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

閻崇年(20張)

1934年4月24日，閻崇年出生在山東蓬萊的解宋營一户漁民家庭，閻崇年在這個半漁半農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歲。也正是在村裏，閻崇年開始上學讀書，也初次接觸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閻崇年從北京市第六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教授。“老師主張歷史不要光是在書齋裏研究，要把歷史還給羣眾，要用歷史知識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主張既要對歷史進行學術研究，又要注重對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

閻崇年二十出頭的時候專攻先秦史，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論文，請中國科學院的楊向奎教授指教，楊向奎看後連連叫好。幾天後，楊向奎寫來一封信，強烈要求閻崇年轉攻清史，理由是先秦歷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殘羹剩飯”。而宮廷建築、清宮檔案集中在北京，並且是未開墾的處女地，丟下一粒種子就能有大收穫。在“閉門”思考了一個月之後，閻崇年毅然作出抉擇，開始了他42年漫長的清史治學之旅。 ^[26] 

閻崇年對歷史的研究十分痴迷，為此還曾遭受過磨難。他曾在一所學校工作，有人説他走“白專”道路，是“右傾”，於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間，他被下放到地處居庸關的北京南口農場，進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閻崇年仍然不忘偷看歷史書籍。一次他被找去談話。領導問：“你為什麼到農場？”他説：“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為什麼看線裝書（歷史書）？”他説：“我學清史啊，那時沒有洋裝書。”這位領導較為開明，沒再批評他，只是讓他注意羣眾影響，並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時間讀書。回想那段往事。

書看得越多，閻崇年處事就越加地沉穩。“文革”期間，他既不參加“保皇派”、也不參加“造反派”，稱自己是“逍遙派”。“文革”10年他沒捱過鬥，也沒被抄過家。

2004年3月，閻崇年初登CCTV-10頻道“百家講壇”，主講《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講。閻崇年自此成為“百家講壇”走出低谷的轉折點，並開創了正説歷史的風尚。當時，閻崇年出版過一本《努爾哈赤傳》，因此被認為是講《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講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最佳人選。講完皇太極後，《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視率開始節節高升，“百家講壇”的綜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頻道的第二位。閻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於是又講了康熙、雍正、乾隆，就這樣延續下去，一直講到了宣統。《清十二帝疑案》講完了，閻崇年又開始講《清十二帝疑案總説》《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創下了當時科教頻道的最高收視率0.57。 ^[9] 

閻崇年在講稿基礎上出版了《正説清朝十二帝》一書，熱銷數十萬冊，好評如潮。閻崇年曾説：這本書的讀者面比較寬，上到院士，下至8歲的小學生都可以讀。具體説來，這本書在四個方面有所嘗試，即“正説”、“細説”、“通説”、“新説”。

2006年9月，閻崇年再登“百家講壇”，主講《明亡清興六十年》系列，共46講，並出版同名圖書。

2008年3月，閻崇年三登“百家講壇”，主講《康熙大帝》系列，共23講，並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當閻崇年研究清史時，就是從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寫出論文《評康熙帝》，但過了多年才獲發表。爾後，他研究重點轉到清入關前，但對康熙朝歷史的關注從未懈怠。“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放棄對康熙朝歷史的學習與關注，時時事事處處，始終縈繞於心。”也因此，在百家講壇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講座，當他對康熙朝歷史做一次系統的梳理後，他認為這也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夙願。 ^[10]  在《康熙大帝》一書中，閻崇年從國際、平民、電視、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視角，對康熙的成長經歷、豐功偉績、日常生活、遺憾缺失等一一進行闡述，視野開闊，情節跌宕，分析精當，給讀者呈現出一位性格鮮明、大智大勇、文韜武略的千年一帝的豐滿形象。 ^[11]  閻崇年説，希望這本書成為勵志讀物，他認為，勵志的對象可以説是遍及各種讀者類型。對於小讀者而言，康熙的自強不息精神值得推崇，他小時候就失去父母，還患過天花，但他克服困難，一步步實現自己的宏願。對於中年讀者來説，應該從書中瞭解康熙如何為了國家進行不屈不撓的奮鬥。而作為特定讀者羣的公務員從中會汲取營養，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國。而説到康熙個人修養、自身學習時，閻崇年很推崇一句話：“聖人、賢人和凡人、俗人有什麼區別，就兩個字——志、學。” ^[12] 

