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迪烏斯

弗拉維·阿卡狄烏斯（Flavius Arcadius Augustus，377/378年—408年5月1日），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統治着半個羅馬帝國，他於395年即位，一直到他於408年逝世。

阿卡狄奧斯是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7—395年在世，379-395年為羅馬帝國皇帝）和Aelia Flaccilla（卒於385年）的長子，西羅馬帝國皇帝霍諾里烏斯（Flavius Honorius，384—423年在世，395—423年在位）的哥哥。

阿卡狄烏斯皇帝383年在格拉提安皇帝死去之後就拿到了“奧古斯都”的頭銜，當時才5歲。但直到395年狄奧多西一世皇帝離世，他才名正言順的成為東部帝國的無上國君。同期劃疆而治的西部帝國皇帝是11歲的弟弟弗拉維烏斯·奧古斯都·霍諾留。

阿卡狄烏斯雖然名義上是東部帝國皇帝，但他基本不問政事，而是把國務軍務扔給自己的屬下。

這些得到皇帝授權而肆意妄為的大臣，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東部帝國的實際主宰。最初擅權亂政的大臣名喚魯菲努斯（Flavius Rufinus，卒於395年）。他是在狄奧多西皇帝在世時被擢拔的，吉本不屑的用“玷污統治的光榮”來評價這一人事變動。這位野心勃勃又貪婪無比的臣子，用殘酷和惡毒的手腕清除自己前進路上的盟友和敵人，最終排開年老的狄奧多西皇帝和幼弱的阿卡狄烏斯皇帝，大權獨攬。不過從他打算把女兒嫁給阿卡狄烏斯皇帝。失敗之後就逐漸失去權勢，最終被西部帝國的名將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o，359—408年在世）殺死，這事還引起東西部帝國的摩擦。

魯菲努斯因作惡多端被黜後，阿卡狄烏斯又信任宦官優特羅皮烏斯（Eutropius，卒於399年），兩任寵臣的統治使阿卡狄烏斯統治東羅馬帝國的十四年間，政治一直處於黑暗狀態，其軟弱作風也成為了此後大多東羅馬皇帝所效仿的對象。不過就算如此，阿卡狄烏斯皇帝的統治仍然不斷的被他的妻子優多西亞（Aelia Eudoxia，又譯為優多克西婭，尤多克西婭）和禁衞軍長官安特米烏斯（Flavius Anthemius，卒於414年）把持。他本人則只是名義上統治着偌大的帝國，直到408年，這位虔誠的基督徒才撒手人寰。

其駕崩之後，皇子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繼位，由於年幼（年僅七歲），皇后優多克西婭攝政。

公元408年東羅馬皇帝阿卡狄烏斯去世前立下遺囑，把其幼子提奧多西烏斯二世託付給自己的宿敵薩珊波斯國王伊嗣俟一世。阿卡狄烏斯“託孤”於宿敵，一方面是由於羅馬帝國東西部分裂離心嚴重、關係緊張，帝國東部不會把帝國西部當作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由於此時的東羅馬與薩珊波斯的關係較為緩和，使阿卡狄烏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國託付給薩珊國王。對薩珊波斯國王伊嗣俟一世而言，此前薩珊波斯在與羅馬的較量過程中，其領土和經濟訴求都得到了極大滿足，同時，薩珊波斯自身也面臨着內外矛盾，他沒有理由主動打破和平局面。阿卡狄烏斯“託孤”事件的完美結局，不僅使羅馬帝國東部的統治實現了平穩過渡，也對晚期古代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對晚期古代東西方貿易交流產生了重要影響，併為晚期古代國家關係的改變提供了一種新範式。

