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國慶日與反法西斯解放日：11月29日（1944年）

呈長方形，長與寬之比為7：5。旗地為深紅色，中央繪有一隻黑色的雙頭鷹，頭上有顆紅星。阿爾巴尼亞號稱“山鷹之國”，鷹被認為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徵，紅星象徵社會主義。

黑色雙頭鷹頭上有顆紅星，兩側為麥穗，寓意同國旗。 ^[1] 

地拉那(Tirana)

28748平方公里

1944-1985恩維爾·霍查

1985-1991拉米茲·阿利雅

1939年，意大利法西斯軍隊佔領阿爾巴尼亞，1943年，意大利投降，阿又被德國佔領。1944年，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倡議下成立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會議，恩維爾·霍查任主席。1944年11月29日，阿全境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產黨人領導的抵抗運動蓬勃興起。後來，共產黨人與民族主義者為奪取政權而鬥爭了一段時間，共產黨最終奪取了政權。1945年，舉行了選舉，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領袖恩維爾·霍查獲勝，成為政府首腦。1946年，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在鐵托和斯大林之間發生了分歧之後，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牢固關係中斷了。阿爾巴尼亞站在蘇聯一方，從而得到了蘇聯經濟、技術上的大力援助。但是，50年代當蘇聯與南斯拉夫恢復關係以後，阿爾巴尼亞將目光移向中國，並與中國一致認為：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國家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作為對這一立場的報償，阿爾巴尼亞開始得到中國的幫助。1968年，在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阿爾巴尼亞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蘇聯徹底斷絕關係。1975年，阿爾巴尼亞面臨的經濟困難導致了一系列的政治鬥爭。1976年，新憲法開始實施。此時阿爾巴尼亞與中國的分歧已經表面化，開始對其國內的一些中國人提出公開的批評。同年1 月兩國關係惡化，阿爾巴尼亞政府還逮捕了數以千計支持中國的幹部。1978年，霍查在其著作《帝國主義與革命》中説：“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阿爾巴尼亞堅持擁護斯大林及其路線。1979年1月，阿爾巴尼亞以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名義，為紀念斯大林誕辰一百週年舉辦了官方的、民間的慶祝活動。在經濟上，中國的援助曾使阿爾巴尼亞走上了重工業的道路。阿爾巴尼亞從1978年起能自行生產農用拖拉機，1980年能夠生產所需零配件的90%。1981年12月18日，地拉那電台宣佈：自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部長會議主席，黨的領袖恩維爾·霍查的左右手穆罕默德·謝胡因神經崩潰而自殺身亡。1982年12月7日，阿爾巴尼亞又在勃列日涅夫的繼承人尤里·安德羅波夫上台後發表的第一篇評論中表示：“地拉那不曾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發生過關係，也絕不會與安德羅波夫以及任何背信棄義的蘇聯領導人發生關係。”

1982年1月，霍查要求議會任命阿迪爾·查爾查尼代替謝胡擔任部長會議主席。查爾查尼在其聲明中宣佈：他將繼續執行黨的領袖霍查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路線”。

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巴尼亞在1984年8月19日接待了聯邦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總理施特勞斯，他是右翼基督教社會聯盟黨的領袖，這個巴伐利亞黨是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兄弟黨。眾所周知，西德與阿爾巴尼亞沒有外交關係，因為地拉那曾説過：絕不與波恩互換大使，直至西德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佔領時期給阿爾巴尼亞造成的損失。

恩維爾·霍查去世以後，新領導拉米茲繼續着霍查的思想和政治路線。

1991年4月通過憲法修正案，改國名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面積為2.87萬平方公里。位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西岸。北接塞爾維亞和黑山（南斯拉夫），東北與馬其頓相連，東南鄰希臘，西瀕亞得里亞海和伊奧尼亞海，隔奧特朗托海峽與意大利相望。海岸線長472公里。山地和丘陵佔全國面積的3/4，西部沿海為平原。屬亞熱帶地中海型氣候。

人口：約313.4萬。主要民族是阿爾巴尼亞族（98%），希臘族（1.8%），馬其頓族（0.1%），其餘有黑山、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族等（0.1%）。全國通用阿爾巴尼亞語。信奉伊斯蘭教（70%）、希臘東正教（20%）和羅馬天主教（10%）。