2012年，閻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講壇”，主講《大故宮》系列，共64講。同時出版《大故宮1》《大故宮2》《大故宮3》三部著作，在全國掀起關注、學習和研究故宮的熱潮。閻崇年擔任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等職務，其歷史研究課題多與故宮相關。在多次實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宮、瀋陽故宮、台北故宮博物院等地後，閻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宮”概念，旋即引發了創作靈感――在大中華文化背景下，從故宮入手，尋求解讀歷史的突破口。在這一靈感的激發下，閻崇年決定打開故宮外延，首次將頤和園、圓明園、北海、景山、避暑山莊、木蘭圍場、明清皇陵、瀋陽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等，納入故宮姻系，並以此為脈絡，透徹解析綿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機制構架、社會人文、文化淵源，以及建築、文物、民風等，做一個“故宮大百科”式的宏大項目。 ^[13] 

2012年9月26日，中國紫禁城學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八屆學術研討會在武當山特區開幕，閻崇年出席。2012年10月14日，蓬萊市召開第二屆戚繼光研究會換屆大會，閻崇年當選蓬萊市戚繼光研究會名譽會長。

2017年，閻崇年第五次登上“百家講壇”，主講《御窯千年》。同名專著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這是一部歷史學家撰寫的簡明瓷器文化史。作者立足於千年中國歷史，品味御窯瓷器的傳世精品，縱論御窯的興與衰，透視瓷器的情與趣。歷史的觀察，人文的敍述，以小見大，寓理於器，淋漓盡致地展現御窯及瓷器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作用，畫龍點睛地提升瓷器之路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14]  。全書以御窯和御窯瓷器為核心，探討瓷器背後的歷史大事，歌頌偉大的工匠精神，探索御窯千年的生命與靈魂在於創新——思想創新、管理創新、技藝創新、產品創新，揭示陶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全書點面結合，學術性與普及性兼顧，是近年來以瓷器為切入點介紹中華傳統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15] 

2018年，閻崇年以85歲高齡，推出經20年積累與研究、原創性的學術專著《森林帝國》。書中首次提出森林文化、森林帝國、中華古代文明五種文化形態，即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東暨南部沿海及島嶼海洋文化的概念。並論述文化統合的概念。書中縱向以時間為經、從商周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洲三千年看清朝三百年，橫向以空間為緯、從地球北半球看東北亞森林帶、從東北亞看中國東北森林文化、從森林文化看清朝興起、鼎盛的文化之因。清朝前期實行文化統合，以森林文化為紐帶，逐步統合農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地域，出現一個1400萬平方公里版圖的中華大帝國，屹立於世界東方。這些新概念的提出，不僅有助於分析、研究和闡述森林帝國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文化根因，而且有助於澄清兩個認識誤區：第一，認為中華文明帝國只有一種文化形態；第二，認為文化統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華文明之博大，在於其文化多元；中華文明之綿延，在於其文化統合。中華文明發展寶貴經驗在於兩個字——“合”與“一”，實現中華文化多元統合，形成中華民族多元統一。 ^[16] 

閻崇年回憶説：“我作為一位布衣學者，個人心力之所及，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清朝開國史的學習與研究。撰寫了《努爾哈赤傳》《袁崇煥研究論集》《清朝開國史》和《清史論集》等論著，並發表若干篇論文，總數三百多萬字。有人説，與清朝開國史的論著，閻崇年發表的字數是最多的。

第二，滿學的學習、開拓與研究。此前，於滿洲的歷史與文化，中外學者，多有研究，但以學科而言，有蒙古學，有藏學，卻沒有滿洲學即滿學。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閻崇年和國內外同仁一起，篳路藍縷，開創滿學，給出滿學定義，創立北京滿學會，出版《滿學論集》，主編《滿學研究》和《20世紀世界滿學著作提要》，倡議並主持第一屆至第五屆國際滿學研討會。滿學已被接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新學科。

第三，利用電視平台，系統講述歷史。歷史科學的傳播，素有口述、圖書、報刊、教學、文物等載體，近世又增加了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新載體。十五年來，閻崇年在中央電視台系統講述、相應出版了《正説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宮》和《御窯千年》等五個系列，共二百多講（集）。這種學者以語音、影像、文字三位一體系統傳承歷史科學，憑藉電視、廣播、網絡進行全球性的中華歷史文化傳播，不僅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而且被譽為獨着“影視史學”的先鞭。 ^[7] 

閻崇年發起倡議建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倡議成立北京滿學會，倡議並主持第一至第五屆國際滿學研討會。

