女之間純真愛情的故事。由於受當地民歌的影響，這些書文大都情節簡單，長於細節描寫、人物刻畫和氛圍營造。書文描寫的男女主人翁潑辣、直率，又持之有度，由這些人物構成的故事既生動有趣，又不流於惡俗，是陝北説書中藝術造詣最高的部分，也是羣眾最歡迎的部分。書目多為記書，在整個陝北説書的書目中，所佔比例較大。

傳奇書：陝北説書中傳奇書佔的比例很大，既有遠古神話，又有歷史故事；既有根據民間傳説創作的故事，又有根據戲曲、小説改編的書目。其中佔比重最大、最受聽眾歡迎的是那些根據當地流傳的生活故事改編的書目。這些書目直接產生於民間，經過説書人的加工演唱又返歸民間，如此不斷地流傳改造，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變成了陝北説書曲目中的保留曲目。即便是改編自戲曲、小説的故事，也大多經過了相當程度的改造，使其打上了很深的陝北民間故事痕跡，和當地生活故事高度地交融在一起，原故事一般只保留下大致脈絡或骨架。陝北説書中的傳奇書一方面作為一種書文種類由説書藝人演唱，同時還影響和培養了一大批散落於民間的説故事人。陝北人把講故事稱為 “説古今（經）” “説古朝”，這些故事大多來自説書藝人的書文。説故事人根據書文的大致骨架在講説中不斷豐富和提高。這樣做的結果不但豐富了民間文化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傳奇書文的提高和發展。

説史書：陝北説書中的説史書不少，但有體系的卻很少見。大多是以一些歷史人物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為由頭，然後生髮開來敷衍成書。這與陝北文化落後，認字人少有關係。另外是羣眾對那些正經八百的、以統治階級統治歷史為主線的史書不感興趣，倒是類似於“楊家將”“岳家軍”“隋唐演義”之類的有史話性質的創作和傳説對陝北説書影響較大。尤其是描寫楊家將、隋唐英雄的故事更是到了家喻户曉、婦孺皆知的程度。其中主要人物楊六郎、穆桂英、羅成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許多人物都成了人們效仿的楷模。

民間故事書：陝北説書中的其他生活故事來源較為複雜。除過以描寫男女愛情為主的生活故事外，還有大量形式活潑、內容豐富的生活故事。其中主要包括：描寫窮人因忠厚而得福、富人因貪財而出醜的故事；描寫富家小姐和窮漢戀愛的故事；描寫做官的愚蠢、勞動人民智慧的故事；描寫神靈幫助窮人戰勝富人或贓官的故事； 描寫攬工漢與東家鬥智的故事； 以及以“憨女婿”“張搗鬼”為代表的諧謔故事等等。 ^[13] 

陝北説書的傳統表演形式是藝人採用陝北方音，手持三絃或琵琶自彈自唱、説唱相間地敍述故事。根據伴奏樂器的不同，或稱之為“三絃書”，或稱之為“琵琶書”。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陝北説書在著名藝人韓起祥等的改造下，發展成一人同時操用大三絃（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擊節木片和小鑼（或鈸）五種樂器進行伴奏的曲藝説書形式，最後又由一人一馬一杆槍、自彈自唱發展為多人演唱，有單人説書、多人説書、走場説書、情景説書，説書劇等。

單人説書：一個人彈奏並完成所有説書內容。

多人説書：兩人或以上的組合説書，一般的是一兩個人拿四頁瓦，其餘的為伴奏樂器，兩人分唱、對唱或合唱與伴奏人員呼應。

走場説書：多人表演，樂器有站立伴奏、坐下伴奏，一個人或多個人拿四頁瓦説唱。

情景説書：要專門創作劇本，還要作曲，演員和演奏員可承擔多種角色演唱，展現情景畫面。

説書劇：首先要創作劇本，要有人物、故事情景，還要有特定環境、樂隊伴奏等。 ^{[5]  [1]} 

陝北説書的曲調激揚粗獷，優美動聽，富於變化，素有“九腔十八調”之稱。九腔是“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影腔”“咳咳腔”“十三腔”“迷子腔”“二窩子腔”“佛腔”。十八調是“下盤棋”“媽媽糊塗”“茉莉花”“小放牛”“鋪地錦”“叫面更”“寡婦上墳”“鴛鴦扣”“跑東關”“打牙牌”“紗金扇”“放風箏”“遊寺”“思凡”“茨山”“姑娘”“光棍哭妻”“小上墳”。此外，還有慢句、快句平調、哭腔、女腔、怒腔、憂腔、對句、武句等區別，以表現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節。