1945年12月，全國第一次普選舉行，勞動黨獲得執政地位。1946年1月11日，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1976年12月28日，改稱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阿長期堅持階級鬥爭，稱之為“推動全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對外“不同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調和”。1990年阿人民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決定取消憲法中規定阿勞動黨是唯一的政治領導力量的條款，確定阿是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國家；阿公民有成立黨派和政治組織的權利。總統為國家元首，由議會秘密投票選舉產生，每屆任期5年，可連任一屆。總統任命總理，並根據總理提名任命部長。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為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唯一政黨，一直掌握政權，成為統治阿爾巴尼亞的政治集團。

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機關有：

最高權利機關人民議會，也是唯一的立法機關。議會閉會期間，人民議會主席團是最高權利機關。政府的名字叫部長會議，是國家最高權利執行機關。1992年，勞動黨失去了政權。

1960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於急速成長的官僚體制對他們權力的威脅提防甚嚴。黨的紀律開始鬆弛。人民抱怨瀆職、通脹和劣質的商品。作家們開始偏離要求藝術與文學作為為政府和黨的政策服務的工具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統。因此，在毛澤東1966年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霍查發動了他自己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革命。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將重點放在軍事、政府官僚體制與經濟改革上，為他的斯大林主義體制尋求新的支持。當局取消了軍銜，重新在軍隊實施政委制度，取消志願兵。為了限制“白領作風”，當局還大幅削減了中高級官員的工資，將管理和技術人員趕出辦公室，送到工廠和農田做苦工。六名部長被處決，包括司法部長本人在內。農村集體化一直擴張到遙遠的山區。另外，政府攻擊作家和藝術家異議分子，改革了教育制度，主要是強化了阿爾巴尼亞與歐洲文化的隔絕，目的是為了消除外部影響。

1967年，當局在阿爾巴尼亞發動了一場劇烈的消滅宗教運動，宣佈宗教分裂了阿爾巴尼亞民族，使其發展步履維艱。學宣隊下到農村，強迫阿爾巴尼亞人停止進行宗教活動。不顧所有的反對，甚至是勞動黨黨員的反對，在年底以前所有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以及其它宗教設施都被關閉或改成倉庫、體育館和工廠。一項特別命令廢止了該國所有主要宗教團體的運營許可證。這場運動在阿爾巴尼亞宣佈成為世界上首個無神論國家時到達高潮，被宣揚為恩維爾·霍查的偉大功績之一。

阿爾巴尼亞傳統的以族長制家庭為中心的家族制度在戰後的對於族長權威的抑制、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農村向城市移民，以及對宗教的鎮壓下分崩離析。戰後政府大幅改變了阿爾巴尼亞婦女地位。婦女在傳統阿爾巴尼亞社會中被看作二等公民，她們承擔着大部分家務勞動和農活。二次大戰之前，90%的阿爾巴尼亞婦女是文盲，在很多地區被古老的部落法律和習俗看作是動產。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革命中，黨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就業，以克服勞動力短缺和消除她們的保守思想。霍查宣稱任何蔑視黨的婦女權利公告的人都應該被“扔進火堆”。少數民族被強有力地壓制。伊利里亞人的民族主義神話甚囂塵上，將國家問題搞成一堆虛構的人名。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奉行務實的外交政策。阿爾巴尼亞於1949年加入經互會，1955年參加華沙條約組織，但由於親中，阿爾巴尼亞和蘇聯的關係在中蘇關係破裂後長期不和。阿先後於1961年和1968年退出這兩個組織。阿和鄰國南斯拉夫關係也不和，兩國經常就意識形態和領土問題互相指責。

直到南斯拉夫1948年被從共產黨情報局開除之前，阿爾巴尼亞的表現一直像是南斯拉夫的一個衞星國，鐵托也一直想對阿爾巴尼亞黨用鐵腕迫使其整個國家加入南斯拉夫。在德國於1944年下半年從科索沃撤退後，南斯拉夫共產黨游擊隊佔領該省並向阿爾巴尼亞人進行報復性屠殺。在二戰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支持將科索沃轉交給阿爾巴尼亞，但是戰後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府堅持保留戰前的邊界。在南斯拉夫的壓力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放棄了1943年的穆卡伊協定，同意戰後科索沃重新回到南斯拉夫內。1945年1月，雙方簽署了科索沃作為一個自治省重新加盟南斯拉夫的條約。不久之後，南斯拉夫成為第一個承認阿爾巴尼亞臨時政府的國家。

