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地區

閩南地區總人口約一千餘萬。閩南地區包括泉州、廈門、漳州三個地級市以及龍巖市的新羅區和漳平市。閩南地區的泉州港在宋元時期是世界第一大港，閩南人分佈廣泛，海內外使用閩南方言的人很多，不少被閩南人影響的當地民族和馬來人也會使用閩南語。

閩南這個詞是在20世紀後半期福建方言專家才提出的，之前閩南地區人遷徙到外地都自稱福建人。閩南包括的縣市有：泉州、安溪縣、德化縣、晉江市、石獅市、南安市、永春縣、惠安縣、金門縣。廈門市全境、漳州市區、雲霄縣、漳浦縣、詔安縣、東山縣、南靖縣、平和縣、華安縣、漳平市地區。

閩南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傳承下來，其影響實為深遠，受其他方言影響之地也通行閩南方言，也是有着大體一致的文化習俗認同，因此他們也同屬閩南根源。

福建簡稱為閩，閩南即指福建的南部，從地域和文化等多方面來説，閩南包括泉州、廈門、漳州三個地級市大部分、龍巖市新羅區和漳平市絕大部分，並不包括客家地區（龍巖市除新羅區、漳平市外的區域），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明代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福建按察分司置寧武道、延汀道、漳泉道三道，漳州府、興化府、泉州府屬漳泉道，漳泉道管轄泉州、莆田、廈門、漳州。

明代洪武二十九年（西元1396年），福建按察分司調整撤銷合併為建寧道、福寧道二道，漳州府、興化府、泉州府屬福寧道，福寧道管轄福州、寧德、泉州、莆田、廈門、漳州。新羅區、漳平市該地在清代置龍巖直隸州，直隸汀漳龍道，道治在清朝中期前駐地為漳州府龍溪縣，中期開始遷徙至龍巖州龍巖縣。泉州和廈門則是隸屬興泉永道和興泉道，康熙九年四月，西元1670年復置興泉道，領興化、泉州二府（《聖祖實錄》卷三十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海防同知改駐廈門，雍正五年，西元1727年，徙興泉道道治於泉州府屬同安縣嘉禾裏（廈門）（《世宗實錄》卷五十三）。雍正十二年，西元1734年6月升泉州府屬永春縣為永春州來道屬，改道名為興泉永道（《世宗實錄》卷一四三）。至清末，興泉永道領府二一州：興化、泉州、永春州，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屬於興泉永道（興泉永道，轄今泉州、莆田、廈門，永春州），道台自清朝初期先在莆田（興化府駐地），雍正中期從莆田移駐泉州晉江縣，再自泉州晉江縣移駐廈門。

以下介紹通行閩南語的形成及今通行之地：閩南語，乃是閩語的一支。原有“百越族”土著民族的語言發生變化，而逐漸形成了最初期的閩語。

閩南指—泉州—廈門—漳州大部分-龍巖新羅區與漳平等大部分地區。福建南靖、平和、雲霄、詔安四縣的西部的山區還有一些客家村，有客家人。泉州的回族、滿族、蒙古族等也會流利的閩南話，比如泉州百崎回族鄉，不在回族鄉的泉州回族也會流利的閩南語。

文化交融形成傳統

古城泉州有一種建築叫“騎樓建築”。至今包括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山路、改擴建後的塗門街、東街等街巷仍保留這樣的建築格局。除了外觀上的紅瓦大坡屋頂、燕尾脊以及清水磚或出磚入石的外牆面具有顯著的閩南古建築特色外，這種騎樓建築正是源自於泉州華人華僑僑居地的南洋，併成了泉州傳統地方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建築外，泉州還有“南音”、“南戲”、“南管”，被東南亞地區的人們引以為“鄉音”。廣義的“南管”指中國南方語系的音樂。但在今天台灣所保存的南管戲，即專指閩南語系中最古老的戲種——“梨園戲”，它正是經由泉州流傳到廈門、台灣以及閩南華僑較多的南洋各地。在台灣、香港、澳門和泉籍華僑聚居地，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國都有南音社團組織。

