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爾納書信

18王朝後期，埃及歷史上發生了著名的埃及赫那吞宗教改革。埃赫那吞即阿蒙霍特普四世，他為了擺脱底比斯阿蒙僧侶集團的控制，開始推崇阿吞神，並把首都遷到阿馬爾納上古的都城埃赫太吞。1887年，一位埃及農家婦女無意中在此發現了350多塊泥板文書。此後，皮特里對這一地區進行了系統地發掘、整理，共出土282塊泥板，經研究認定它們以阿卡德語（一種楔形文字）書寫的，是記載西亞各國與埃及之間的外交書信。如今主流外交學教科書一般將Amarna letters稱作“阿瑪爾納書簡”或“ 阿瑪爾納信件”。

阿瑪爾納書簡所反映的歷史跨度在30年左右，大概是從阿蒙霍太普三世的執政晚期，到圖坦卡蒙（Tutankhamun）執政第一年，新首都埃赫塔吞被廢棄為止。

出土於阿瑪爾納王宮附近的一座建築物，位於今天埃及尼羅河東岸，開羅南部287公里左右，孟菲斯和底比斯之間的中間地帶。

阿瑪爾納書簡是世界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外交文獻。

阿瑪爾納書簡共有382塊泥板，其中還包括了許多無法釋讀的碎片。這些信件主要是巴比倫（Babylon）國王、亞述（Assyria）國王、赫梯國王、米坦尼國王以及埃及在迦南地區屬國的國王寄給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和他的兒子埃赫那吞的，內容包括相互致意問候，締結婚約，請求法老提供軍事援助，贈與黃金及禮品等。在這382件泥板中，還有32件並不是信件，它們的內容是神話和史詩、字音表、詞彙文件、神名錄等等。

關於阿瑪爾納書簡，其中202或者203個在柏林博物館，99個在大英博物館，49或者50個在開羅博物館，7個在巴黎盧浮宮，3個在普希金博博物館，1個在芝加哥近東研究中心。

《書簡》明顯地全面地展示了埃赫那吞時代埃及與鄰近國家的關係，包括米丹尼，赫梯，巴比倫等國，以及埃及在西亞的國際地位。

埃赫那吞致力於各項改革以來，儘管也想把阿吞的信仰推廣到西亞和努比亞的一些被征服的地區，但並無精力爭霸西亞的國際事務，甚至維持埃及在西亞的霸權地位也無能為力了。另一方面，當時的西亞國際形勢對埃及也是十分不利的。

在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時，小亞的赫梯帝國興起，並把其勢力伸張到幼發拉底河流域。埃及的同盟國米丹尼王圖什拉塔由於受到赫梯的威脅而給埃及泰伊王后寫信，除了對老王之死表示弔唁外，還要求維持兩國之間的友誼和賞賜黃金（書簡第26號）。巴比倫王也有類似的要求，但是都沒得到滿足。赫梯王的書簡先是表達了與埃及之間的友好關係，接着很快就責難埃及王，而最後轉變成敵對關係，並插手米丹尼國家內政。在埃及無力關注的情況下，米丹尼王圖什拉塔被他的一個王子謀殺，從而引起了內亂。赫梯王乘機而入，硬把他的女兒嫁給圖什拉塔之子馬梯瓦扎，並立他為米丹尼新王，而赫梯王則以岳父的身份控制了米丹尼朝政。這樣以來，埃及在西亞的勢力被動搖。

巴勒斯坦和敍利亞，從第18王朝開始被埃及征服後，地方的統治者在埃及的監督下被委託管理自己的領地，但是在埃赫那吞時代，那些地方領主大部分也遇到了騷亂，特別是從畢布羅斯的利布·阿狄給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信，以及北敍利亞的圖尼普和耶路撒冷的阿布狄·希巴給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信來看，西亞面對着哈比魯集團的入侵，埃及在西亞的危機的情況下沒有力量採取行動（書簡第50，74，285—289號）。

埃赫那吞在阿瑪爾納王宮中，沉醉於不絕於耳的讚美阿吞的呼聲之中，而對於西亞的動盪和屬國的求援無動於衷。僅僅在其統治的第12年，曾經乘坐由18名士兵抬的豪華的御轎接受了外邦的朝貢，但是這種殊榮一去不復返。對於阿吞的崇拜，也沒有像《頌歌》期待的那樣，“阿吞照耀在敍利亞、努比亞，世界各地”。雖然有些繪畫，雕刻藝術雖描繪了埃赫那吞以傳統的國王的形象擊殺敵人，但事實上，正像他的繼承者圖坦哈蒙的《復興碑》所説的那樣，他的先輩遠征巴勒斯坦和敍利亞沒有成功。

毫無疑問，阿瑪爾納書簡對古代東方國際法和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首先，這些書信都採用一種固定的模式，互表敬語，這驗證了自古以來便存在一種“外交語言”，其措辭方式至今未變。而且，稱謂方式各不相同，其含義也撲朔迷離，讀者可以從中覺察每位通信者相較於法老的權力或獨立程度。

其次，也可以説這些泥板是記載古代巴勒斯坦希伯來人的歷史、地理、宗教和語言的寶貴資料，證明了舊約聖經中內容的真實性。但是，阿帕爾人是否就是後來的以色列人尚未有定論。

出土地點及泥板(3張)

第三，這些材料對於研究埃赫那吞乃至整個18王朝的對外關係都有重要的價值。埃赫那吞即位後，小亞的赫梯帝國興起，對埃及及其政治聯姻的盟國都構成巨大威脅，米坦尼、巴經倫等國紛紛致信埃及，請求援助。阿馬爾納書簡反映出當時信使帶着書信往來於各國之間，交流信息。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各國之間實現了政治聯姻、商品貿易締結和約等。實際上，當時在西亞與埃及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同國際關係網，這與現代歐洲的政治格局很相似。

最後，在阿瑪爾納時代，近東的五大國通過這種外交方式進行外交往來，維持了和平外交的局面，也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發達的外交體系，引領了上古世界的國際關係潮流。正是因為阿馬爾那時代這種外交方式的發達，所以一些學者這樣評價阿馬爾那時代的外交體系：“於是在這一個千年代（也即公元前2000年代）的後半期便出現了一個國際性的大國政治時代，這種大國政治可以毫不誇張地稱之為世界政治（不過這裏所謂的世界只能是侷限於當時近東的幾個已知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