“四合”是閻崇年的人生哲學觀。閻崇年認為，“止於至善”是《大學》指明的人性修養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達到“至善”的大境界。具體説來，“止於至善”，就是要科學地調理天、地、人、己的四維關係，達到“四合”，也就是要達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達到四合是個過程，不斷趨近“四合”，攀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天合就是天人關係，是中華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點。天，有多種解釋：天命、天道、天理、天時等。這裏説的天，主要是指天時。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對的是天時。司馬遷説：“究天人之際”，就是説要探究天與人的關係。“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魏源在《聖武記》中説：“小天時決利鈍，大天時決興亡。”就是説，成小事業者要有小天時，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天時。天時不停地在變。《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説的是天體在不停地運行，人要不斷地努力。既然人與天經常不合，那麼怎樣使它“合”呢？重要的是：察知天時，順應天時，不失天時。一是察知天時。人們常説：“知時務者為俊傑。”俊傑的一個特點是要“知時務”，就是要知天時、識事務。古代傑出人物的察天時，主要感悟天時、順應天時。二是順應天時。《老子》説：“動善時。”《孟子·離婁上》也説：“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説行動要順應天時。三是不失天時。《晉書·宣帝紀》説：“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也。”人與天的關係是：既不違時，也不失時。

地合主要指環境與自身的平衡關係。“地合”的含義比“地利”更寬泛，它的含義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節地利。就是説人同地，既矛盾又諧和，矛盾中求諧和，諧和中求發展，力求自身與環境的平衡。

人合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睦、求同、融合，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矛盾、衝突。做事、做人，為官、為政，“人合”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做大事業者，必有大“人合”。可以説有多大的“人合”，就有多寬的胸懷，有多高的境界，成多大的事業。所謂“人合”，碰到的難題是：如何對待小人和敵人。遇到友人和貴人，要恭敬；遇到小人和敵人，要感謝。

己合主要是生理平衡、心理平衡、倫理平衡。其一，生理平衡。人的生理，經常處於不平衡狀態，所以會生病。人們往往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生病有外因，更重要的是內因。要維持生理平衡，要促使身體健康。嚴格地説，有多健康的身體，就能做多大的事業。要善於調整身體內在因素，儘可能保持一個平衡、健康的身體。其二，心理平衡。人的心理經常處於不平衡狀態，所以有苦悶、煩惱、焦慮和煩躁。要使心理平衡，重要的是心態，要有黃金心態。所謂黃金心態，就是碰到困難要陽光、喜悦，遇到委屈要坦蕩、豁達，遭遇坎坷要淡泊、寧靜，面臨勝利要謙虛、謹慎。具體來説，應注意事大氣靜、順謙逆奮。其三，倫理平衡。倫理平衡，重在修身。《大學》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根本，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所以，“八目”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要義是克己從善，其指就是“止於至善”，也就是達到“四合”。修身所追求的目標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子·盡心上》）像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追求的修身意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力求達到張橫渠所言的最高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閻崇年説：“我受了商人之家的影響，跟純農民來講，品格中多了一些機變。跟純城市人比呢，多了一些吃苦能力。跟純市民來比呢，又多了一點勇敢。”比較能吃苦一點，比較勇敢一點，也比較機變一點，這三點對他的治學影響很大。“治學必須要吃苦，要勇敢，因為你學術要突破，不停地創新，不停地突破，創新、突破要有膽量。” ^[20]  勤奮、刻苦、執着、創新這些固然重要，但他始終認為勇敢是作為學者最為重要的品格，自己能夠在學術界有一點成就，或許就是因為比同行多一些勇敢的原因。“一個學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沒有膽量是不行的。”閻崇年説。 ^[21] 

閻崇年説：“一生顛簸，志在於學。學術之路，漫長曲折，求真求理，篤志彌堅。吾二十歲後步入史學領域，五十歲始於清史領域攀登，六十歲始於滿洲學中開拓，七十歲始於影視史學探索，八十歲始於森林文化研究。借用屈原《離騷》中文字作為本序結語：“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22] 

北京北四環，北京社會科學院。閻老師就住在院內的宿舍裏，三室一廳的房間幾乎是書充滿的。進門的門道右側，就是一排書櫃，客廳很寬大，東北兩面，高大的書櫃一直到房頂，地上也摞滿了書。書房在南面，門的上方題寫着：“四合書屋”。東西兩側的書架裏放滿了書，南面的書桌上放着電腦、傳真機和一些書刊，已無下手之處。閻老師寫作主要在客廳。房中一個小圓桌，一部筆記本電腦，足矣。有時就在這個大圓桌上寫作，桌上的一些零食，專為客人們準備，好友來時，一杯清茶、幾碟乾果，談事敍情。好友告辭，桌上一推，也不收拾，放上電腦，又可寫作了。 ^[23] 

閻先生平時不健身，不吃保健品、補藥，吃飯什麼的也不講究，要説有什麼養生之道，“只有比較樂觀而已”。參觀過四合書屋的朋友説：米壽可待、白壽可期的閻先生，一定能坐擁書城，繼續做些大點兒的事。更有人賦詩一首：崇名四海五洲同，年逾古稀文更雄。公道在心書在手，贊聲常漾講壇中。 ^[23] 

參考資料 ^{[17]  [27]} 

參考資料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