關於東羅馬皇帝阿卡狄烏斯“託孤”於薩珊波斯國王伊嗣俟一世事件的最初記載，出自拜占庭史家普羅科皮烏斯(約500—565年)所撰《戰史》一書：“當羅馬皇帝阿卡狄烏斯在拜占庭去世前(有一子提奧多西烏斯，尚未斷奶)，他不僅為其子，而且為其政府深深地擔憂，他不知應如何對二者做出明智的安排。因為他認為，如果他為提奧多西烏斯安排一個共治者，他實際上是通過一個披着王權外衣的敵人來摧毀他自己的兒子。如果他讓其子獨自統治帝國，那麼許多人，正如他們可能期望的那樣，將會利用孩子的無助，試圖登上王位。這些人會反對政府，並在摧毀提奧多西烏斯後，不費吹灰之力地使他們自己成為暴君，因為這個男孩在拜占庭沒有任何親屬作為他的監護人(ε’πι＇τροπο)。阿卡狄烏斯不指望這個男孩的叔叔霍諾利烏斯[7]能幫助他，因為意大利的情況已經很麻煩了。他同樣對米底人[8]的態度感到不安，擔心這些蠻族人會推翻年輕的皇帝並使羅馬人受到不可挽回的傷害。當阿卡狄烏斯面對這一困境時，雖然他自己在其他事上未表現得很睿智，但他制定了一個計劃，以確保其子和王位沒有問題，這或是因為與諸如君主顧問中的某些有識之士交談過，或是由於一些神聖的靈感降臨到他身上。在起草他的遺囑時，他指定這個孩子為他的王位繼承人，但讓波斯國王伊嗣俟成為其子的監護人，他在遺囑中誠懇地請求伊嗣俟盡其所能地為提奧多西烏斯保護他的帝國。在如此安排了他的私人與帝國事務後，阿卡狄烏斯去世了。但波斯國王伊嗣俟，當他看到這封正式交給他的文件時，儘管在成為一位統治者前，他高貴的品格已為他贏得了偉大的聲譽，他立即表現出了一種令人驚奇和非凡的美德。因為他忠誠地遵守阿卡狄烏斯的遺願，一直與羅馬人保持和平相處的政策，從而為提奧多西烏斯保全了帝國。事實上，他立刻給元老院寫了一封信，表示願意成為提奧多西烏斯的監護人，並威脅要對任何企圖陷害後者的人發動戰爭。”[9]

繼普羅科皮烏斯之後，阿伽提亞斯(約532—579/582年)也提到了這一事件。他寫道：阿卡狄烏斯臨終時指定伊嗣俟一世作為提奧多西烏斯二世和整個羅馬國家的監護人(φυ＇λαξ和κηδεμω＇ν)這一事件，“世代口耳相傳保存下來，至今仍為羅馬上層階級和普通百姓所傳誦。但我未在任何文獻或歷史學家的著作中，甚至是那些記述阿卡狄烏斯去世的文獻中遇到，除了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以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閲讀了幾乎所有的歷史著作，他應該在一些迄今為止我尚不知的更早的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該事件的書面版本，對此我並不驚訝”。但他又認為：“將一個人的至親託付給一個外國人、蠻族人、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的統治者，一個在榮譽和正義問題上是未知數的人，且最重要的是該人是一位虛假宗教的信徒，這幾乎沒有道理。”[10]阿伽提亞斯的這句話，成為後世學者懷疑該事件的歷史真實性的直接理由。

阿伽提亞斯之後，拜占庭編年史家提奧法奈斯(約758/760—817/818年)也記載了該事件。而且提奧法奈斯首次提到，伊嗣俟一世向拜占庭派去了一名叫安提奧庫斯(Antiochus)的宦官作為他的代表併成為提奧多西烏斯二世的管家(ε’πι＇τροπο)和教育者(παιδαγωγó)，伊嗣俟一世自稱為提奧多西烏斯二世的監護人(κουρáτωρ)。[11]此後，11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凱德萊努斯除記述了與提奧法奈斯相同的事件情節外，還提到阿卡狄烏斯給伊嗣俟一世送去了1000磅黃金以確保其遺囑的執行。[12]12世紀，編年史家和神學家佐納拉斯則説，提奧多西烏斯二世是由其姐姐普爾凱利婭(Pulcheria)撫養長大，而伊嗣俟一世則派安提奧庫斯做他的保護者和監護人(φυ＇λαξ和κηδεμω＇ν)。[13]同時期，君士坦丁堡的瑪納塞斯雖也記載了阿卡狄烏斯去世後的安排及伊嗣俟一世的角色，也稱伊嗣俟一世為保護者(φυ＇λαξ)，但未提及安提奧庫斯的故事。[14]最後提到該事件的希臘教會史家是尼凱佛魯斯·卡利斯圖斯·克桑託普魯斯，他稱伊嗣俟一世為監護人(κουρáτωρ，κηδεμω＇ν)，關於安提奧庫斯的故事則與提奧法奈斯的描述一致。[15]

除希臘語資料外，13世紀的東方敍利亞語學者巴爾·赫卜烈思在其編年史中也提到了這次“託孤”事件，他的描述與提奧法奈斯相近，但未言及安提奧庫斯的故事。[16]