1946年7月，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與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技術與經濟協定，為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經濟的一體化打下基礎。這些協定與條約為協調兩國經濟計劃、統一兩國貨幣系統，建立共同定價體系和關税同盟提供了方便。南阿關係緊密到以至於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成為了阿爾巴尼亞高中的必修課。南斯拉夫也和保加利亞簽署了類似的友好條約。鐵托元帥和保加利亞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討論計劃建立一個包括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巴爾幹聯邦。南斯拉夫顧問充斥着阿爾巴尼亞政府機關和軍隊指揮機關。地拉那急需外援，大約2000噸南斯拉夫的糧食幫助其撐過了饑荒。阿爾巴尼亞也在戰後立即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收到了2600萬美元，但在投資和發展上仍需仰賴南斯拉夫援助。

南斯拉夫政府很明顯將對阿爾巴尼亞的投資看成是對南斯拉夫自己的未來投資，建立了進行採礦、鐵路建設、石油和電力生產、以及外貿的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合資公司。南斯拉夫的投資幫助建設了在科爾徹（Korçë）的砂糖精煉廠、愛爾巴桑的食品加工廠、羅戈日內（Rrogozhinë）的麻布廠、弗洛勒（Vlorë）的罐頭廠，以及地拉那的印刷廠，電話交換中心和紡織廠。南斯拉夫人還對阿爾巴尼亞產的銅和其他材料支付高於國際市場三倍的價格來支持阿爾巴尼亞經濟。

但是當阿爾巴尼亞抱怨南斯拉夫廉價收購阿爾巴尼亞的原材料，通過合資股份公司剝削阿爾巴尼亞時，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關係還是降入了低谷。另外阿爾巴尼亞尋求投資基金來發展輕工業和石油精煉廠，而南斯拉夫要讓阿爾巴尼亞集中於農業和原材料生產。阿爾巴尼亞經濟計劃員會的主席和霍查的盟友納科·斯皮魯（Nako Spiru）成了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進行經濟控制的主要批評者，其他阿爾巴尼亞黨內的知識分子，通過佐澤和他的追隨者試圖將其撤職。

1947年南斯拉夫領導人策劃了一場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的反南斯拉夫分子，包括霍查和斯皮魯在內的全面的反擊。五月，地拉那宣佈以有叛國行為的罪名逮捕、審判和宣判了九名人民議會成員，他們都是公認的反南斯拉夫派。一個月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譴責霍查採取“獨立”政策，教唆阿爾巴尼亞人民反對南斯拉夫。很明顯是為了試圖在阿爾巴尼亞黨內換取支持，貝爾格萊德向地拉那追加了4000萬美元的等額貸款，相當於阿爾巴尼亞1947年國家預算的58%。一年之後，南斯拉夫的貸款幾乎佔到了國家預算的一半。但是斯皮魯的計委提出了一個強調自力更生、輕工業和農業的經濟計劃之後，雙邊關係還是在秋天惡化了。南斯拉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斯皮魯在受到批評之後無法在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層內贏得任何支持，自殺身亡。

當新興的東歐國家沒有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1947年9月的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大會時，阿爾巴尼亞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無足輕重的地位一覽無餘。相反，南斯拉夫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代表阿爾巴尼亞發言。雖然蘇聯允諾給阿爾巴尼亞建立紡織廠、糖廠以及其他工廠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農業和工業機械，斯大林還是告訴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密洛凡·德熱拉斯，南斯拉夫應該“吞掉”阿爾巴尼亞。

