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良

1909年 入廣東南強公學。

1912年 在聖公會，金陵中學讀書。

1917年 隨兄東渡日本，先後入川端研究所師從畫家藤島武二，轉入“太平洋畫會”師從中村不折先生學習素描和油畫，尤喜愛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繪畫風格。

1923年 畢業於東京太平洋美術學院。歸國後，任教於上海神州女學。

1924年 在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辦畫展，聲名鵲起，被郭沫若、郁達夫等激進作家組成的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聘為美術編輯，同時為郭沫若主編的《創造》雜誌畫插圖和封面設計。相繼擔任上海師範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1925年，“東方藝術研究會”改組為上海藝術大學，任教於該校。

1926年赴廣州任教於廣州美術學校、中山大學附中。

1926年 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股長。在上海美專任教之餘常欣賞京劇藝術，偏愛畫戲劇人物，並拜師學戲，增加戲劇人物畫創作的生活積累。

1937年到昆明任教於國立藝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辭去公職，長途跋涉去西北諸地考察石窟藝術，沿途賣畫為生。

1942年在四川成都舉辦個人畫展，引起美術界很大反響，郭沫若觀賞關良的戲曲人物畫後，認為是古今奇作，並撰文《關良藝術論》向社會介紹和讚揚他的繪畫藝術。茅盾等為之題詞稱讚。後任重慶國立藝專教授。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浙江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美協上海分會副

1956年文化部在北京舉辦“關良個人畫展”，數天之中觀者如潮。

1957年與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國友好訪問，在東柏林舉辦個人畫展。萊比錫“伊姆茵採爾”出版公司為他出版畫冊。“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地回春，在上海舉辦《關良回顧展》。出版有《關良藝事隨談》《關良回憶錄》，畫集有《關良京劇人物水墨畫》《關良戲劇人物水墨畫冊》《關良油畫集》等。

著《關良藝事隨談》《關良回憶錄》

出版《關良京戲人物水墨畫》《關良油畫集》等；

他一生致力於藝術教育事業，併為最早將西方繪畫藝術介紹到我國的先行者之一。最初專學西洋畫，後轉向水墨戲曲人物畫。建國後關良的彩墨戲劇人物畫獨樹一幟，最見風格，影響最大。他的作品用筆極簡，質樸平易，極富筆趣，不拘泥對象的解剖、透視和比例，而是以誇張、變形的手法傳神寫照，人物情態天真而幽默，尤其是眼神刻畫最見功力，眼睛瞳孔用濃墨點醒極傳神。

（關良）挹取畫材，雖在艱難困苦生活中，不忘他是一箇中國時代畫人所應有的使命，從他的作品中，可以見他的人格高，畫格更高。（郭沫若 評） ^[1] 

他的人物、風景，不論國畫、油畫，氣韻生動，全是中國派頭，傳導的是中國人的感情趣味，舉重若輕；篇幅雖小，內容宏大，從容不迫。（劉海粟 評） ^[1] 

關良的戲劇人物畫從不拘泥於具體的情節及舞台的服飾細節等，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勝多，以簡練的筆墨表現劇中人物的聲容氣魄。形式上以拙求樸，充溢着一種率真的稚趣。用筆‘鈍、滯、澀、重’，無絲毫矯揉的浮華，進入了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程十發 評） ^[1] 

關良始終擁有一顆孩子般稚拙的心，其作品無不充滿靈性與個性，並開啓了“水墨戲畫”的先河。（王進玉 評） ^[4] 

