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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

(函谷關以東地區,山海關以東地區)

鎖定
“關東”作為漢字文化圈的地理專有名詞源自中國先秦時期,泛指函谷關以東的地區,但隨着時代變遷,“關東”在中國的意涵有所變化,自明代,“關東”泛指山海關以東的地區。
中文名
關東
位    置
河南、山東
意    思
山海關以東
記    載
魏晉南北朝

關東基本信息

秦、漢、三國時期的關東
三國演義書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崤函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剋日可辦,宮室營造,不須月餘。”
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
秦、漢時期:函谷關以東。
關東出相指函谷關以東的地區多出宰相,典出《晉書·姚興載記》。秦漢時普遍用地處崤山谷地的函谷關、大散關作為區分東、中、西三大地域的界標,分別稱關東、關中關西。以上等等表明秦漢關東由來。

關東歷史演變

歷史是最可靠的見證。不妨從歷史的源頭説起 [1] 
自有文字時起,東北作為一個地區就已載入典籍。最早把東北載入典籍,當推《尚書·禹貢》,把遠古中國劃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蓋今遼寧省西部地區;“青州”則把今遼寧南冀部主要是遼東半島置於州的轄境之內。相傳“九州”為禹治水後所設,而舜又析“九州”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東北”為幽州,即遼寧北鎮以西地區簡稱遼西;分青州“東北”為營州,即今北鎮以東地區稱遼東。遼西東之分,大抵以今遼河為限隔。除《禹貢》,還有《爾雅·釋地》、《周禮·職方》及《呂氏春秋·有始覽》等書,都做了相類似的記載。其實,所謂“九州”、“十二州”之設,不過是春秋戰國之際或稍晚時文化人把遠古時代的理想化,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地理概念。因為堯舜禹三代還不具備形成國家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會有“州”的行政區劃與設置。儘管如此,至少在春秋戰國之際,在人們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遼寧省境分別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營州的轄境之內。此四州之設,並不包括今吉林與黑龍江兩省之地。 [2] 

關東春秋戰國時期

考之史,春秋以前,尚未在東北地區設制,僅以邊疆民族朝貢來確認其土地與居民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隸屬關係。據《史記·五帝本紀》載:早在舜時,北方朝貢的民族有“山戎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慎,在堯舜時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間。所以,周繼承了堯舜時的遺產,稱:“隸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時,肅慎繼續朝貢,孔子曾親眼見過其貢品――楛矢石砮,併為陳國惠公做了鑑定。《山海經·大荒北經》也有關於肅慎的記載:“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不鹹即今長白山,肅慎族居於長白山地區又得到了確證。 [2] 
以上所證,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擴展至白山黑水即相當今之吉林、黑龍江兩省之境。此時,因無明確的行政區劃,仍以方位“東北”代稱本地區,同時,又把民族作為地區的代名稱。
東北正式有了本區域名稱,是到了戰國時期,與燕國在此設郡聯繫在一起。燕國處北方,經常遭到強敵東胡的內侵。昭王時,始築長城,幾乎把現今遼寧省全境括在長城以內,設郡以轄其地。據《史記·匈奴列傳》載記甚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遼西與遼東兩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遼寧省境。襄平即今遼寧省遼陽市,就是當時遼東郡的首府。這是有史以來,首次在遼寧也是在東北地區建制設郡。自此,遼即成了今遼寧地區的代名稱,歷代相沿不變。有時也把遼泛指為東北地區,但它真正含義,還是限指遼寧地區。 [2] 

關東秦朝時期

秦結束了戰國長期紛爭的局面,第一次實現了大統一。為防禦匈奴,集燕、趙長城之大成,將各段長城連為一體,如《史記·蒙恬列傳》説:“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遼東段長城,基本沿襲燕長城的走向,仍把遼寧大部劃入長城的藩籬之內,所置遼東、遼西與右北平三郡,是對燕制的承襲和進一步完善。 [2] 