泉州每年元宵節期間都要舉辦“‘海絲’（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節”，文化節以僑鄉特有的南洋文化特色吸引了海內外賓朋，許多僑胞特意趕來享用“文化大餐”，領略了“倉官影裏三洲路，漲海潮中萬國商”的僑鄉盛景。

閩南與東南亞地區在民間信仰上也有諸多相通之處，媽祖、關帝、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等，其中尤以媽祖信仰為盛。宋元時期產生的媽祖信仰通過數次移民在海峽兩岸及周邊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媽祖信仰圈，泉州天后宮媽祖宮廟香火旺盛，每年都有大批東南亞的僑胞前來進香。從福建傳播至台灣、東南亞等地的媽祖宮廟就有數百座。

漳州是台灣同胞重要的清代祖籍地，現有台灣人口中，清代的祖籍漳州的約佔40%。漳州自古就與台灣有着血濃於水的親緣關係和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積澱。多年來，漳州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開展與台灣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有效地增進兩岸民眾的認同感。據介紹，漳州自明清時期至少有98個姓氏遷移到台灣，他們對台灣的開發與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翻開史料，赴台的漳州人數不勝數：海澄人顏思齊拉開了台灣大規模開發的序幕，被尊稱為“開台王”；漳浦人藍鼎元提出了許多有效治理台灣的策略措施，是歷史上涉台文獻最多的學者，被稱為“籌台宗匠”；龍溪縣角美人林平侯為開發台北平原做出貢獻，他熱心台灣公益事業，成為台北著名的“板橋林家”；此外還有“台灣美術開山祖”的詔安人謝琯樵，為抗擊外來侵略、滿門忠烈的平和“霧峯林家”等。台灣的開漳聖王廟已超過300座。

中華台商服務總會會長廖正豪先生説：“在我們的心靈深處，都把‘開漳聖王’奉為保護神。”藉助豐富的對台資源，漳州以打造“開漳聖王文化”品牌為龍頭，帶動雲霄莆美鎮和漳浦威惠廟、華安浦西村威惠廟、薌城區浦南鎮陳元光墓、龍海白礁慈濟宮、薌城武廟、孔廟、南山寺、東山關帝廟、平和三平寺等宮廟，着力做大漳州對台民間信仰交流平台，使之成為加深漳台民眾親情的一條重要精神紐帶。2005年11月15日，漳州古武廟關帝神像及鎮廟文物——關公大刀在“漳州武廟宗教交流團”一行6人的護送下應邀赴台灣展出。此後，這尊神像進行環島巡視，備受尊敬，香火旺盛，全島有100多座宮廟迎請恭奉。當地媒體稱，這次帝君巡台盛況空前，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最難割捨的是親情。漳州加大“開漳聖王”等文化的研究力度，有力地推動了廣大台胞對“根”、“祖”、“脈”的認同。如今每年都有數萬台胞回漳尋根謁祖，或續修家譜。

許多研究華人文化的海外學者，在經過探索和思考之後，往往把自己關注的目光最終移向閩文化，其中閩南文化的注目度相當高。在日本學術界，但凡研究中華文化、漢文化、海外華人華僑等諸問題的學者，在從事台灣、香港研究之後，當學術氛圍允許他們進入這裏時，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把自己的關注點轉向閩南文化研究。

普渡，據史料載，歷史上泉州於元代開始將所管轄範圍劃分為東、南、西三“隅”；明代沿元制。至清代增設城北隅，並在四隅下設三十六“鋪”，每鋪下又分若干“境”。

這就是今日在泉州常常聽到的“鋪境”、“三十六鋪”一語的初始。以前七月十五日一天之內，人們完成在木主前祭公媽、在大門口祭普渡公兩項內容。舊曆十五祭祖先，舊曆七月裏以“鋪境”為單位逐日輪流做普渡。據老人們的記憶，36個鋪輪流做普渡是清末才開始的。據一些後世的文字資料以及老人們的口頭講述，輪流普渡乃起自清朝，因為祭祀行為集中、祭品的需求也集中，七月半市場供求緊張。人們常為買東西打架。清乾隆年間，由地方鄉紳出面呈請由抽籤決定城廂三十六鋪的輪流普渡日期，而七月半節依舊家家祭祀祖先。從那時起，鯉城區以及相關聯的部分鄉村都以鋪境為單位輪流做普渡。而泉州，在整個舊七月裏，幾乎每一天都會有幾個角落輪到做普渡，但任何角落的住户在七月十五這天都不做普渡而要祭祖先。