對關良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市場走向，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曾闡述：“人物繪畫向以傳神為極致，關良的獨具風貌彩墨戲劇人物畫是劃時代的，隨着人們鑑賞水平的提高，關良的作品有望成為熱門收藏品，併成為市場的大黑馬。”近兩年，隨着中國字畫行情的啓動，張大千、傅抱石、齊白石、徐悲鴻等大師作品先後飆升，尤令人可喜的是，關良的油畫漲幅較大，2003年他的油畫《舞蹈》在北京華辰獲價11萬元。2005年《靜物》被北京保利拍至10.8萬元，同時，5萬元成交的油畫作品也大幅增加。從關良作品的市場走勢看，他的作品價格上揚，屬於價值迴歸，後市鑑於關良屬於中國第一代著名油畫家，對中國油畫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並在中國油畫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關良的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太有市場份額，進入90年代中期，一些拍賣行陸續推出關良的作品，若與國畫相比，他的油畫當時沒有什麼行情，價格低得離譜。直到2000年後才有所表現，2001年他的油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嘉德獲價22萬元；2002年油畫《靈派山》在嘉德獲價28.6萬元。導致關良作品價格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人們對關良作品缺乏理解。記得在關良一次畫展上，畫家李苦禪曾帶着一批學生去參觀，許多學生提出關良老師為什麼不把人物畫得標準些，苦禪先生説：“良公的畫法叫得意忘形。”李苦禪所謂的“得意忘形”指的是“繪畫之形象”，而不是“形象之繪畫”。對此，關良以最理解相許。

留德期間，關良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史塔爾桑教堂》《易北河畔》《湖邊》《柏林博物館》及多幅《德國風景》等。相比於早期的風景畫創作，其在構圖、色彩、明暗等方面的處理，開始呈現出獨特的個人特色。如《湖邊》，表現出鮮明的印象主義觀察方式和表現技巧，注重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握環境的整體性及典型性。以大筆平塗，以簡單的線條來突出體面的轉折，光線在樹葉、湖水與路面的反光顯得耀目，而陰影中的城堡則更顯莊重與神秘。《史塔爾桑教堂》以黃金比例構圖，教堂主樓安置在畫寬0.618的位置，穩定而靈活，色彩採用甜美的橘紅、石榴紅，而非真實的棗紅、磚紅色，或許是天空留白過寬，而將簽名題在畫面左上角，既遵從中國古代書畫的習慣，又平衡了畫面的輕重。

《柏林博物館》似乎是選取了博物館對面的一個視點，着重突出中景，建築羣錯落相交於畫面中央，紅色塔尖佇立天地，以深淺相輔的灰冷色調表現寒意，以淺黃的微暖色描繪樓牆和沿岸街道，冷暖、明暗皆各有致，近處顏色平塗，建築、樹木、船帆等展現出一種微妙的朦朧感，與中國文人畫的淡遠寧靜略感一致。

關良的德國寫生，重歸寫生的本質，並不刻意強調傳統的寫意筆法，或是對中西融合的藝術闡釋，而是率真地再現所見，也不吝展現自我心情和情緒的起伏，因地制宜，選取寫實主義、印象派或其他流派的藝術語言，或追隨先賢的足跡，另繪一幅“古意畫”，是別樣的憑弔，推陳出新。

歸國後，關良繼續風景畫創作，從《新安水電站》《牧牛》到20世紀60年代以上海為主題的作品，如《上海港》《蘇州河》等，皆與德國寫生一脈相承。1980年，耄耋之年的關良，根據抗戰時期的寫生稿，重繪了《石門》，成為其晚年最具代表性的風景畫。山峯以彩色勾線，以霽青、赭石、檸檬黃、橘紅等色平塗，橙紅的天空，斑斕的水波，構圖則兼具中國與西畫特色，既寓“山紅澗碧紛爛漫”之情調，又有“飛湍瀑流爭喧豗”的聲勢。2011年，以2300萬落槌，創關良風景畫拍賣的紀錄。

德國之行，通過親身體味中歐風土人情，觀賞大師原作，對從倫勃朗到印象派的“明暗法”“外光法”重加審視，將光線的“意像生動感”“強烈躍動力”及色彩的多元配置融入實地寫生，並在異國他鄉，將傳統中國水墨畫展現給西方觀眾，又將其精髓，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化為個人的藝術語言，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在粗放與細膩、拙樸與精微、率性與節制等美學概念中獲得了一種富於張力的平衡，併成就了關良風景畫以“西畫作軀殼，國畫作靈魂”，得“意”忘“形”的藝術品格。 ^[3]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