南斯拉夫派一直執掌阿爾巴尼亞的政治決策權直到1948年。在二月和三月黨的全體會議上，共產黨領導人表決合併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經濟和軍事。説到底是個機會主義者的霍查甚至譴責斯皮魯破壞阿南關係。在一個月後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佐澤提議向貝爾格萊德宣佈阿爾巴尼亞為南斯拉夫的第七個加盟共和國。但在共產黨情報局於6月28日將南斯拉夫開除之後，阿爾巴尼亞在對南斯拉夫政策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個動作確實將霍查從行刑隊的槍口下救了出來，也確實將佐澤逼成了孤家寡人。三天之後，地拉那給南斯拉夫顧問們48小時時間離開阿爾巴尼亞，廢除了與這個鄰國所有的雙邊協定，發動了一場惡毒的反南斯拉夫突擊宣傳，將斯大林包裝成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英雄，把霍查説成抵抗外來侵略的勇士，而鐵托則成了帝國主義怪獸。

阿爾巴尼亞成為了蘇聯的一個衞星國，而1948年9月莫斯科開始對阿爾巴尼亞損失的南斯拉夫援助進行補償。這個替代被證明對阿爾巴尼亞大有裨益，因為莫斯科比捉襟見肘的貝爾格萊德能提供的多得多。而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沒有共同邊界也另阿爾巴尼亞政府高枕無憂，因為這樣莫斯科更難向地拉那施加壓力。在十一月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根據斯大林的建議由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改名）第一次黨代會上，霍查將國家災難的指責矛頭指向南斯拉夫和佐澤。霍查在十月解除了佐澤的內務部長職務，以謝胡取而代之。在1949年的秘密審訊之後，佐澤被處決。隨之而來在阿爾巴尼亞的反鐵托分子大清洗使黨的31名中央委員中的14名和人民議會109名代表中的32名遭到整肅。勞動黨總共開除了25%的黨員。南斯拉夫用宣傳戰進行反擊，廢除了與阿爾巴尼亞的友好條約，在1950年從地拉那撤回了使館。

阿爾巴尼亞和西方的關係在共產黨政權1945年12月拒絕自由選舉之後迅速降温。阿爾巴尼亞限制國內的美國和英國人員活動，指控他們在北部山區煽動反共叛亂。英國在4月宣佈經不會向地拉那派遣外交使團；美國在11月撤回了使館。美英兩國都反對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阿爾巴尼亞政府害怕在希臘內戰中支持反共武裝的美國和英國會支持希臘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領土要求；當美國參議院在七月通過決議支持希臘的要求時形勢更加火上澆油。

在阿爾巴尼亞宣佈對阿爾巴尼亞本土和希臘的科孚島之間的海峽擁有管轄權之後，1946年阿爾巴尼亞和英國之間爆發了一宗重要事件。英國向阿爾巴尼亞挑釁而派出四艘驅逐艦進入該海峽。其中兩艘於1946年10月22日觸雷，44名艦員死亡。英國向聯合國和國際法院申訴，而後者在它建院以來第一次裁決中判決地拉那方面敗訴。

1946年之後美國和英國開始實施一項精心佈置的計劃，以支持阿國內的反共和保皇派武裝來推翻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政權。至1949年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都在和佐格一世與他的私人衞隊的山民們合作。他們招募阿爾巴尼亞難民和埃及、意大利和希臘的流亡者；在塞浦路斯、馬耳他以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進行訓練，之後讓他們滲透入阿爾巴尼亞。在英國情報部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擔任聯絡員的蘇聯雙重間諜金·菲爾比向莫斯科傳遞了滲透行動的情報，300名滲透人員在安全部門手下喪生。

在一連串的破壞行動，包括已失敗的滲透行動和1951年3月地拉那蘇聯大使館炸彈襲擊之後，阿爾巴尼亞政府採取了嚴格的內部安全措施。在1952年9月，議會通過一項新的刑法，要求將所有在11歲以上的被判有陰謀叛國、破壞國家財產，或進行經濟破壞罪的罪犯處以死刑。

1948年阿爾巴尼亞在和南斯拉夫決裂之後轉而仰仗蘇聯的援助。1948年2月，阿爾巴尼亞獲得了共產黨陣營的經濟計劃合作組織——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的成員資格。地拉那馬上籤訂了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蘇聯的貿易協定。蘇聯和東歐的技術顧問常駐阿爾巴尼亞，蘇聯還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事顧問，在薩贊島上建立了潛艇基地。在蘇南關係破裂之後，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是蘇聯能夠向希臘的共產黨武裝戰鬥提供軍事物資的唯一通道。而阿爾巴尼亞向蘇聯提供的這一點小小的戰略價值，也在核武器技術進步之後日益萎縮。