無論哪個鋪境、角落，普渡的基本結構主要有三部曲——豎旗、豎燈、普渡、重普，此外還有“結尾緣”。第一儀式從舊曆六月開始。最終儀式則在舊曆八月至十月之間。近水的鋪境和住在水邊的人們還要做“水普”。

泉州郊區蟳埔是個漁村，舊曆七月十五“七月半”要去祖厝“敬公媽”，七月二十七“普祀·普渡”。普渡時在門口擺酒菜、點香、燒金、放鞭炮。菜餚類裏注意不能有帶鋒利邊緣貝殼的海鮮，有則要剝去貝殼再煮菜。擺好祭品後要“boyi”，卜問普渡公之後才可以燒金、放炮送普渡公走。PSh村的各家則是普渡日上午去家廟燒香、供奉酒菜、“燒金”。下午在家門口供酒菜、燒金祭普渡公。

城區舊式住房的普渡和鄉村類似，都是在天井或靠大門的裏面或大門外面擺桌子、放酒菜祭品、燒金。隨着高層多户雜居式樓房的增加，產生了一個普渡祭祀地點的問題。從個案看到的樓房住户的普渡方式現有三種：

1、在自家大門內面向樓道擺祭，到樓外面燒金；

2、在樓道內自家大門外擺祭，到樓外面燒金；

3、下到一樓露天處擺祭並燒金。

這是居民們在新的居住方式與傳統祭祀行為之間調節的結果。三種類型做法裏，燒金行為都要在樓房外面做，這不單單是出於安全或通風的考慮，而是人們對傳統意識的承襲。

祭祀儀式一般在下午四五點開始。無論城區還是鄉村，左鄰右舍總要前後呼應式地開始做普渡儀式，理由是怕一家一户的酒、菜“供不應求”引得普渡公生氣對自己家人不利。

祭祀後邀親喚友來“吃普渡”也是泉州城鄉共同的特點，祭祀儀式結束後的晚飯，除親戚外還廣邀朋友來喝酒，人們常常吃了這家又趕到那家去吃，這裏剛吃着，那裏的催促電話就打來了。不拘城鄉，熱鬧的“吃普渡”成為泉州地區普渡全過程的一個高峯。有人説，各家各户請很多客人是為了顯示自己，也有人説是怕普渡公吃完祭不走，叫來很多人壯膽，可以嚇走普渡公。我想，後者的理由也許是比較原始的，前者則是派生出來的一種客觀效果。事實上“吃普渡”表現出今日的普渡活動兼有很大的社交功能。由於輪流做普渡，使人們有更多互訪機會以及參加“吃普渡”的自由度高，普渡時節的社交圈大於春節，這是普渡的一大特點。

閩南人在婚嫁中的嫁妝品種繁多，豐富多彩，其中有吃的，有穿的，也有日常用的，也有祭拜祖先與神明的供品，這些嫁妝都有其特殊的寓意，令人稱奇。而且還分為一擔一擔的好幾擔！第一擔是裝吃的禮品。在吃的嫁妝禮品中，禮數最重當數“轎前豬腳”，要前後兩腿，重量十至二十斤，以顯示禮品份量。其次是“四果”，即由米香糖、冬瓜條、冰糖、茶葉等組成，當地稱為“四果甜”，有幸福甜蜜之意。另外還有農村自制的甜粿、發粿之類，稱為“壓房粿”，有建家立業、成立房頭之意。以上這些東西要用兩隻竹籃裝上，繫上紅布條或紅紙條送到廳堂和新房祭拜，以求早生貴子。另外，還得準備肉、面、糯米甜飯、香煙、酒等食品。

第二擔是裝衣服的皮箱。穿的東西會比較簡單，除了新娘隨身的衣服外，已不帶很多的服裝。但如果在憑票供應的年代，就有八套或十套的要求，當時有俗稱：“尼龍襪要四雙，四件襯衫的確良……”的唱詞呢！可見當時棉布緊張時新娘對服裝數量的要求。雖然對衣服的數量不大講究，但也有部分人準備了古色古香的紅襖、紅裙、藍布長衫、白黃身（白、黃布做成，男女各兩套），以備以後父母做壽拜堂及百歲年老時用，以此來體現男女雙方家庭厚道又有世家底。