據阿伽提亞斯報道，“託孤”之事似乎更多的是在社會上口頭流傳。普羅科皮烏斯的著作是他能見到的唯一文字記載，儘管他也推測普羅科皮烏斯還有其更早的文字史料來源。安提奧庫斯未出現在最早的任何文字記載中，也讓人懷疑他是否是口傳的“託孤”故事中的人物。口傳故事的一個常見特徵就是版本並不是唯一的。中期拜占庭史家所記“託孤”的細節不相統一，或許暗示了他們都曾受到不同版本的口傳史料的影響。我們也無法排除安提奧庫斯是在“託孤”故事流傳過程中被人為添加的角色的可能性。

儘管存在上述細節上的複雜情況，但阿卡狄烏斯遺囑向伊嗣俟“託孤”這一基本事件在所有記載中是一致的，而最早記載此事的普羅科皮烏斯距離阿卡狄烏斯和伊嗣俟時代大約一個世紀。換言之，人們對基本史實的記憶只經歷了約三代人的傳遞，還處在能保持相對準確的時間跨度內。至於阿伽提亞斯的質疑，針對的其實並非普羅科烏斯記載的可靠性，而是阿卡狄烏斯寧願把自己的至親託付給敵國君主的做法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在他生活的時代，羅馬和波斯的關係再次緊張，他產生這種質疑是很正常的，但這不代表5世紀時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件。

其實，對於“託孤”事件，頗耐人尋味的是，阿卡狄烏斯緣何“託孤”，其“託孤”的原因是否真如普羅科皮烏斯記載的阿卡狄烏斯的“擔憂”那樣簡單？伊嗣俟又為何“受託”，他恪守承諾，與羅馬長期保持和平，難道僅僅是由於其“令人驚奇的非凡的美德”？“託孤”事件對當時的東羅馬和薩珊波斯兩國關係格局乃至晚期古代世界的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並深入探究。

　二、阿卡狄烏斯“託孤”屬無奈之舉 ^[1] 

羅馬帝國與薩珊波斯王國素來是宿敵。在伊嗣俟一世即位(399年)之初，羅馬社會對他的即位抱有一種恐懼心理，懼怕他會成為另一個沙普爾二世。[17]那麼，為何到了阿卡狄烏斯去世前，卻願意把其幼子託付給伊嗣俟一世？這其實是由當時東羅馬帝國本身的處境所決定的。

首先，公元395年後，羅馬帝國東西部分裂而且關係緊張，東羅馬不會把西羅馬當作自己的支持者。公元395年提奧多西烏斯一世逝世後，西羅馬由年僅十歲的霍諾利烏斯統治，東羅馬則由十七八歲的阿卡狄烏斯統治。由於二者尚且年輕，帝國東西部的實際掌權人皆非皇帝本人。斯提利科(Stilicho)實際控制並掌管帝國西部至公元408年，他聲稱提奧多西烏斯一世去世時，任命他同時為霍諾利烏斯和阿卡狄烏斯的監護人。斯提利科一直試圖控制帝國東部，但始終未能成功。公元397年在斯提利科第二次遠征阿拉里克(Alaric)後，東部政府隨後鼓勵吉爾多(Gildo)在非洲反叛，東西羅馬間的關係隨即惡化到海上貿易禁運的地步。斯提利科不斷推行控制伊利庫姆東部的政策，尤其是在公元405—408年間，他已準備用武力手段來控制該地區，這進一步激化了帝國東西部的矛盾，可以説此時帝國東西部間的關係如異邦仇敵也不為過。[18]因此，阿卡狄烏斯及其政府不可能把西羅馬當作自己的依靠，把幼子與東羅馬政府託付給西羅馬宮廷，這對於他們來説無異於“引狼入室”。同時，阿拉里克在5世紀初兩度入侵意大利，公元405—408年帝國西部更是深陷蠻族入侵和所謂的斯提利科篡位的漩渦。[19]正如普羅科皮烏斯所言，5世紀初西羅馬自身難保，意大利的形勢非常糟糕，阿卡狄烏斯不可能寄希望於西羅馬皇帝霍諾利烏斯的幫助。[20]