為了急於向斯大林表忠心，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實施了新的斯大林式的經濟制度。1949年阿爾巴尼亞採用了蘇聯財政制度的基本原則，即國有企業從本身的盈利中直接向國庫上繳利潤，只留下批准用於自我投資和其他目的的部分。1951年阿爾巴尼亞政府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強調開發該國的石油、鉻鐵礦石、銅、鎳、瀝青和煤炭資源，擴大電力生產，擴充電網，提高農業產量，改善交通。1955年政府在勞動黨二大之後開始實施一項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計劃和一場強制性的農莊集體化運動。當時，私人農莊的農業產量仍然佔阿爾巴尼亞全國的87%，但至1960年集體或國有農莊已經將其取而代之。

蘇阿關係在約瑟夫·斯大林活着的最後幾年裏一直如膠似漆，雖然事實上阿爾巴尼亞是蘇聯的一個經濟上的負擔。阿爾巴尼亞1949、1950和1951年所有的對外貿易都和歐洲蘇聯集團國家開展，其中僅和蘇聯的貿易就佔一半以上。蘇聯和它的衞星國一起長期以無償援助款平衡阿爾巴尼亞的國際收支赤字。

雖然遠遠落後於西方水平，但在1950年代前期阿爾巴尼亞一百二十萬國民的衞生與教育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在這一時期阿爾巴尼亞醫生的數量上升了三分之一，達到了150人（雖然醫生/病人比例按照大多數標準仍然是無法接受的），國家開辦了新的醫療培訓機構。病牀的數量由1945年的1765張增加到了1953年的5500張。更好的衞生和居住條件使阿爾巴尼亞嚇人的嬰兒死亡率從1945年每千人死亡112.2人下降到了1953年的每千人死亡99.5人。被認為是宣傳共產主義以及培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必須的學術和技術幹部的工具的教育系統也得到顯著改善。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數量從1945至1950年增長了一倍。文盲率從1946年的85%下降到了1950年的31%。蘇聯為阿爾巴尼亞學生提供了獎學金，並提供專家和學習設施來改善阿爾巴尼亞的教學條件。地拉那國立大學（現為地拉那大學）於1957年建立，阿爾巴尼亞科學院15年後建立。但是除掉這些成就，阿爾巴尼亞教育仍在受到鉗制自由思想的限制所苦。例如，教學機構對於課程、教學方法和管理的很少有發言權。

斯大林死於1953年3月，很明顯是害怕蘇聯領導人的去世可能會助長阿爾巴尼亞黨內各級反對派，霍查和謝胡都沒有冒險去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蘇聯之後開始重新接近仇敵南斯拉夫的行為讓兩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懷恨在心。地拉那立即受到莫斯科的壓力，要求複製蘇聯式的集體領導模式。1953年7月霍查將外交和國防部長職位交給了忠心的部下，但是他直到1954年謝胡擔任阿爾巴尼亞總理之前仍然保留着黨的最高職務和總理職位。蘇聯的迴應是將兩國之家的外交關係提升到大使級，來提高阿爾巴尼亞領導層的信心。