陝北説書書詞的曲調很多。除了藝人們特有的開場白或特定的唱詞外，幾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藝人任意發揮。好的民間藝人，在唱詞中大量引用陝北民歌、陝北道情、陝北秧歌劇、陝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蒲劇、晉劇、京劇的曲調，説得上是集各種唱腔於一爐，加以冶煉，然後形成一種別具一格的唱詞。 ^[4] 

陝北説書的演出場所一般都較為簡陋，田間地頭、庭院炕頭均可。聽眾可以是幾人、幾十人，也可百人以上。 ^[6] 

陝北説書的“唱”是有音樂的“説”， “説”是沒有音樂的“唱”。也可以説， “唱似説，説是唱”，這就是陝北説書獨具的特點。

陝北説書有人物的跳出跳入，可歸納為慢平緊快，喜怒哀樂，男女老少，雞叫狗咬”。説古書的時候也分“生旦淨末醜”。它的故事性強，富有戲劇性，可歸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道白是骨頭，唱就是肉。唱詞一般用的都是五字句、十字句，也有不受限制的，語言純樸，通俗易懂。 ^[5] 

陝北説書最具代表性的流派是三絃説書派和琵琶説書派。

陝北説書以三絃説書最為流行，三絃説書又有雙音弦和單音弦之分。它的代表人是韓起祥、張俊功和解明生。其中韓起祥是雙音弦派的代表。雙音弦即弦定弦為（155），一弦和二絃（也叫子弦和中弦）定音為同一高度，裏弦（叫老弦）比子弦和中弦低，關係為五度。彈奏時一、二絃同時撥動，這樣得音量大，又有雄渾氣勢，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下才挑單音。單音弦的代是解明生，單音弦即一根弦定一個音，從裏到外分別為（151），定弦與現使用的伴奏樂器三絃定弦相同，只是傳統的彈奏不用指甲，多使用自制撥子。

琵琶説書派，因用土製曲項琵琶而得名，又稱作琵琶書。過去琵琶讜的藝人較多，而三絃和琵琶大多是自制，後來樂器廠出的三絃質量好而且宜，大家都願意去買三絃，而不願意自制琵琶了。而市面上賣的琵琶既貴演奏技巧又複雜，難度大，不易學，學的人也越來越少，年輕人幾乎也沒人會彈曲項琵琶了。所以，現在年輕的陝北説書藝人中，很難見到琵琶書的影子。劉緒旺是琵琶説書的代表人物，其特點是硬。主要表現在：第一，他使用的琵琶是硬弦琵琶。琵琶大，琴絃粗。琴絃是用牛皮弓弦，糊耐用。使用的撥子用牛肋骨製成，彈奏出來的聲音洪亮、渾厚、穿透力強。第二，唱功硬。他是典型的唱書派，表演時很少用道白，幾乎是一唱到底。他的吐字清楚，字字真切，農村聽眾稱之為“鋼口硬”。音樂與行腔配合和，音調跟着字調走。第三，書文硬，唱句規範，合轍押韻好。一大本書能事情節、人物刻畫幾乎全用唱詞唱出來。 ^[6] 

陝北説書代表性的如以韓起祥、王學師、吳鐋忠等為代表的一派，聲調沉實，強調唱情，吐字清晰，行腔平穩流暢，襯詞用得較少；以石維君、郭興玉、王進考、黨福祥、景通成等為代表的一派，聲音渾厚，講究激情，方言襯詞用得較多，曲調旋律跳動活躍，善於表演唱腔多而道白少的書目；而以張俊功、張和平、張光明等為代表的一派，説唱講究聲音明亮，吐字清麗，善於吸收和運用新手法，並且注重以形體和聲音模仿書中人物，且因唱腔曲調借鑑了“迷胡”即陝西曲子等的抒情元素，唱來煽情感人，有“迷胡味”，被羣眾稱為“迷花派”。 ^{[3]  [4]} 

陝北説書可分為傳統書和現代書兩大類。傳統説書的書目有200多部，包括《花柳記》《對鞋記》《偷鞋記》《金鐲記》《黃鷹記》《白綾記》《金鐘記》《萬花山》《戲引記》《楊家將》《四岔捎書》《聚仙樓》《雕羚扇》《觀燈記》等；現代書的書目有300多部。傳統書的內容主要是反映古代神話、歷史人物傳記、英雄豪傑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題材的書目。現代新書的內容是反映現代人鬥爭、生活題材的書目，如《劉巧兒團圓》《王貴與李香香》《李雙雙》《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翻身記》《送金匾》《看大橋》《三相親》《半碗飴鉻》《牛老漢讓賢》《延安老漢進北京》《審錄》等。 ^[6] 

陝北説書主要流行於陝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 ^[1]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説書技藝的消失、説書藝人的逐漸離世，陝北説書發展已陷入困境，藝術傳承後繼乏人，急需扶持和保護。 ^[1] 