關東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繼承燕、秦之制,除仍設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前漢時增設蒼海郡玄菟郡樂浪郡臨屯郡真番郡。這些郡都設於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其中,蒼海郡僅設2年即廢,至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將真番、臨屯兩郡分別歸併到玄菟郡、樂浪郡。這些郡已把今松花江流域、圖們江流域,相當於今吉林省及接近黑龍江省地區,置於轄境之內,特別是把今朝鮮也分其地為四郡,歸為漢的統一管轄之下。這表明,兩漢時對關東的行政管轄進一步擴大了。以後,歷朝不斷擴大管轄範圍,郡縣州道設置也越來越多。隨着郡縣制的鞏固和完善,自然也促進了東北區域的最後形成。
就地區名稱而言,自秦漢以來,直至明中葉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涵蓋今三省地區的總名稱,惟遼東、遼西兩郡之名沿用已久,以遼概指今遼寧而已。前述“東北”只具方位含義,而燕秦以後,逐步在今三省分設郡縣,但漢人與各少數民族不同處,行政區劃各異,就是説,尚未統一起來,也就難用一個名稱涵蓋全地區。作為一個地區,必然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生活習俗諸方面形成大致的同一性,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而名稱不過是對歷史發展的一個界定。我們看到,從遠古以“東北”方位泛指,再演變到具體的遼東、遼西,實際是一個地區的兩部分,故後人合遼東西統稱今遼寧省地為“遼”。這又與行政區劃建制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就是説,沒有行政區劃就無法形成一個具有同一性的區域。 [2] 

關東魏晉南北朝時期

燕國在今遼寧設郡,對東北區域的形成來説,無疑具有開創意義。秦漢在此基礎上有所拓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東北的行政區劃,基本沿襲秦漢的設置,推行郡縣制。這些郡縣(州),都設置在今遼寧省境及朝鮮部分地區,而不及吉林和黑龍江省。對生活在現今吉黑兩省與今內蒙古東部的東夷各族、鮮卑烏桓等民族,另設東夷校尉護鮮卑校尉、護烏桓尉等管轄。這些民族同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貢關係,維持着安定的局面。 [2] 

關東隋唐時期

從隋唐,中經遼金至元,約700多年,是東北區域形成與發展時期,突出表現,就是中原王朝對東北的行政區劃,從原有的南部向北部即吉黑兩省發展,並使全地區的行政區劃完善起來,從而建立了中原王朝對全地區的統治,特別是少數民族建立的遼金元三代王朝,對全地區的發展尤有特殊的意義。
隋存在時間不過30多年,對東北的建樹不明顯,僅設北平郡遼西郡,其轄境從今河北省東北部遼寧西部地區。因為高句麗處於戰爭狀態,隋對東北的行政管轄有限,高句麗沒滅,而它自身卻短命身亡。唐繼其後,國力迅速強大,最終滅亡了高句麗,而且把行政建置推進至黑龍江流域,開創了區域發展新時代