其次，公元363年後，羅馬與薩珊波斯的關係一直處於較為緩和的狀態，這使阿卡狄烏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國託付給與他關係緩和的薩珊波斯國王。羅馬與薩珊波斯的關係，長期處於一種時而緩和、時而緊張的波動狀態。在3世紀和4世紀下半葉之前，薩珊波斯和羅馬帝國相互傾軋，兩國關係以敵對狀態為主。薩珊波斯開國君主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I)在位期間曾多次試圖入侵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等羅馬東部邊疆地區。沙普爾一世(Shapur I)時期，曾三次發動對羅馬的戰爭，羅馬皇帝菲利普(Philip)被迫與他簽訂和約，把大亞美尼亞(Greater Armenia)，即後來的波斯亞美尼亞(Persarmenia)割讓給薩珊波斯。[21]但沙普爾一世去世後，薩珊波斯經歷了一段政治上的動盪時期。戴克裏先即位後，羅馬人迫使薩珊國王納爾塞斯(Narses)在公元299年[22]簽訂了割地條約，這是羅馬—波斯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之後很長時期內薩珊波斯都未能改變它在兩國關係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局面。[23]公元363年是羅馬—波斯關係的另一轉折點，朱利安(Julian)遠征波斯受傷而死後，約維安(Jovian)即位後被迫與薩珊波斯簽訂割地和約。此後直到6世紀，除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在公元421—422年，以及伊嗣俟二世在公元439年短暫入侵過羅馬外，羅馬在東部邊疆與薩珊波斯的關係基本處於和平的狀態。[24]公元383年沙普爾三世即位後，羅馬與薩珊波斯之間的關係有了改善，雙方開始互派使者，進行磋商等事宜。[25]公元399年伊嗣俟一世即位後，雙方互派使節進行溝通的方式得到進一步發展，兩國友好關係進一步鞏固。伊嗣俟一世即位初，東羅馬政府便向薩珊波斯派遣了使節表示祝賀並解決爭議，為基督教徒爭取寬容。此次使團據稱由安泰米烏斯(Anthemius)率領，但可以肯定亞美尼亞的主教馬路他(Marutha)是使團的一員。據記載，馬路他醫治好了拜火教無法醫治的伊嗣俟一世生病的兒子，可能還緩解了伊嗣俟一世本人長期的頭痛。這給伊嗣俟一世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因此許諾釋放公元395/396年從匈奴人手中搶來的羅馬俘虜。馬路他的出色表現，為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6]此後，雙方頻繁互派使節。公元404—414年，東羅馬政府一直由安泰米烏斯領導。安泰米烏斯富於管理經驗，在他執政期間與薩珊波斯建立了持久的和平。[27]

因此，在帝國東部一方面與帝國西部之間視若仇敵，且帝國西部自身難保，另一方面又與薩珊波斯關係和諧的情況下，阿卡狄烏斯為了皇位的平穩過渡，為了確保他去世後薩珊波斯不會乘虛而入，為了繼續維持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很有可能在自己去世前，“無奈”地把其幼子“託付”給伊嗣俟一世。

在薩珊波斯方面，伊嗣俟一世願意充當年幼的提奧多西烏斯二世的監護人，並與羅馬保持長久和平，未趁機攻擊羅馬東部邊疆，這也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首先，如前所述，公元363年是羅馬—波斯關係的轉折點，約維安與薩珊波斯簽訂的和約，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薩珊波斯一直以來的訴求，使薩珊波斯滿足於既得利益，不願破壞這種和平狀態。

公元299年，納爾塞斯被迫與戴克裏先簽訂割地條約，該和約規定：1.薩珊波斯割讓底格里斯河外的五個行省，包括因提萊奈(Intilene)、索菲奈(Sophene)、阿爾扎奈那(Arzanena)、科爾杜埃那(Corduena)和扎布狄凱那(Zabdicena)給羅馬人；2.底格里斯河為兩國邊界；3.米底亞(Media)邊界上的金塔(Zintha)為亞美尼亞的邊界；4.伊伯利亞(Iberia)國王從羅馬人手中接受他王權的象徵；5.底格里斯河上的尼西比斯(Nisibis)為唯一的貿易點。[28]

根據該和約，薩珊波斯不僅失去了重要的邊界領土和對重要鄰國的控制權，而且尼西比斯成為兩國間唯一的貿易點，這使羅馬人獨享了東方奢侈品貿易税收所帶來的收入，使薩珊波斯在經濟上也蒙受了重大損失。事實上，尼西比斯“為唯一的貿易點”的這一條款在當時就遭到了納爾塞斯的反對。[29]此後，薩珊波斯一直試圖扭轉這一局面。沙普爾二世即位後，三次圍攻尼西比斯，想要收回從納爾塞斯手上失去的土地，[30]但均遭受挫折。朱利安受傷身亡，給薩珊波斯帶來了契機。約維安為儘快從波斯撤回軍隊減少損失，很快與沙普爾二世簽訂了條約。根據馬爾凱利努斯的記載，該條約內容大致如下：1.羅馬人割讓底格里斯河外5個行省[31]連同15個堡壘，以及尼西比斯、辛伽拉(Singara)和非常重要的堡壘卡斯特拉·毛羅魯姆(Castra Maurorum)給薩珊波斯；2.允許羅馬人撤回上述堡壘中的駐軍，從尼西比斯和辛伽拉撤出居民；3.羅馬人將不得幫助亞美尼亞國王阿爾薩凱斯(Arsaces)對付波斯人；4.和約期限為30年。[32]

