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鋒

1938年，關鋒任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

1944年，關鋒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科長。

1947年，關鋒任山東渤海師範校長。

1950年，關鋒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處處長。

1952年，關鋒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

1955年，關鋒任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

關鋒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時結識了康生，並逐漸得到康生的賞識。1956年，經康生等人推薦，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諮詢、參謀機構，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筆桿子。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論造詣較深，又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著名人物，如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人。

1957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反擊右派的政治運動。反右運動開始時，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關鋒，自然對反右派運動的發動和發展情況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澤東的思路變化歷程。關鋒蒐集、整理出了右派所謂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材料，並上報給中央領導人蔘閲。同時，關鋒還撰寫反擊右派的文章，投給《中國青年報》發表。1957年8月26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面的《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侷限性”》一文，是當時反擊右派的文章中份量較重的一篇。經過反右派鬥爭，關鋒與姚文元、王力一起，成了“左派新秀”，被正式調入中央工作。

1958年，關鋒被調到《紅旗》雜誌社，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閲的《思想理論動態》。關鋒搞的材料、寫的文章深受毛澤東的重視。主管《紅旗》雜誌的陳伯達也對關鋒十分賞識。不久，關鋒被任命為《紅旗》雜誌編委。

1958年，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提出，研究中國哲學史，應當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對關鋒的觀點大加讚賞，還提筆在這篇文章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語。接着，關鋒開始撰寫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文章。關鋒認為，楊獻珍的觀點是否定對立統一規律，在政治上則是否定階級鬥爭，搞階級調和。於是，毛澤東更增加了對關鋒的好感。

發表文章時，關鋒經常用“慶雲”“何明”的筆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關鋒知道了這篇文章的來頭之後，立即緊跟，不僅公開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對姚文元的觀點加以發揮。關鋒的態度和整理的材料，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找幾個中央的理論家、“大筆桿子”談話，在參加這次談話的人員名單中，關鋒的名字也列入其中。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明確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響應姚文元文章而寫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此後，關鋒所寫的一篇篇響應姚文元的文章、內部材料便陸續產生了。不久，關鋒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決定在中央成立一個專門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代替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同時，它又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關，權力很大。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是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關鋒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已經成為“中央首長”了。

1966年5月8日，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一文，指責《北京日報》4月16日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關鋒發表這篇文章，正好是毛澤東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時候，關鋒的文章對毛澤東起到了配合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中央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犯了嚴重錯誤，但那時還沒有把他與劉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而關鋒卻對毛劉之間的矛盾下了一番工夫進行分析，認定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是路線鬥爭。他經過一番思索，於1966年7月24日提筆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關鋒在信中説：“我認為，目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鬥爭”，已經“出現了一個逆流”。信中還説：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為攻擊對象”。

江青接到這封信後十分重視，馬上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十分贊成關鋒的觀點，並把這封信轉給林彪看。林彪也十分讚賞關鋒的“眼力”。毛澤東決定，把關鋒的這封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大會文件印發。這封信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次會議把劉少奇、鄧小平作為“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時，這封信也是促使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因素之一。此後，毛澤東把與劉少奇的鬥爭看成了路線鬥爭。

由於得到毛澤東、林彪和江青的信任，關鋒覺得自己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幹一場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關鋒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他經常向紅衞兵和造反派發表談話，鼓動造反。對於中央的一些幹部，關鋒的指責往往就是他們被打倒的信號。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組中的骨幹分子。他們到處煽風點火，成了製造動亂的指揮者。

在揪鬥彭德懷問題上，關鋒起了作用。1966年6月16日，關鋒和戚本禹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誣告説：“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羣眾中公佈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關鋒和戚本禹的這封信，成了紅衞兵把彭德懷從“三線”揪回北京進行批鬥的口實。彭德懷從“三線”被揪回來後，身心受到巨大傷害，最後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關鋒紅極一時的時刻，他的厄運已悄然降臨。

1967年1月10日，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關鋒起草完這個“宣傳要點”之後，報送給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轉送給林彪，林彪在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這樣，“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就在全國範圍內提了出來。這一口號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亂，直接衝擊了毛澤東關於動用解放軍“支左”以穩定全國局勢的部署。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進行了重新分析，他對一些過“左”的做法產生了疑問，對王力、關鋒、戚本禹（即“王、關、戚”）等人開始表露出不滿。

然而，關鋒並未認識到這一點。7月底，他主持起草《紅旗》雜誌八一社論，強調要以“揪軍內一小撮”為主題。8月1日，這篇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週年》的社論發表了，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篇社論在《紅旗》雜誌發表後，立即在全國引起震動。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們北上南下串聯，聯合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剛剛通過解放軍“支左”而稍有穩定跡象的局勢，又被搞亂。

這篇社論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滿，接着又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8月上旬，毛澤東在上海看到這篇社論後，在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很顯然，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很快就傳到了中央文革小組那裏，康生否認自己説過“揪軍內一小撮”這句話，陳伯達也趕緊把責任往下推。關鋒作為主持起草這篇社論的人，難逃其責。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大會，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着重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錯誤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組織下，《紅旗》雜誌又發表了一篇題為《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論，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國人民解放軍。然而，作為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關鋒，此時的轉變為時已晚，毛澤東已經把目光鎖定在“王、關、戚”三人身上。

毛澤東對“王、關、戚”產生不滿後，王力又在8月7日接見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時，發表了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外交部的權的講話（即著名的“王八七講話”）。在這個講話鼓動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部分紅衞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

8月26日，毛澤東做出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令他們“請假檢討”，令戚本禹停職檢查。

關鋒先是被關押在釣魚台2號樓。1967年10月，關鋒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在一座別墅裏繼續軟禁，由北京衞戍區看管。1968年1月，關鋒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關鋒被開除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在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進行審理時，對關鋒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考慮到當時各方面的情況，中央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原來的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

關鋒被放出來後，一直住在《紅旗》雜誌社（《求是》雜誌社）的宿舍裏，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開始了他一生所愛好的寫作。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願意再回首。他説，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歷史，他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他都婉言謝絕。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時，他都回避不談。

晚年的關鋒，生活和心理都平靜了下來。他説，自己晚年只有三大愛好：看古書、看電視、練氣功，其他什麼事情都不想了。穿着還是老一套：戴個幹部帽，穿着中山裝，不抽煙，不喝酒，每天三頓平常的飯菜，接着就是埋頭於研究老子、莊子、孔子。他的興趣很廣泛，甲骨文、哲學史、電腦，都懂一些。每天一早，人們會在公園裏的練功人羣中看到關鋒的身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