高句麗是在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年)被滅掉的。當年十二月,唐即設安東都護府,恢復中央對遼東故地的行政管轄。不僅如此,而且將府治設在平壤,漢江以北、東達日本海的今朝鮮北部疆土歸入中國的版圖,置於安東都護府的管轄之下。但這種局面未能持續多久,隨着府治的不斷內遷,轄境也漸漸縮小。上元三年(676年),將府治自平壤遷遼陽市舊城,再遷至新城(今遼寧撫順高爾山山城),以後,又遷至幽州、平州燕郡,直至遷到遼西故城,亦即隋朝的遼西郡,約當今遼寧義縣大淩河東王民屯附近。安東都護府治的屢次內遷,最重大的一個後果,就是放棄了中國應領有的今朝鮮北部的疆土,退回到漢魏時遼東郡的轄境,沿襲了唐以前歷代對這一地區的管轄權。 [2] 
在今遼寧西部地區,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是契丹人聚居之地。唐朝在這裏分設營州都督府松漠都督府,其下各設所屬契丹州,共有17個。嚴格地説,在契丹聚居地設置行政管理機構,實始於唐,表明契丹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已進入中華民族的行列,同時,也與東北區域的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
奚族居住的老哈河流域,設饒樂都督府;在霫族居住的今西拉木倫河以北,至大興安嶺以南的廣大地區,分置真顏州、居延州,今屬內蒙烏珠穆沁旗一帶。而在室韋諸部落居住區所設行政機構已深入到今黑龍江省腹部。據考定,室韋部落的主要居住區是在嫩江流域。約至唐中後期,在這一地區設室韋都督。尤有重大意義的是,唐自建國初,至中期,先後在黑龍江流域靺鞨人的居住區設置管轄機構。舉其要者,如,著名的黑水都督府,即設在黑龍江下游黑水靺鞨所在地區;忽汗州都督府設在今俄國濱海地區東南的沿海一帶。當渤海國建立後,其國王受唐朝敕封為渤海郡王,成為唐管轄下的東北地方政權。隨着疆域的不斷擴大,共建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原黑水都督府所轄之地,直至遼東地區都並歸為它的屬下。
唐統治時期,特別是滅亡高句麗以後,在已有的建制基礎上,對今東北三省包括吉黑兩省西部的內蒙部分地區,全面進行政治建制,系統而完備,遠遠超過了唐以前歷代建制規模和水平。後雖歸併於渤海國治下,卻仍然是唐代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代對今東北地區大規模的政治建制,有力地促進了本區域經濟政治與文化共同發展。儘管如此此時尚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名稱,就是説,還沒有一個可以涵蓋今三省的區域名稱。
這種情況,到了遼統一北方的時期,人們的地理概念有了新的變化,就是將今三省看作是一個大區域。這從遼代的軍政建制得到了充分地反應。據《遼史·兵衞志》載,分“東北路招討司、東北路統軍司、東北路女直兵馬司”,各統所轄諸民族軍政。其《百官志》又有“長春路諸司,控制東北諸國”的説法。顯然,在遼代已把地理方位——東北,引用為建制名稱,並得到了廣泛地應用。金代繼承了遼代的習慣用法,仍以“東北路”設官職和機構。實際上,遼金兩代已把相當現今東北地區看成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故其軍政機構皆以“東北”名之。比起建制雖屬完備而名稱各異的唐代,的確是一個進步。這它表明,遼金人已把同處一個地理方位的今遼、吉、黑三省視為一個整體,第一次把表示地理方位“東北”引為機構建制名稱。這不僅僅是個名稱的變化,還反映了人們的地理觀念的飛躍。 [2] 