第三擔在嫁妝的禮品中最含糊不得，它是準備祭拜祖先和神明的供品。大致有大紅燭數對，香數把，鞭炮數串，紅包數包（稱為“房頭禮”），還有年糕點心等祭品，所有供品數量都要二、四、十二等雙數，以圖吉利。然後放進兩隻做工考究的紅籃裏，當地稱為“紅盛”。在靠近客家人居住的鄉鎮，有送保家燈（煤油燈）到男方家的習俗，為添丁發財之意。用的東西最多，大到彩電冰箱、摩托車，小到針線盒，真是無所不有。較傳統有“三盒”之稱。即一要首飾盒，裏面放着父母陪嫁的金銀首飾細軟等貴重物品，以示孃家富有；二要梳妝盒，裏面有花枝、胭脂水粉、梳子、鏡子、紅絲帶等八件東西，有父母惜女之意；三要針線盒，裏面有剪刀、紅尺子、針線等縫補裁剪要用的物品，有新娘手藝好，勤快之意。

另外，女人洗澡用的桶（俗稱“紅腳桶”），枕頭枕巾，毛巾牙刷，口杯茶具，臉盆等日常用品樣樣齊全，這就是閩南嫁妝的趣味性和它的特色所在，不過，時至今日，有不少的習俗已為現代的婚娶習慣所取代了。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為一年中最後一次的祭祀活動俗稱“尾牙”。古時有一詩句“一年夥計酬杯酒，萬户香煙謝土神”，這是舊時詩人述的尾牙情景。上聯“杯酒”是用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典故説東家要辭退夥計；下聯是尾牙時節家家户户都在祭祀土地公。民間在二月初二土地公誕辰祭拜之後，東家即宴請夥計，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尾牙”這天，商家們為了感謝土地公一年的照顧，都會準備豐富的祭品來酬謝土地公，而祭拜完的東西就會犒賞給員工們，。

早期，一般商家或工廠要解僱夥計或工人都利用“食尾牙”這一餐來暗示。不過，舊時的人較為厚道，如果不是夥計實在不行，或是東家的事業經營不佳。是不會隨便辭退夥計，辭退的方式也不是發下一張解僱通知或者資遣，都在尾牙宴中暗示，告知員工被解僱。

北宋時期，在泉州等口岸相繼設立了掌管外貿的市舶司，使泉州發展成當時國際上的著名商港，對外海線交通十分方便。在這以後，閩南等地區便有不少人民，因為政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移民外地，也因此帶去了他們的母語—-閩南方言。明末時，閩南發生大旱，鄭芝龍曾招數千人到台灣墾殖，他們大多數便在台灣定居，而且還跟台灣少數民族（大多為平埔族）通商、甚至通婚，而促進了與台灣各少數民族在血緣以及語言上的融合。

從16世紀起，西歐各國開始進行各種殖民海外的計劃。西元1624年起，荷蘭、西班牙先後佔領南、北台灣，尤其荷蘭人統治台灣將近40年，實施王田制，召募閩南人前開墾台灣。來台漢人多出身漳州莆田和泉州，在長期與平埔族雜處和荷蘭人的統治下，隨移民所帶來的閩南語也滲入了一些新的語言因素。明末鄭成功抗清失敗後，便率大軍攻佔台灣，趕走荷蘭人。鄭家出身福建南安。鄭氏王朝之文教制度的定立者—陳永華，福建人，而其所帶來的軍民也大多數是福建人。因此，此時台灣的語言，是以福建音佔大多數的。

1683年，施琅徵台，鄭氏王朝覆亡，清廷正式統治台灣。隔年，清廷為防鄭氏遺民，頒佈渡台禁令，設下嚴格條件限制人民渡台，官渡只能從三個口岸渡台，泉州莆田人從泉州府晉江縣石獅蚶江港渡台，漳州廈門人從同安縣（廈門）渡台，福州人從福州府候官縣南台港和閩縣馬尾渡台，其中以粵籍禁渡，造成廣東客家人比較晚來台灣，台灣的開發幾乎都由福建人領先，而台灣的語言亦以閩語為優勢。雍乾之世，禁令漸松，1862年，因牡丹社事變，欽差大臣沈葆禎來台辦理防務，以“開山撫番”為名，招徠墾野，因而解除了長達近200年的渡台禁令。