雖然開始時有些熱情的表現，霍查和謝胡並不信任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與“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綱領，因為它表達了南斯拉夫可能再一次嘗試控制阿爾巴尼亞的威脅。莫斯科可能喜歡不那麼教條的領導人的姿態也給霍查和謝胡敲響了警鐘。地拉那和貝爾格萊德在1953年12月修復了關係，但霍查拒絕了赫魯曉夫一再提出的給親南斯拉夫的佐澤平反，以向南示好的呼籲。二人相反加緊了對阿爾巴尼亞國內生活的控制，繼續與南斯拉夫的宣傳戰。1955年阿爾巴尼亞成為了華沙條約組織——華約的創始會員，這是該國有史以來參加的唯一一個軍事同盟。雖然該條約規定了阿爾巴尼亞第一次獲得的其他共產黨國家保衞其邊界的保證，但它並沒有減輕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霍查與謝胡不停敲打阿爾巴尼亞人深埋心底的對南斯拉夫的恐懼神經，以在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的罪惡之後的融冰期內繼續保持權力。霍查維護了斯大林，批判鐵托分子的異端邪説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困難迭出，包括1956年波蘭的騷亂和匈牙利的暴動。霍查不留情面地清洗了有親蘇聯和親南斯拉夫傾向的黨內温和派，但是在1957年訪問莫斯科之後降低了批評南斯拉夫的調門，在那裏他贏得了1億零500萬美元的貸款減免和約780萬美元的附加食品援助。但到1958年，霍查又一次批評起鐵托的“法西斯主義”和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滅絕”。他還抱怨經互會的東歐經濟一體化計劃令阿爾巴尼亞生產農產品和礦石而不是着重於重工業發展。1959年在一次對阿的12天訪問中，赫魯曉夫不停地試圖説服霍查和謝胡阿爾巴尼亞的目標應該是成為社會主義的“果園”。

在蘇聯和中國代表在1961年10月蘇共二十大上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額外的的尖鋭交鋒中，赫魯曉夫嚴厲批評了阿爾巴尼亞處決一名親蘇的阿爾巴尼亞政治局重要領導人，蘇聯最後於12月與阿爾巴尼亞斷絕了外交關係。莫斯科隨後從阿撤回了所有的蘇聯經濟顧問和技師，包括前來建設文化宮的在內，停止了向阿爾巴尼亞運送物資供應和已經啓用的設備的零配件。另外，蘇聯繼續拆除薩贊島上的海軍基地，該過程在蘇阿關係破裂之前已經開始。

阿爾巴尼亞脱離蘇聯給本國經濟造成重創。半數進出口是為蘇聯的供應和市場量身定做，所以當地拉那和莫斯科的關係急轉直下，中國又無能力把保證的設備和機器按時運到時，阿爾巴尼亞的對外貿易幾近崩潰。阿爾巴尼亞企業低下的生產率、漏洞百出的計劃、低劣的工藝與低效的管理在蘇聯和東歐的援助和顧問撤回時顯現無遺。1962年，阿爾巴尼亞政府實施了一項節約計劃，號召人民節省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放棄不必要的投資項目。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霍查歡呼雀躍。蘇聯的新領導層向地拉那示好。但是不久之後就發現，蘇聯的新領導人明顯不打算改變對阿爾巴尼亞的基本政策，雙邊關係沒有好轉。地拉那的繼續宣傳蘇聯官僚是“奸詐的修正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叛徒”。1964年，霍查説阿爾巴尼亞與蘇聯和解的方式是後者向阿爾巴尼亞道歉並且賠償強加於阿的損失。蘇阿關係在1968年華約組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見布拉格之春）時到達了新的最低點，阿爾巴尼亞以正式退出華約作為迴應。

1949年11月23日，阿中兩國建交。

阿爾巴尼亞與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密切，毛澤東稱頌阿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稱讚霍查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英勇戰士”，阿獲得了中國的大量無償援助。作為報償，阿爾巴尼亞一直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提案的主要國家。

阿爾巴尼亞在中蘇論戰中扮演了遠遠超出其大小和在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的角色。1958年阿爾巴尼亞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莫斯科在和平共處、反斯大林主義，以及南斯拉夫通過在經濟生活中下放權力實行的“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等問題上針鋒相對。蘇聯、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都向阿爾巴尼亞給予了大量援助。蘇聯領導人還許諾在地拉那建一座大型的文化宮作為蘇聯人民對阿爾巴尼亞的“熱愛和友誼”的象徵。但即使有這種姿態，地拉那仍對莫斯科的對阿經濟政策不滿。很明顯霍查與謝胡已經在1960年五月或六月決定了阿爾巴尼亞對於中國的支持感到放心，並且在中蘇之間爆發論戰的時候公開表示站在中國一邊。拉米茲·阿利雅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與霍查的意識形態問題顧問，在此次論戰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中蘇分歧在1960年6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上公之於世，赫魯曉夫試圖在此次會議上為譴責北京而辯護。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是唯一支持中國的歐洲代表團。蘇聯立即在1960年組織了一場要霍查和謝胡下台的運動作為報復。莫斯科在旱災時削減了承諾交付給阿爾巴尼亞的穀物，地拉那的蘇聯大使公然鼓勵勞動黨內的親蘇派公開反對該黨的親華立場。莫斯科還明顯參與了一項勞動黨內以武力推翻霍查和謝胡的陰謀計劃。但是兩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牢牢控制着黨的機構、軍隊和謝胡的秘密警察——阿爾巴尼亞國家安全理事會（Drejtoria e Sigurimit të Shtetit--國安會），消除這種威脅易如反掌。五名親蘇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隨後被審訊與處決。中國立即開始補充蘇聯方面取消的麪粉供應，雖然它也面臨着外幣緊缺和經濟困難。