關東元朝時期

元代承前啓後,不僅確認遼金的東北區域觀念,並把這種觀念進一步鞏固下來。如《大元一統志》説:“開元路,南鎮長白之山,北浸鯨川之海,三京故國,五國舊城,亦東北一都會也。”這裏提到的“東北”,恰恰是從如今之東北區域這個大範圍説的。於是,“東北”這個概念,既是方位又指為區域。
“方位之稱,原有辨方正位之義菜餚都設,更為建官施政之準。”地理之義,首在辨方位,很久以來,這已成為人們的生活常識。據傳,庖犧制八卦,把“東北”置於八方之一。前引周禮》已把當時稱為幽州的今經省東部及今遼寧西部的北鎮與醫巫閭山,統稱為“東北”。後隨着疆土的擴大與開發,“東北”的涵蓋面愈廣,最後已將現今遼吉黑三省都概括在“東北”的範圍之內。而隨着元以前各王朝政權在這裏相互承襲設官建制,並不斷完善,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本地區的認識,自遼始,以區域分劃,設官而治,才將原為地理方位之名,概指為區域之名。 [2] 

關東明朝時期

自明代以後,關東地區又有了一個新名稱,這就是人人皆知的“關東”。此稱之義,是指聳立於河北與遼寧交界處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以東的地方,包括今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泛稱東北。又以山海關為限隔,則有關裏(內)、關外之別稱。東北這一區域概念的形成,卻是經歷了千百年的歷史演變,與長城特別是與山海關的修長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為了説清東北之名的由來,首先不能不回顧長城自身的歷史。
早在戰國時期,地處北方的燕國,為防禦“東胡”內侵,始築長城。當時,還有趙國也出於同樣的目的,興修維護自身安全的長城。但與東北有直接關係的是燕長城。據考古學家測定,燕所修的這段長城,約自起於今之張家口,向東北行,經內蒙古多倫、獨石等境,東經河北圍場縣,自赤峯,進入今遼寧省境,歷建平、北票阜新、彰武、法庫、開原,跨越遼河,再折向東南,經新賓、寬甸,向東直達鴨綠江畔,長達24000餘里,幾乎把現今遼寧省全境囊括在長城以內。秦始皇一統一天下,集燕、趙等國之大成,將各段長城連成萬餘里,如《史記·蒙恬列傳》説:“因地形,用險制塞,起光,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中遼東段長城,基本沿襲燕長城的走向。秦始皇大修長城的主觀意圖,同燕、趙一樣,就是防禦北方強敵匈奴的不斷內侵。遼東處長城以內,自無裏外之分。
自漢代以後,歷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北宋、遼金、元各朝代,除唐、元兩代以其版圖擴大,長城內屬,無須修長城;還有北宋因北方主要是東北先後被遼金佔據,也無條件修長城,其餘各代皆以長城為保障,不間斷地續修,不過是在秦長城的基礎上,或補修,或有所延長,總的格局無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時期北齊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總秦戍(大同西北)築長城,東止於渤海之濱,即今山海關之地。這是一段新起的長城線路,為其後明在此築山海關奠定了基礎。應當指出,北齊所修的這段長城,第一次把遼東故地與內地分割開來,使它變成了“塞外”之地,與今吉林更遠至黑龍江省境處於同等地位。
明朝大修長城並築山海關,對東北區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尤其是賦於東北區域以新的名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2] 
明朝統一全國後,先後遇到兩大勁敵,對它構成了嚴重威脅:首先是北方的蒙古,即元朝餘部及其後裔。元被逐出北京,出長城北遷,仍然散居長城以北沿線的廣大地區,與明朝保持對峙狀態,終明之世,雙方一直是戰與和交替進行,是明朝北疆不得長期安定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散居東北地區的女真人,明初,這裏尚屬安定。明朝統治集團視蒙古為主要勁敵,實行以“東夷制北虜”之國策,即用女真人對付蒙古人。但到了明中葉,女真人自金亡沉寂了200餘年後,重新崛起,不斷叛亂“入邊”襲擾,引發出一系列爭端,直至規模不同的戰爭。至明後期,女真人變得更強大,在諸部統一於努爾哈赤以後,公開以武裝叛亂,雙方開始了長期對峙。明朝的這兩個勁敵主要集中在遼東、西及它的西部和西北地區,而蒙古還有相當部分活動在長城北及西北諸省之地。明初主修長城,主要是為防蒙古而設的防線。當遼東地區受到女真人襲擾時,明加修加固遼東長城、築堡建城,是以防女真人為目的的。