在清廷統治台灣的200餘年間，閩人來台人數激增，移民的語言隨其足跡而傳播到台灣各地。日後由於交通開始便利，人口逐漸增多，先後來台的泉州，漳州，廈門等地口音逐漸融合成一種不同以往的口音，民間將其稱之為“漳泉濫”（漳泉混合的意思），形成了一種兼容並進的閩南語口音並且沉澱固定下來，即為台灣的台語口音。另外，閩南語支中的莆田話和台語超過一半可以互通。台灣的閩南語特色是多種不同閩南地方口音融合，總而言之，台灣北部（比如台北、桃園）偏泉州腔，南部（比如高雄、台南）偏漳州腔。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教育方面推行“國語”（日本語）政策，日本語在政治上佔盡優勢，在民間使用的台語難免受其影響，一直到今天，由於日本語是在中國南北朝時到清朝前期從中國帶到日本的，日本語和閩南語有某些相似之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地區；戰後國民黨再次發動內戰，在經過共產黨人和正義人士的艱苦努力，國民黨政府戰敗，帶着幾十萬軍隊和人民從大陸“轉進”台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動，再加上日後推行的“國語”（這次是北京語）運動。

由於古代越南、福建、廣東等地是越族的地方，所以古代北方中原人遷徙南下後使用的古漢語受到了很多越語的影響，古代越南從中國的西漢到唐朝是中國的領土，即使從中國分離出去後，還是和中國南方保持密切關係，越南還是中國的五代到清朝藩屬國，古代越南使用古漢語和古越語的融合的古越語時間有1000多年。近代現代之研究已也顯示侗台語系（TAI-KADAI）亦與原始漢藏語系以及上古漢語有極密切之關係。侗台語系和閩南話有某些共同的古越語，侗台語系包括了中國境內的侗族、壯族、傣族，與及東南亞的泰國語、緬甸禪邦語，所以東南亞人有學習閩南語的優勢。更由於閩南人的遷徙傳統，閩南人與海外，特別是與東南亞的交流極為密切。相應的，閩南語中自然有相當多的東南亞藉詞。

從元朝開始，泉州成為為東方第一大港，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泉州，從此閩南一帶和中東、西亞、東南亞的來往更加頻繁，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定居在泉州，出洋的華僑把外鄉的語言帶到閩南，時間久了，有的外來語的語詞進入閩南語，成為閩南語的一部分。例如:ma-ti（死掉）、ta-pi（不過、可是）、ko-pi（咖啡）、gan-dang（馬鈴薯/土豆）、pa-sak（巴剎）、sa-bun（肥皂）、chok-ku-le（巧克力）、tong-kat（枴杖）、go-ka-ki（走廊）。

閩南方言是全國八大方言之一。它分為幾個次方言：

泉州話區：泉州、安溪、石獅、晉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金門等九個縣市。

廈門話區：廈門、同安。

漳州話區：漳州、漳浦、雲霄、東山、詔安、華安、平和、南靖等十個縣市。

龍巖話區：龍巖市新羅區、漳平市。

閩南話的流播不只在閩南地區，早已超過省界和國界，在外省傳播閩南話最廣的是台灣，台灣島上，除了高山族地區外，差不多都通行着類似於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閩南話。據初步調查，台中、台北稍偏泉州腔，台南、高雄稍偏漳州腔。閩南人移居台灣據説開始於元代，大規模遷移是在17世紀中葉，大量閩南人隨鄭成功渡海從荷蘭侵略者手裏收回台灣。

300多年來，閩南人和其它地區東渡的漢人，和高山族同胞一起，開發祖國的這個寶島，在共同的生活和鬥爭中，閩南方言始終作為主要交際工具，保留在台灣人民的口中。特別是現代，大陸與台灣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台灣的父老兄弟不斷到大陸尋根、探親、訪友，閩南話顯得更加重要。