據此和約，薩珊波斯不但拿回了此前失去的領土，而且收穫了更多。尼西比斯等城市及其附近領土的割讓，摧毀了羅馬在美索不達米亞東部的防禦體系，極大地增強了薩珊波斯對阿迪亞貝奈(Adiabene)和亞述的防禦。不僅如此，尼西比斯的割讓，還使羅馬不再擁有對跨境貿易收入的壟斷權力，這極大地打擊了羅馬的跨境貿易。[33]此後，尼西比斯一直在波斯人的控制下，雙方也再未簽訂任何條約改變美索不達米亞的邊界。在領土和經濟訴求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伊嗣俟一世沒理由主動去打破這一和平局面。

其次，此時薩珊波斯也面臨着內外困擾。內部方面，伊嗣俟一世像所有薩珊君主一樣，不得不面對一個獨立且易怒的貴族階層，以及一個致力於將自己的宗教發展成為波斯及其附屬地區的唯一宗教信仰的拜火教祭司階層，他需要限制貴族和祭司階層的影響。[34]為了擺脱貴族和祭司階層的影響和控制，伊嗣俟一世需要贏得諸如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等薩珊波斯境內少數羣體的支持，而當時羅馬是基督教徒的主要庇護者，因此伊嗣俟一世需要與羅馬保持良好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除依靠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外，希拉的撒拉遜人(Saracen of al-Hira)[35]的軍事力量是伊嗣俟一世對付波斯貴族的主要依靠。伊嗣俟一世需要大量錢財鞏固他與希拉的撒拉遜人的關係，因此與羅馬保持友好關係，可以讓他從君士坦丁堡獲得大量外交和經濟補償。[36]

外部方面，公元395年和396年匈奴人入侵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劫掠足跡遠至泰西封(Ctesiphon)，羅馬的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加拉太(Galatia)甚至敍利亞也受到影響。[37]匈奴人的入侵，使薩珊波斯東北部邊境地區壓力巨大。同時，羅馬也需要防範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因此，保護高加索通道、抵禦北方敵人的入侵成為羅馬和薩珊波斯的共同利益所在。更何況，公元363年和約雖使羅馬的東部邊疆防禦受到了削弱，但該和約簽訂後十年，羅馬人便開始重新加強他們在東部邊疆的防禦。[38]因此，此時羅馬和薩珊波斯想要入侵或征服彼此都是非常困難的，堅守和約、保持和平才是理想的狀態。

最後，伊嗣俟一世接受“託孤”也與其個人性格和經歷有關。伊嗣俟一世即位後停止了薩珊波斯範圍內對基督教徒的長期迫害，在薩珊波斯和阿拉伯資料中，他被稱為“罪人”，源於他對非拜火教信仰的過分寬容。[39]伊嗣俟一世不再把基督教徒當作王國的陌生人和敵人，雖有前述的政治原因，但也從側面反映了他包容的性格。此前的大多數薩珊波斯君主都通過發動戰爭和獲得戰利品來滿足薩珊貴族和祭司階層的需求，從而鞏固自己的王位。而伊嗣俟一世採取非戰爭手段，即使他利用撒拉遜人的軍事力量，更多的也只是威懾，而不是實際的戰爭，[40]他在位期間沒有激戰發生。基督教徒在這一時期也發揮着積極作用，促進了兩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除前述的馬路他之外，據説波斯主教雅八拉哈(Yabalaha)也向伊嗣俟一世展示了另外的奇蹟，為羅馬人贏得了好感。[41]

因此，在公元363年和約基本滿足了薩珊波斯長期以來領土和經濟訴求的前提下，在外部面對來自北方民族的侵擾、內部需要削弱波斯貴族和祭司階層的影響和控制，需要與羅馬保持協作的情況下，他還見識了基督教徒的“神蹟”。接受阿卡狄烏斯的“託孤”，是具有包容性格的伊嗣俟一世所做的最優選擇。