前敍北齊將長城候船至渤海之濱,明帝朱元璋決策,以此段長城為基礎,不僅重修,整飭一新,而且在此建關城,以加強長城的防禦能力。這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魏國公徐達主持,率部創建關城,即今之山海關,至關城建成,遂專設山海衞,派駐重兵守禦。山海關與一般建城的不同之處,就是把一座城同萬里長城連為一體,反映了一種新的防禦體系的構想。關城背依雄峻的燕山山脈,臨萬頃碧波的渤海,所謂“襟連滄海枕青山”,山海關之名,即源出此義。
山海關一經建成,很快就顯示了它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軍事上的戰略地位。山海關所在位置,恰好處於河西廊的咽喉之地。從今遼寧錦州直抵山海關下,長約400裏,背靠醫巫閭山,前臨渤海灣,于山海之間,僅一線之通。這一狹長地帶,位遼河以西,故稱為遼西走廊。山海關像一把大鎖,牢牢地鎖住了從東北進入華北的陸路通道。在軍事技術與交通工具不發達的三代,它的確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雄關。後來事實完全證明了這座雄關的巨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後金在遼西徘徊了20多年,整整兩代人都無法打破這座雄關的防禦,只能望關興嘆,駐足卻步,幾度臨關又幾度無功而返。難怪古人稱公佈它:“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明朝視山海關如命運攸關,正如明朝的一些戰略家所説:山海關“內拱神京,外捍夷虜,最吃緊處”神京,是指明都城北京。夷指東北的女真人,虜指北方的蒙古人。明朝用山海關來抵禦“夷虜”的內襲,以保衞北京的安寧,維護它的統治。由此可見,山海關在明人心中是何等重要!
山海關的出現,華北與東北截然分開,自此便成為兩大區域的天然分界線。迄今,遼寧與河北兩省的分界,大致仍按關城及其連接的一段長城為界。確切些説,山海關被囊括於河北省內,其省界已外延山海關以東大約30多華里。一座關城,成為華北與東北、遼寧與河北兩區兩省的大致分界線,這大概是朱元璋及其屬下徐達所始料不及吧!
實際上,在明初修成山海關及相連的長城,人們便有了內外之分的新的地理概念:把山海關以東的地方所稱遼東,即今遼寧省境,統稱“關外”,而把山海關以西亦即長城內側,統稱“關內”,後又漸稱“關裏”,有山東人、河北人、山西人,乃至江南地區的人流寓關外,往往不直説省名,而泛稱為“關里人”。在明代官方文件及官書如《明實錄》中,又把關外稱為“畿東”、“京東”,與“關外”具有同等的含義。 [2] 
明代在關東地區的行政建置,實際劃分南北兩個大行政區。南部行政區,北自開原(今遼寧開原市),南達旅順;西起山海關,東抵鴨綠江畔,相當於今之遼寧省境。這一地區,明稱為遼東,此為歷史沿革下來的傳統名稱,又獨稱之“遼左”,以其位居京師之左側,視同人之左臂,不可或缺。明為防禦蒙古,特於沿長城一線設軍事重鎮9座,遼東列為“九邊”重鎮之首。在這裏實行衞所制,大者為衞,小者設所苦幹,分屬於衞。總轄於本地區最高軍政機構,稱為“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治所設於遼陽。全地區設25衞,各派軍隊駐守。遼東為軍事重鎮,故其行政設施具有軍事管制的性質。比之內地,如同軍事“特區”。
自開原以北,直至黑龍江兩岸,東至烏蘇里江以東達海,北抵外興安嶺,這一廣大地區總轄於設在黑龍江下游特林的奴爾幹都司,所屬衞達400餘個。與遼東不同的是,朝廷不派官,皆以當地少數民族的酋長為各衞的指揮使司等官,管理當地民族。他們定期向朝廷朝貢,與明朝保持着政治上的隸屬關係。所以明稱這一地區的衞所“羈縻”衞所,不過是籠絡之意。這就是説,明實行“以夷制夷”的政策,間接統治。這樣,在整個東北地區,以兩大都司分轄南北,構成了明統治關東的政治與軍事體系。從兩大都司及其轄境的劃分,明顯地反映了民族間的根本分野。遼東都司所轄為漢民族的聚居區,而開原以北為各少數民族散居區域。明朝如此劃分,最鮮明地體現了歷代所謂“華夷之辨”的傳統思想。因為開原以北今吉林、黑龍江兩省不在明朝直接派官的管轄之內,當時所“關之東”、“關外”,一般來説,是指遼東都司所轄的遼東地區。不言而喻,在明代中後期習稱的“關東”之名,是很有侷限性的。
自秦漢迄至明,歷代在今東北的行政區劃不同,機構不同,名稱也各異,這是很自然的。明朝與歷代更有不同之處,集中反映在嚴內外之限。它出防蒙古人的高度戒備心理,也對女真人保持警惕,嚴加限定他們進入遼東地區,僅設開原三個關品,作為他們的入貢的貢道。這三個關是:一原東南的廣順關,又稱為南關;開原之北的鎮北關,稱為北關;開原西的新安關。前二關是海西女真入貢之路,後一關是蒙古兀良哈三衞的入貢之路。由明朝發給他們的敕書,各有限量,惟其持有敕書的人才允許進關入貢。其他女真人或蒙古人是不可以隨意進入遼東的。如進入遼東,也只有從上述三個關口可進。除了這種嚴格限制外,也在遼東與他們交界的地方如廣寧(遼寧北鎮)、開原、撫順、慶雲(開原西)等開設馬市,或稱為農牧集市,允許少數民族來此與漢人貿易。開市與閉市均有時間限制,當集市結束,他們必須返回自己的,不得留於遼東。 [1] 

