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朋友

從北京開往福州的列車上，一位姑娘不吃不喝，一聲不響地坐着，她那憂鬱彷徨的神情，引起了鄰座兩位旅客杜丘和張同生的注意。他們主動買飯讓姑娘吃，然後邀請她打撲克，拐彎抹角地想讓她開口，但是，不管他們如何熱情，姑娘像個啞巴似的一言不發。傍晚，一個流裏流氣的傢伙要搶佔一位老大爺的座位，杜丘和同生打抱不平，與他爭執起來。事後，杜丘忿忿不平地説：“對這種人就得狠狠打擊，跑到哪兒也不行！”不料，這句話觸動了姑娘，她藉故離開了他們。

夜深了，姑娘還沒有回到車廂，同生順車廂找去。他發現姑娘靠在車門上抽着煙，暗自哭泣。同生感到姑娘的舉止反常，更加註意她了。

當姑娘看到同生、杜丘和乘警在一起説話時，頓時變得十分疑慮。她想到不久前廠裏保衞幹部對她的審查，過去的哥們兒、姐們兒惡魔般的糾纏，以及多次打交道的公安人員。她害怕了，乘人們都打盹的時候，悄悄在南京站下了車。

黎明，晨霧籠罩着雄偉的長江大橋，她站在橋頭，凝視着奔騰的江水，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時代，可惜令人留戀的情景一去不復返。十年動亂，母親亡故，父親被審查，她小小年紀，不幸陷進泥坑。現在她想學好，卻得不到人們的理解和信任，反被一些人諷刺、挖苦，甚至陷害，她徹底失望了，喪失了生活的勇氣，離家出走，想舊地重温美好的童年後，結束自己的一生。她突然發現，同生又出現在她的身後。同生勸她繼續乘車去福州，可她不聽。姑娘獨自在南京街頭彷徨，兩個流氓藉故尋釁，對她糾纏不休。正巧同生又來找姑娘，他不顧個人安危，狠狠地教訓了流氓，解救了姑娘。由此，姑娘才改變對同生的看法，吐露了真情，並聽從他的勸告，兩人一起乘車到了福州，見到了在車站等候的杜丘和姑娘廠裏的人保幹部。人保幹部負疚地告訴姑娘，案件已經查清，是一夥流氓嫁禍於她，過去對她無端的懷疑是錯誤的。他們向姑娘道歉，並專程接她回去。姑娘激動地踏上返京的列車，她的目光充滿了對生活的信心。

火車啓動了，姑娘要同生留下地址，杜丘遞上一本雜誌。姑娘看到雜誌上登着張同生的照片和介紹他的文章《從失足青年到新長征突擊手》，她激動地捧着書，淚水湧出了眼眶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3]  [4-5]} 

《苗苗》上映後，李羚陸續接到幾個劇體，但角色都與“苗苗”相似，她不甘心滿足於本色表演，希望能塑造一個與她本人相距較遠的角色。就在這時，北影廠送來了《陌生的朋友》。在閲讀劇本時，李羚極為同情劇中“姑娘”的遭遇，甚至感動到落淚。一開始，為了塑造這個角色，李羚到街上觀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記下他們説話的語調、抽煙的姿式，以及玩世不恭的態度。回到家後，她就叼着煙捲對着鏡子練習。但是，她很快意識自己只考慮了人物的外表，而忽略了人物的內心。於是，她去了勞改農場，與失足青年交流，聽他們講述想改過自新卻因為社會的歧視與排斥而“二進宮”的經歷；也訪問了頂住社會壓力、堅持努力工作，從“失足”變為“先進”的青年代表。通過這些採風，她感受到影片的社會意義是多麼重大，同時也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3]  。

在拍攝時，她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分析主人公的心理活動，當拍攝時鏡頭順序被打亂後她還能掌握人物的“點”與“線”。為了更準確地掌握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情緒轉化，她把火車上一大段沒有台詞的戲分成了三部分。此外，她還為角色設計了一些小動作，體現其在車上的不同心情 ^[3]  。

影片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瞭如何正確對待曾經失足的青年這一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主題，使人真切地體味到“天涯處處有芳草”這樣一個温暖人心的生活現實。該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精巧別緻的藝術構思。影片的聲景、人物大都集中在車廂這一狹小的空間裏，時間集中在兩天兩夜之間。故事情節與人物刻畫、伴隨着列車的運行，流暢自然地展開。這與那種場景變換頻繁、人物眾多、情節大起大落的影片大異其趣。影片編導借鑑某些外國影片的表現手法，別闢蹊，大膽嘗試。不過也難免有稚嫩不成熟。影片中車上的戲入情入理，張弛有度，感染力強，車下的戲卻露出很多人為的痕跡 ^[10]  。（《黑龍江日報》評）

編劇選取車廂作為揭示生活的窗口，是頗具新意的，是在創作上有所追求的。影片的前半部無論從編、導、演各方面評價，都是較自然、較細膩、較成軾的。李羚的表演也是基本上符合人物心理邏輯的。相比之下，就文學劇體所提供給演員、導演的情節與細節方面來評價，影片的後半部比較弱一些，而對於整部影片來説後半部又是至關重要的。小夥子同生幫助陌生的姑娘打消輕生念頭，還要進一步激發起她對生活的熱愛和自信心，如果更深一層開掘，這其中是有種種人生哲理的，但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影片處理簡單化，顯出素材不足，也缺乏足夠的細節，缺乏哲理性，致使影片後半部份量不足，壓不住前半部那麼細緻入微的鋪墊。該片長處短處都較明顯，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短處，但卻不能抹煞其長處。編導選取這一題材本身就説明他們是面向生活的，是有藝術上的追求的 ^[5]  。（作家梁曉聲評）

該片是一部成功的電影。它的結構形式並不新鮮，但在導演技巧方面有不少獨到之處。儘管它在結構上也採用了某些影片所採用的“時空交錯式”，但與好些讓觀眾愈看愈糊塗的片子不同，它在時空轉換上是事先進行了周密設計的。例如姑娘在火車上回憶盜竊同夥對她進行陷害時，導演利用對就餐的聯想，採用食物與食物的連結，完成了從車廂到小房間的轉換，又用相似的揮手動作疊成一個動作，將情節自然地從小房間轉回到車廂內來。該片中的巧妙轉換，除回憶與現實的時空轉換外，還有現實與幻覺的時空轉換。姑娘在南京車站產生民警來抓她的幻覺一場戲中，導演運用音響作為由幻覺轉換到現實的分界標誌，使關門聲與列車啓動聲在觀眾知覺上產生經驗性的混淆，從而讓觀眾毫不費力就明白了現實與幻覺的分。在姑娘與同生爭吵的段落中，後半段導演以音響代替爭吵的語言，從而加中了這場爭吵的緊張氣氛。雖然觀眾聽不清爭吵聲卻完全理解他們爭吵的內容，這後半段的處理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這場戲中，導演在前半段用中景跟攝人物的對話，讓觀眾聽清了他們的爭吵，列車奔馳只起陪襯作用，而後半段列車從他們身後馳過，列車的聲音在音響上跳到了畫面的前景，蓋過了爭吵聲，這樣處理比較新穎，既節約了台詞，又加中了氣氛，同時還增強了觀眾的懸念，頗具匠心 ^[7]  。（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汪歲寒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