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阿多諾

1921 年進入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音樂。1924 年在科奈留斯的指導下，以一篇關於現象學的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31 年，他的有關 S.A.克爾凱郭爾的學術論文因受到法蘭克福大學一些權威的首肯而被聘為法蘭克福大學的專題講師。

當納粹德國開始崛起時，他離開德國移居英格蘭，執教於牛津大學。不久，仿效法蘭克福學派的幾位友人僑居美國。1938－1941年間，他曾受聘於紐約社會研究所。1941－1948年間，他出任普林斯頓·拉杜克社會研究項目課題組組長，專門主持權力主義的研究。1948－1949年間，他受聘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社會歧視研究項目課題組組長。

1949年，阿多諾返回法蘭克福，協助霍克海默重建社會研究所，並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與社會學教授。1950年8月，阿多諾任社會研究所副所長。1958年，他接替霍克海默任所長。

阿多諾的研究領域涉及心理學、哲學和音樂社會學，並由此而著名。早在 1936年，他曾與 H.馬庫塞合作對家庭和權威的關係問題進行過研究，並有論著出版。這一論著為他後來進行權力人格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在普林斯頓·拉杜克社會研究所期間，他與 E.布倫斯維克、D.勒温森和 R.K.桑福德等人協同進行了七項有關權力人格和法西斯研究。1950年，他們合作出版了《權力主義人格》。在這部著作裏，阿多諾認為權力是某些人人格成分中的核心，具有這種人格的人更多地關心權力，包括本身行使的權力和服從上司的權力。

1949年以後，阿多諾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教，講授哲學和社會學。由於受到馬克思、黑格爾和弗洛伊德等著作的影響，他努力謀求實現馬克思與弗洛伊德的綜合，在哲學領域，阿多諾富有批判精神和正義感，堅決反對所有形式的“社會壓迫”，不僅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壓迫，而且包括過於嚴格和專制的教育與社會文化。為此，他與馬克斯·霍克海默合撰了《啓蒙的辯證法》一書，該書在他逝世後的1979 年被譯成英文出版。

阿多諾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評性關注貫穿其學術生涯的始終。在被視為其思想萌芽的就職演説“哲學的現實性”中，阿多諾就着重反思了海德格爾對存在問題的哲學思考。阿多諾認為，“存在本身的問題”實際上是“最不徹底的問題”，因為它“與空洞的形式原則沒有什麼不同”，而對“存在”追問的前提則在於“思維絕對適應於存在並與之關聯”。（見王鳳才譯“哲學的現實性”，《國外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這種與“存在”絕對適應的關於存在的思想在日後《本真性的行話》一書中，便成為了“本真性的行話”。

所謂“行話”（Jargon），通常指某個社會階層或職業在特定語境中使用的詞彙，往往藴含着超出其自身含義的“更多”（Mehr）。阿多諾在《本真性的行話》中聚焦於海德格爾存在哲學中一系列關於“存在”的“行話”，如“此在”“本真性”“畏”“向死而在”“本有”等，當然也包括“存在”。在阿多諾看來，海德格爾試圖單憑這些“行話”揭示出現實的人的生存意義乃至使得“存在”本身如其所是的那樣顯現。然而，這種超出行話本身的“更多”，“日常語言在此時此地説出來，好像它就是神聖的語言似的”。換言之，被穿上“靈暈外衣”的日常詞彙搖身一變而“為哲學普遍概念和理念（如存在的理念）塗上濃墨重彩”。

在主體與客體、概念與非概念物（即無法為概念所統攝的“概念剩餘”）的非同一性哲學視域中，阿多諾堅持客體（非概念物）優先性。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特別是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章中，反覆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頁)應該説，這種從“現實的人”出發思考人與歷史、人與社會現實關係的觀點也是阿多諾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思想進行批判的出發點。

如果説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青年黑格爾派將理論批判視為變革社會的力量，從而帶有一種內在的迴避（乃至逃避）現實的因素，那麼阿多諾所批判的以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為代表的現代德意志意識形態，其根本問題在於，在對“存在”的反思與追問中使得思想完全等同於存在。也即，人的生存和實踐活動所取決於的物質生活條件被視為“如此存在這般”，被抽象為一種“空洞的形式原則”，最終淪為一種“對存在的虔誠”。阿多諾認為，“在這種行話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非隱喻的東西的香味，都悄然地被精神化了”。質而言之，本應反思並超越人類生存困境的存在哲學，只不過是一種“故意地將它的日常生活神聖化”的本真性行話。它所藴含的“更多”，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生存狀況別無二致的空洞幻想。——《本真性的黑話》，譯者：夏凡，啓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2]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意在懸擱傳統形而上學對人的種種抽象定義，進而讓“在世存在”的此在，在領會自身生存狀況並通過其生存活動使其自身的存在得以顯現：“這種存在者的存在總是我的存在。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對自己的存在有所作為。作為這樣一種存在的存在者，它已被交託給它自己的存在了。對這種存在者來説，關鍵全在於（怎樣去）存在。”在海德格爾看來，此在與其他存在者不同，它能夠在生存論、存在論的意義上存在，具備“去存在”（zu sein）和“向來我屬”（Jemeinigkeit）的存在論特質: “此在的‘本質’在於它的生存”，而“這個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對之有所作為的那個存在，總是我的存在”。

然而，在阿多諾看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存在論分析已然成為一種確證社會現狀合理性的意識形態神話（“本真性的行話”），這種確證集中體現在海德格爾對此在“向死而在”的分析之中。