關東清朝時期

滿清在入主中原前的28年(1616—1644年)中,與明朝激烈抗爭,並於1644年趁李自成農民軍推翻明朝政權的機會,進軍中原,佔領北京,南明小朝廷經過若干年的抵抗後也最終失敗,明帝國滅亡。
清朝是滿族創建的一代封建王朝。它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全國建立了具有滿族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東北是它的故鄉,被清朝統治者尊為“龍興之地”,因而受到格外重視,很快設官建制,逐漸完善起來。自清朝定都北京後,以盛京瀋陽)為留都,設文武大臣駐守其地:“自山海關以東,留都之地,統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這是清入關初,以留都總管三省一切軍政庶務。順治三年(1646年),改為奉天昂邦章京,乃全權掌管三省。以後,三省分治,各設獨立行政機構。今吉林省初設於順治十年(1653年),稱寧古塔昂邦章京,兼轄黑龍江,即兩省為一個機構所轄,治所設於寧古塔(黑龍江寧安)。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將治所遷至吉林烏拉城(今吉林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稱“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簡稱吉林將軍。今遼寧省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稱為“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簡稱盛京將軍。黑龍江省設治,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反擊沙俄前正式設立的,名稱即為“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簡稱黑龍江將軍。治所初設於璦琿城(即舊璦琿)。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遷至墨爾根(今嫩江縣),三十八年時,又遷到齊齊哈爾,此為將軍衙門的長久治所。
這就是清代東北三將軍之由來。“三將軍”雖不是行省名,但實際上是三個行省,建置與內地所設總督、巡撫有別,具有軍事管轄的性質。清朝在東北、北部與西北的“三北”地區僅設將軍衙門制,突出了邊疆地區軍事的重要地位。還須指出,三將軍所轄地區及名稱,與之吉林、黑龍江、遼寧相合,但各自所轄範圍、疆域,大小,確有很大差別。如,清代吉林疆域,南北長,東西窄,其東至日本海,東北達庫頁島,南抵長白山,西至威遠堡,西南至英額門。全省疆域遠比吉林大得多。儘管如此,三省正式成立,體制完備,奠定了當代三省的版圖。
清朝為政,反對“華夷之辨”,自稱“中外一家”、“滿漢一體”,在一個政權的統一治理下,無內外之分,所以,清入關後不再修長城。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發出不修長城的諭旨為標誌,自秦始皇始修,為歷代所依賴的這座長達萬餘里的人工防禦工程,已維持了2000年,至此正式廢除。
清朝廢長城,卻不廢山海關。這座雄關,對於清朝來説,仍有重大的意義。它保留山海關,一是稽察往來商旅,抽取税收,對國家有利是為保護它的“龍興之地”,嚴禁內地人通過山海關進入東北,免致破壞了它的風水“龍脈”。自康熙時就實行封禁,為後世的遵循,厲行封禁長達200年左右。山海關就成了清朝封禁東北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關口。顯然,在長城失去任何作用的情況下,惟獨山海關及其相邊的一段長城,卻在新的時期發揮着獨特的作用。換言之,山海關依然是限隔內外的一座界標。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是作為清朝的政治與經濟的“特區”而受到嚴格保護。
前文説到,明代所形成的“關東”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遼東地區。而到了清代,關東的區名已經擴大,就是説,已遠遠超出關東即盛京的範疇,把吉林、黑龍江也涵蓋其內。
早在努爾哈赤起兵的過程中,首先吞併了建州女真。次及海西女真、東海部女真。在建後金政權前後,散居在遼東地區以外的大部女真已被吞併。當進入遼東地區,又把世居於此的廣大漢人也變成後金貴族包衣。其子皇太極繼位後,屢次襲擊黑龍江中上游的呼爾哈人、索倫人(實際也是女真人的不同部族。這些部族後發展成如鄂温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截止到1635年,皇太極宣佈自此廢除諸申的族號,改稱“滿洲”,標誌着新的民族共同體即今之滿族最後形成。 [2] 
滿族登上歷史舞台,進入中華民族的行列,徹底改變了明代關東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互不統屬的各自分散的狀態,形成了一個整體民族。由此引起的地域關係大變化,是徹底廢除明代所築遼東邊牆及開原三關的藩籬,再無內外之分,整個關東地區從政治上及民族關係都連為一個整體。在滿人的心目中,無論是盛京、吉林、黑龍江,都視為她的發祥之地。因為他們的祖先確實源起於黑龍江流域,後離故土南遷,經吉林,進至朝鮮北部,最後輾轉回遷至遼寧省境,定居於新賓赫圖阿拉(今稱永陵鄉)。在皇太極為其父纂修《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時,開宗明義,把關東的名山――長白山定為其祖先的誕育之地。因此,長白山同努爾哈赤創業的赫圖阿拉一樣重要。這就是説,在清代的地域觀念上,已把遼闊的東北看成是一個沒有區別的完整的地區。前敍清入關初,以盛京大臣總管全區,恰是這種地域觀念的具體體現。後以東北疆土遼闊不便管理,始將全區折為“三將軍”。但從整體上,清朝把三省列為“封禁”地區,受到特別保護。這就使關東地區在全國各水管站區中處於特殊地位。它是有清一代的政治與經濟“特區”。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