阿卡狄烏斯“託孤”對晚期古代東西方形勢的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認識晚期古代東西方形勢的變遷提供了新維度。首先，對東羅馬政府來説，在阿卡狄烏斯逝世後，年幼的提奧多西烏斯二世既未受到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密謀者的傷害，也未被西羅馬趁機“統一”，更未受到來自薩珊波斯的威脅，羅馬帝國東部的統治實現了平穩過渡。伊嗣俟一世在位期間與羅馬保持長期的和平，羅馬帝國東部邊疆的安寧，為提奧多西烏斯二世政府贏得了足夠的喘息時間，使東羅馬能夠將其軍事力量集中起來對付由烏爾丁(Uldin)領導的匈奴人，避免了兩線作戰。公元408/409年，匈奴人再次侵擾羅馬帝國。這次在烏爾丁的率領下，匈奴人跨過多瑙河，先是佔領摩西亞(Moesia)，後又入侵色雷斯。烏爾丁聲稱，如果他想要，那麼他可以征服陽光照耀下的每一片土地。[42]烏爾丁的入侵雖最終被羅馬人粉碎，但同時也暴露了羅馬帝國邊疆防禦的脆弱。安泰米烏斯隨即加強了邊疆防禦，尤其是多瑙河艦隊的力量。公元413年，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也被重建和增補。[43]如果阿卡狄烏斯未“託孤”，那麼提奧多西烏斯二世即位之初，很可能一方面在帝國內部要同時面臨其他潛在篡位者的威脅和來自帝國西部試圖統一的野心，另一方面在外部還要面臨來自薩珊波斯和匈奴人的侵擾，在這種情況下東羅馬政府是否能得以存續都是問題，能否於日後復興更是未知。

其次，“託孤”事件對晚期古代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具有重要促進意義。基督教徒在促進羅馬—波斯關係友好發展的同時，也使他們自身獲益匪淺。羅馬和波斯間的這種友好關係，使基督教在東方得以快速發展，尤其在薩珊波斯境內，伊嗣俟一世在位期間基督教的影響力甚至一度超過拜火教。公元409年，伊嗣俟一世正式允許基督教徒在薩珊波斯境內公開信仰，並重建基督教堂。他下令釋放獄中的“懺悔者”，並允許主教們在其所在的教區內自由活動，還承認基督教徒有組織權以及為自身制定法律的權利。伊嗣俟一世在法律上正式承認基督教在薩珊波斯境內的合法性，這對自君士坦丁在羅馬帝國內確立基督教信仰後，在薩珊波斯境內一直受到迫害的基督教會來説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為基督教以後在東方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44]公元410年，伊嗣俟一世又批准馬路他等人在塞琉西亞—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召集宗教會議，解決了東西方基督教會間的爭議，並確立薩珊波斯境內基督教徒組成單一結構的教會，即後來的“東方教會”。這在東方教會及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45]

第三，該事件對晚期古代東西方貿易交流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羅馬與波斯在政治上的友好關係，促進了兩國在東西方跨境貿易監管方面的合作。據《查士丁尼法典》[46]載，公元408/409年霍諾利烏斯和提奧多西烏斯二世頒佈了關於商業和商人的法律，內容如下：

臣服於我們統治的商人及臣服於波斯國王的商人們，不得將市場置於與上述國家締結的條約所約定的地點之外，以防止任何王國的秘密被披露。1.因此，我們帝國的任何臣民今後都不得在尼西比斯、卡里尼庫姆(Callinicum)和阿爾塔克薩塔(Artaxata)之外購買或銷售貨物，也不得在上述城市外的任何地方與波斯人進行交易。因為簽訂條約的雙方，都知道在這些地方以外銷售或購買的任何貨物都將被我們神聖的國庫沒收，且除這些貨物外，以現金或實物支付的價款也將被沒收，犯罪者本身將被永久流放；2.簽訂條約雙方的法官及其下屬進入上述範圍以外的地方，也將被罰款30磅，包括羅馬或波斯人中穿過其邊界前往禁地進行貿易的人；3.但這不適用於那些攜帶貨物來交換的波斯使節，出於人性和對使節的尊重，我們不否認這些人有在固定地點以外從事貿易的特權。除非他們以出使的名義在某個行省待了很長時間，沒有回到自己的國家。當這些人蔘與交易，必須受到這種制裁的懲罰，包括與他們交易和他們居住在一起的人。

該法律總結了拜占庭和薩珊波斯之間貿易的官方指導方針，雙方將跨境貿易限制在指定的城市，這從兩國的角度來看，也是確保共同邊界安全的重要一步，該原則在7世紀羅馬—波斯關係結束之前一直都有效。[47]