海德格爾將死亡視為此在最根本的可能性，而“這種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可能性是無可逾越的。向這種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領會到，作為生存之最極端的可能性而懸臨在它面前的是：放棄自己本身。但這種先行卻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樣閃避這種無可逾越之境，而是為這種無可逾越之境而給自身以自由”。此在面對這種“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所展現出的“畏”，使此在在世存在時對於諸多生存可能性做出本真的選擇和決斷。

在奧斯維辛這一具體歷史情境之後思考的阿多諾卻認為：“自奧斯維辛以來，害怕死亡意味着，怕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見阿多諾《否定辯證法》）海德格爾費盡心力地區分常人的非本真性“怕死”與此在的本真性“畏死”，認為常人所“怕”之“死”不過是在存在者層面上將死亡理解為對象（事件）的“他人之死”，只有此在本真地所“畏”之“死”才能使此在置身於充分展現其生存可能性的自由之境。

對上述本真性行話不遺餘力進行“祛魅”的阿多諾，認為海德格爾渲染的此在通過“向死而在”獲得本真的生存領會進而做出本真選擇最終“給自身以自由”的一整套話術，一方面將人之生存（與死亡）的現實性全部抽離，另一方面將現實的人面對死亡時的無力感與畏懼感超驗化為人的生存特質，“正如這種行話所説，痛苦、災禍和死亡都是應該被接受的”。諷刺的是，在生存論、存在論哲學中勇敢“向死”的此在，卻“毫無能力對抗人被貶低為功能集合這個事實”。

在阿多諾看來，以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為代表的現代德國意識形態，實質上是在進行一種“去社會化”的思考。奧斯維辛焚化爐中的囚犯，因為被迫放棄自身的生命而喪失掉任何存在的意義，而倖存者們則只能依照編號來證明自己曾經在集中營存在過，海德格爾所提供的“悲慘的安慰”（“我”因“我”的向死而在而成為本真的“自己”）充其量只能讓人沉湎於“最極端的抽象性”的幻想之中，然而終究敵不過一縷青煙或者一個編號。——《本真性的行話》，譯者：謝永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2] 

無獨有偶，奧地利哲人、奧斯維辛倖存者讓·埃默裏在《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中也對類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抽象的形式化原則進行了有力的反駁：

一個貧窮的可憐鬼獨自在醫院裏死去，得不到冷漠的護士的重視，和一個富人在高等病房裏離去，是截然不同的:對於後者而言，桌子上有鮮花，醫生們為履行高薪職位的義務而親切問候、體貼入微，親屬們時常來探望，這些也許都幫不了他，但卻能讓一些沒有痛苦的時刻更平緩地度過。在將死的日子裏還有好生活，正是這種好生活將他的生活和窮人苦難的生活如此赤裸裸地區分開來。

人們必定會一再説，我們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這話説來跟沒説一樣,或者説，它將平等的要求排擠進可恥的、不具約束性的形而上學領域——我們在死去時卻不平等。——參考《變老的哲學》中文版第155頁，楊小剛譯，鷺江出版社2018年版。

顯然，“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只是形而上學思辨意義上的形式平等，實際上，此處的“死亡”和“平等”一樣，都只是一種空洞的抽象概念；由於它不具有任何歷史與現實的“約束性”，因而對它的宣揚是“可恥的”。與此相反，“在死去時”的每一個個體所面對的社會、家庭、個體情境則是複雜多樣且無法整齊劃一的。在筆者看來，埃默裏對於“在死亡面前”和“在死去時”的區分，也適用於阿多諾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的批評。

事實上，在1965年題為《形而上學：概念與問題》系列講座的第14場中，阿多諾向他的學生推薦了埃默裏的著作，並特別強調：“説死亡在所有時代都毫無變化，這是一個謊言；死亡也是一個相當抽象的實體。”（參考阿多諾《Metaphysic:Concepts and Problem》，Polity出版社2000年版）在海德格爾本真性的行話中，死亡便被去社會化為一種“相當抽象的實體”。存在哲學試圖反抗對“存在的遺忘”，為現代人的生存賦予意義，但卻由於這種行話“用糟糕的經驗做成了超驗性”而蜕變為一種僅僅試圖在思想中把握現實總體卻又空洞無物的幻想、一種本真性的“磨牙聲”：“極端抽象的自身性，那無非是不停地説着我、我、我的磨牙聲，是如此的虛無，就像‘自身’在死亡中變成的那樣”。

由此可見，阿多諾在《本真性的行話》中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的反思與批評，旨在擊穿對“存在”的概念拜物教式幻想，洞察關於生存和死亡本真性行話的意識形態神話屬性，從而使現實的人掙脱抽象概念的束縛，在具體的生命實踐活動中成為自己、改變世界。 ^[2] 

阿多諾還對音樂有濃厚興趣，曾師從 V.A.貝格，學習音樂，專攻音樂作曲。在他僑居美國期間，於1938—1941年一方面為紐約社會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還兼任普林斯頓廣播電台研究計劃的音樂部主任。

1949年發表專著《新音樂哲學》。1952年在回到德國後寫了一篇頗有爭議的論文，分析了R.瓦格納的作品，認為這些作品是納粹的起因。他的音樂社會學代表作《音樂社會學導論》在他去世後的 1976年出版，在這部著作裏，他把吉特巴舞的舞蹈形式看作是一種故意誘發的外部狂亂，抑許多青年人在其調整期間感覺到的內部狂亂。

《啓蒙的辯證法》；

《否定的辯證法》；

《美學理論》；

《權力主義人格》：上、中、下卷，1950；

《音樂社會學導論》；

《阿多諾全集》：羅爾夫·泰德曼編輯，1970－1980年由休坎普·維格威公司出版，共2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