當演出變得越來越困難之後，陝北説書藝人開始來西安謀求發展，他們多在陝北餐館演出。令人尷尬的是，客人們常要求藝人們演唱陝北民歌。陝北説書就適合在炕頭、小院裏表演，並不適合登上大舞台。越來越多的陝北藝人不再走鄉串村演出，沒有了生活基礎，這種遠離也會使原生地人對陝北説書產生疏遠感，從而失去其生長的根基。“陝北説書”數千年來一直是陝北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然而，隨着陝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電視、錄像、舞會、卡拉OK、枱球、棋類以及南來北往的各類文藝團體演出，已經把“陝北説書”擠出了城鎮，只能在十分偏僻的山村才能見到。延安市每年拿出50萬元，對一部分瀕危的稀有民間文化進行搶救和保護，進行民間文化資源普查，建立延安優秀民間文化保護名錄。用於優秀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和繼承發展，並實行傳承人認定和傳承補貼制度。“陝北説書”已經有了傳人，並在延安市曲藝館開始學藝。2004年5月 “陝北説書”的第二代傳人韓應蓮、解明生在延安市曲藝館舉行了隆重的收徒儀式在陝北道情、“陝北説書”等稀有民間劇種正面臨衰落的局面情況下，這樣的場面似乎讓人們看到了一絲的希望。在政府政策的鼓勵下，“陝北説書”已經有了新的繼承人，有關方面正在為陝北道情、陝北碗碗腔、陝北二人台等地方傳統劇目尋找傳人。 ^[12] 

疫情期間，雖然現場演出減少了一些，但線下表演的一部分精力轉移到了線上直播和公眾號運營，通過互聯網的形式，讓陝北説書走得更遠、更廣。 ^[11] 

2011年起，韓應蓮所在的延安市曲藝館開始了對陝北説書“摸家底”式全面普查工作，集中採集老（盲）藝人和代表性説書藝人，採錄説書曲目200餘篇。截至2017年，已連續舉辦9屆陝北説書培訓班和經典書段展演活動，培訓民間説書藝人1800餘人次。 ^[7] 

2018年4月，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被中國曲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曲藝之鄉”，橫山説書已經成為橫山地方特色文化名片，這對陝北説書更大程度上進行了保護。 ^[8]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陝北説書項目保護單位延安市曲藝館評估合格。 ^[15] 

韓起祥（1915～1989），祖籍橫山縣，1940年移居延安。三絃説書演員，民間曲藝家。自幼失明，13歲即學藝説書，繼承陝北説書傳統，在藝術上大膽革新，使陝北説書發揚光大。1944年起自編自演534個唱本，200餘萬字，他的作品語言豐富，情節生動，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民間文學特色，曾為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演出，代表作品《張玉蘭參加選舉》《時事傳》《劉巧團圓》《翻身記》等，許多作品曾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或由三聯書店、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歷任西北曲藝改進會主任，中國曲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顧問，全國文聯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8月6日因病在延安謝世。 ^[9]  20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培養明目的年輕姑娘演唱“陝北説書”，在1986年的全國曲藝大賽中獲得成功，擴大了“陝北説書”的影響。 ^[12] 

2006年5月20日，陝北説書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 

陝北説書源遠流長，在陝北這塊厚重的黃土地上，它從遙遠的過去一直彈撥到了現在。盲人書匠們走遍了陝北的大川小道以它特有的韻調慰藉過這塊貧困而又閉塞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 ^[10] 

1952年，在陝西省創作代表會上，韓起祥《劉巧團圓》獲特等獎。

1953年，在全國民族音樂舞蹈匯演上，韓起祥《劉巧團圓》獲文化部甲等獎。 ^[9] 

相傳很早以前，有一個老漢生了三個兒子，長大後給人家當奴隸，趕牲靈，大兒子叫大黃，讓奴隸主把一隻手剁了，二兒子二黃的一隻腿被打壞了，三兒子三黃讓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陝北的青化縣乞討為生。一天大黃拾到兩片爛木板，敲打着木板沿門乞討，説上一些吉利話，主人便賜給他們一些殘湯剩飯，有一次人家吃羊，他們撿來羊腸子，曬乾繃在木板上，就彈出聲音來，後來他們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從此相互配合，邊打、邊彈、邊唱。二黃心想大哥去世後誰來敲梆子，他靈機一動乾脆把兩塊木板綁在腿上自打、自彈、自唱。後來老大、老二去了山西臨縣一帶，三黃卻留在了陝北，婚後生了五個兒子，並將彈琵琶的技藝傳授給兒子們。老大成家後收了三十六個徒弟，將三絃傳給了十八個徒弟，在榆林一帶安了家，把蓮花落、琵琶、三絃的技藝傳授給了後人。這一民間傳説足以見證陝北説書的歷史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