最後，阿卡狄烏斯的這種“託孤”為晚期古代羅馬和薩珊波斯尋求關係的改變提供了一種新範式。在古代社會，解決國與國之間矛盾和問題的通常辦法是戰爭，這也正如芬利指出的那樣，在古代世界，戰爭無處不在，他贊同柏拉圖的觀點，將其稱為一種“無情的規律”。[48]但事實上，阿卡狄烏斯“託孤”事件的完美結局，開創了古代國家間尋求關係改變的另一種新範式，即非戰爭的“託孤”範式。薩珊波斯國王卡瓦德一世(Kavadh I)也曾試圖讓查士丁一世(Justin I)收養他的兒子庫思老一世(Khusro I)。公元502年至506年，卡瓦德一世由於向拜占庭索要支付給嚈噠人的資金被拒，並被要求歸還尼西比斯等問題，而與拜占庭交戰。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繼位後，雙方又因拉吉卡(Lazika)、伊伯利亞和裏海隘口問題而發生衝突，關係再度緊張。但當年過七旬的卡瓦德一世準備對他身後的王國及王位繼承做出安排時，他首先想到的卻是讓查士丁一世收養他喜愛的兒子庫思老，與拜占庭緩和關係，以確保庫思老能繼承他的王位。[49]這很難説不是對阿卡狄烏斯開創的“託孤”範式的效仿。阿卡狄烏斯的“託孤”範式，對於晚期古代國際關係不能不説是一種新嘗試。

[1]伊嗣俟一世這一名字的轉寫形式存在多種版本，Isdigerdes是據普羅科皮烏斯《戰史》中的希臘文轉寫，其他常見的中波斯語或新波斯語的轉寫形式有Yezdegerd、Yazdgard和Yazdgerd。伊嗣俟一世這一中譯名取自《新唐書》中對薩珊波斯末代君主Yazdgard III的譯名，《舊唐書》作伊嗣候，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波斯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258－6259頁；《舊唐書》卷一九八《波斯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12－5313頁。

[2] Paul Sauerbrei, “König Jazdegerd, der Sünder, der Vormund des byzantinischen Kaisers Theodosius desKleinen，” Festschrift Albert von Bamberg Zum 1.Oktober, Gotha: Friedrich Andreas Perthes Aktiengesellchaft, 1905, pp.90－108.

[3] P．Pieler,“L'aspect politique et juridique de l'adoption de Chosroès proposée par les Perses à Just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ser.3，Vol.19 (1972), pp.408－420.

[4] R.C.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Leeds:Francis Cairns Ltd, 1992, pp.51－52.

[5]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The Late Empire A. D.337－42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8.

[6] Averil Cameron, “Agathias on the Sassanians，”Dumbarton Oaks Papers,Vol.23/24 (1969/1970), p.149; Ehsan Yarshater,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78－579.

[7]霍諾利烏斯(Honorius)是西羅馬皇帝(395—423年在位)。

[8]即薩珊波斯人。

[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2006, 1.2.1－10.此處譯文是作者以直譯的方式譯出，另參見[拜占庭]普洛科皮烏斯著，王以鑄、崔妙音譯：《普洛科皮烏斯戰爭史》(全二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5頁；[東羅馬]普羅柯比著，崔豔紅譯：《戰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

[10] 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5, p.129.

[11]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Vol.1), CarolusdeBoor, ed., Lipsiae:Aedibvs B．G.Tevberi, 1883, pp.80－82.

[12] Cedrenus, Historiarum Compendium, I. Bekkero, ed., Bonne:Impensis Ed.Weberi, 1838, pp.586－587.

[13] Zonaras, Epitome Historiarum (Vol.3), L．Dindorfius,ed., Lipsiae:Aedibus B．G.Teubneri, 1870, p.236.

[14] Constantine Manasses, Compendium Historicum, in P. Migne, ed., Patrologia Graeca(PG)127，Paris：Imprimerie Catholique，1864, p．316.

[15] Nicephorus Callistos Xanthopoulo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n P.Migne，ed.,PG146, 1865, p.1056.

[16] Bar-Hebraeus, Chronicon Syriacum(Vol.1),P. I.Bruns, G. G.Kirsch, eds., Lipsiae:Apud Adamum Fridericum Boehmium, 1789, p.71.

[17] Geoffrey Greatrex, Samue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II AD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1.

[18] R. C.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p．46.一般認為羅馬帝國東西部分裂源於斯提利科的政策，參見E.Demougeot, De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 395－410,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51；董曉佳：《斯提里科與晚期羅馬帝國政局——基於“反日耳曼人情緒”視角下的考察》，《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9]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The Late Empire A．D.337－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3－124；董曉佳：《斯提里科與晚期羅馬帝國政局——基於“反日耳曼人情緒”視角下的考察》，《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0]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1.2.4－5.