阿爾巴尼亞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世界81國共產黨大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時又一次支持中國。霍查狠批赫魯曉夫支持希臘對阿南部的領土要求，在勞動黨和軍隊內散佈不和，動用經濟手段進行訛詐。“蘇聯的老鼠也能吃個飽時阿爾巴尼亞人民卻食不果腹”，霍查在説到蘇聯延遲穀物供應時譴責道。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領導人將霍查的表演形容成“流氓般的”和“幼稚的”，這番講話也消除了一切莫斯科與地拉那之間達成協議的可能。接下來的整個一年，阿爾巴尼亞都在充當共產黨中國的代理人。親蘇聯的共產黨不願直接和中國對抗，而通過批判阿爾巴尼亞來批評北京。共產黨中國則在自己的位置上頻繁對阿爾巴尼亞的反蘇聯與反南斯拉夫抨擊言論給予肯定，地拉那稱後者是“社會主義地獄”。

霍查與謝胡在勞動黨1961年2月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繼續他們反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長篇大論。在此次會議上，阿爾巴尼亞政府公佈了該國第三個五年計劃大綱，將所有投資的54%分派到工業上，以此拒絕了赫魯曉夫希望讓阿爾巴尼亞成為主營農產品生產國的打算。莫斯科以取消對阿援助計劃和掐斷資金渠道來回應，但中國又一次伸出援手。共產黨中國再次補償了阿爾巴尼亞失去的蘇聯經濟援助，提供了約90%的零配件、食品和其他蘇聯承諾給予的貨品。北京給阿爾巴尼亞的貸款條件比莫斯科更優厚，而且，中國的技術員不像蘇聯顧問們那樣，而是與阿爾巴尼亞的工人保持相同的低工資和住房條件。中國還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台大功率廣播電台，地拉那用來給斯大林、霍查和毛澤東大唱了幾十年讚歌。對阿爾巴尼亞來説，它為中國提供了一塊歐洲陣地，充當了共產黨中國在聯合國主要的傳聲筒。令阿爾巴尼亞泄氣的是，中國的設備和技術人員遠不如蘇聯的貨品和顧問經驗豐富。諷刺的是，語言障礙甚至迫使中國和阿爾巴尼亞技術人員用俄語互相交流。阿爾巴尼亞再也不參加華約的活動和實施經互會的協定。但是其他東歐共產黨國家並沒有與阿爾巴尼亞中斷外交與貿易往來。1964年，阿爾巴尼亞甚至佔領了空無一人的地拉那蘇聯大使館，阿爾巴尼亞工人自力更生地加緊建設文化宮。

阿中關係在1970年前已經沉滯下來，當這個亞洲大國在1970年代早期開始走出孤立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對他們向小小的阿爾巴尼亞做出的承諾進行重新評估。作為迴應，地拉那開始擴大它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阿爾巴尼亞與法國、意大利和新近獨立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展開了貿易談判。1971年實現了與南斯拉夫和希臘的關係正常化。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深惡痛絕，報紙和廣播對理查德·尼克松對北京的訪問閉口不提。阿爾巴尼亞積極地減少對共產黨中國的依賴，分散貿易，特別是與西歐發展外交和文化交流。但是阿爾巴尼亞避不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還是唯一拒絕參加1975年7月赫爾辛基會議的歐洲國家。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不久，霍查開始批評新的領導人以及北京對美國和西歐的實用主義政策。中國的迴應是1977年邀請鐵托訪問北京以及1978年中止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