[21] Evagr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J. Bidez, L. Parmentier,eds.，London: Methuen & Co.Essex Street, 1898, p．203.

[22]也有學者把條約的簽訂日期定為公元297年或298年。T.D.巴恩斯把日期確立為公元299年，參見T.D.Barnes, “Imperial Campaigns, A．D.285－311，”Phoenix, Vol.30 (1976), pp.182－186.

[23]關於公元224—363年間羅馬—波斯關係更為詳細的情況，參見Michael H．Dodgen,Samue 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AD 226－363): A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pp.1－3.

[24] Geoffrey Greatrex, Rome and Persia at War, 502－532, Cambridge: 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 Ltd, p．10.

[25] Geoffrey Greatrex, Samue lN．C.Lieu,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16.

[26]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ondon: Henry G．Bohn, 1853, pp. 340－342; R. C. 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pp.48－49.

[27]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p．123.

[28] Petrus Patricius, Fragments,14, in C. Müller, ed.,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FHG) IV, Parisiis: Editore Ambrosio Firmin Didot, 1851, p．189.關於貴族彼得(Petrus Patricius)的作品最新的英譯註本為：Thomas M．Banchich, The Lost History of Peter the Patrician: An Account of Rome's Imperial Past from the Age of Justinia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9] 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 33.

[30]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5, 17.5.3－8.

[31]分別是阿爾扎奈那(Arzanena)、摩克索伊那(Moxoena)、扎布狄凱那(Zabdicena)、萊黑麥那(Rehimena)和科爾杜埃那(Corduena)。

[32]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History，25.7.9－12.

[33]關於公元299年和公元363年羅馬—波斯和約的詳細對比及影響，參見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 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p.28－49.

[34] 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 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 49.

[35]阿拉伯人的一支，即臣屬於薩珊波斯的拉赫姆王國(Lakhmids)，因其首都在希拉而得名。當時阿拉伯人有兩支，另一支是臣屬於羅馬帝國的加薩尼德王國(Ghassanids)。關於這兩支阿拉伯人的基本資料，參見Beate Dignas,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69－172.關於晚期古代阿拉伯人與羅馬和薩珊波斯的關係，參見Greg Fisher, Between Empires: Arabs, Romans, and Sasanians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Z．Rubin, “Diplomacy and Wa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Sassanidsin the Fifth Century，” in P. Freeman, D. Kennedy, eds.,The Defenc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East(Part Ⅱ)，BAR International Series297, Oxford, 1986, p．679.

[37]關於4世紀末匈奴人的入侵，原始資料彙編參見Geoffrey Greatrex, Samue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p.17－19.

[38]羅馬重新對東部邊疆城市阿米達(Amida)等進行設防。Geoffrey Greatrex, Samue lN．C.Lieu,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14.

[39]相關資料表述來源，參見Ehsan Yarshater ed., Encyclopaedia Iranica, “YazdegerdI，”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yazdegerd-i, 2019年4月12日。

[40]據稱伊嗣俟一世為確保王位繼承，把其子巴赫拉姆五世託付給希拉的撒拉遜王子阿爾蒙德爾一世(Al-Mundhir I)。參見Z.Rubin,“Diplomacy and Wa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Sassanids in the Fifth Century，”in P. Freeman, D. Kennedy, eds., The Defenc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East,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97，pp.689－690, n．3.

[41]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pp.340－342.

[42] Sozomen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ondon: Henry G. Bohn,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5, pp.411－412.

[43] J．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Max Knight,ed.,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74.

[44] W．A.Wigr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Persian Empire 100－640 A. D.,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pp.89－90.

[45] W．A.Wigr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Persian Empire 100－640 A. D.,pp.94－96.

[46] Paulus Krueger, ed., CodexIustinian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88.

[47] Beate Dignas,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Neighbours and Rivals, pp.205－206.

[48] M．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New York:Viking Penguin Inc., 1986, p．67.

[4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1.11.6.11,23－30.

阿卡迪烏斯與其妻子優多西亞共有五個孩子：

△Flacilla，生於397年；

△普爾喀麗婭（Aelia Pulcheria），398/399—453年，嫁於東羅馬帝國皇帝馬利基安（Flavius Marcianus/Marcian，392—457年在世，450—457年在位），是馬利基安第二任妻子。

△Arcadia，400-444年；

△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1—450年在世，408—450年為東羅馬帝國皇帝；

△Marina，403—4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