在國民黨執政早期的台灣，由於國民黨政府強制推廣普通話，使得閩南語在台灣曾經幾十年時間比較沒落，講閩南語的人會被稱為“台客”等，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大力推行本土文化及愛鄉、台灣人講台灣話等活動，講閩南語由“土”變成一種潮流時尚、Local Man，諸多外省人、客家人（如胡瓜）也在努力學習閩南語並會使用部分或流利使用閩南語，現台灣的諸多電視台也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如民視、三立、台視等，各大電視台也有製作各種類型的閩南語電視劇及綜藝節目，閩南語也被列入台灣學生學習的課程之一，很多台灣會説閩南話的人口大約佔全省的80%。

除了台灣省以外，及東南亞各國的許多僑胞也使用閩南方言，據初步統計，海內外操這種方言的人超過4000萬，不少被閩南人同化的人也會使用閩南語，在東南亞的閩南人與馬來人聯姻的後代共計人數達1000餘萬人，不少馬來人也會使用閩南語。

閩南菜的發展與傳承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從泉州發源，流傳到漳州、台灣、廈門等閩南文化圈中。泉州人下南洋後，由於交往的頻繁，對外交流擴大，飲食文化的交流與磨合融會也更加密切，這樣，閩南菜的風味不但影響漳、廈、潮汕、台海等地區還輸出到廣大東南亞地區。許多到東南亞旅遊的人會驚訝地發現，吃的飯菜正是家鄉的味道，街頭的小吃攤也能吃到海蠣煎、花捲、肉粽。不少外來飲食不斷進駐泉州，一些僑胞也回到故鄉開起了飲食店，泉州人上街就能吃到地道的印尼菜、越南菜、緬甸菜、新加坡菜。

炸棗：廈門同安著名的古老小吃，為同安五寶（馬蹄酥、封肉、炸棗、炸五香、碗仔粿）之一。

作法：原料分為皮、餡。皮一般為上好地瓜，米磨（碾）成粉，餡一般為花生、豌豆、芝麻餡，也可用蔬菜。把餡包在皮裏，放在沸騰的油鍋炸，口感甚佳。

五香條：“五香”是廈門同安傳統小吃。長期以來，每逢過年過節、婚壽喜慶，家家户户辦喜事必備的五香配酒是最美味的佳餚之一，所以拿來招待親朋好友是最好不過，這已成了廈門同安的傳統風俗之一。“色澤赤褐色，鮮香酥脆，餡潤滑甜美，熱食味道尤佳，佐酒甚宜。

五香條作法：豆腐皮【豆膜】、豬瘦肉、澱粉、洋葱、精鹽、味精、砂糖、五香粉、幹扁魚、馬蹄、花生油。

馬蹄酥：廈門同安傳統特產，盛行於同安。用麪粉制皮加香油作為進香的供品，所以俗稱香餅。

作法：用精麪粉、白糖、精生油、麥芽糖、花生仁和白芝麻，分皮、酥、餡三道製作工序。

封肉：廈門同安傳統小吃。

作法：將豬肉（前腿肉）切成方塊，約二斤左右，用方形紗布包紮，放在乾淨的鐵鍋，倒上熟豬油，加熱，把整塊豬肉放到鍋內熱炒，加上醬油、白糖、味精、米酒、八角香料等，再配上香菇、板栗、蝦仁、壕乾等佐料，放在鍋裏燜上兩個半小時即可。

碗仔粿：廈門同安傳統小吃。

作法：主要原料是硬米，把經水泡過的大米放在石磨磨成漿，配上肉泥、油葱等佐料，經過蒸炊便可。

番薯粉粿：廈門同安傳統小吃，盛行於翔安新店鎮一帶。

作法：用大米熬粥，拌上地瓜粉，放在石臼舂爛，使大米和地瓜粉揉合一起，然後加水，稠稀中，再放到鐵鍋裏煎成一張一張的薄餅皮，切成兩釐米寬的粉條，涼在“敢壺”裏。煮的時候，下足豬油，加上海蠣、海蟶、小蝦等海味，面上撒些葱花或芹菜。

泉州人的居家食俗，與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均實行一日早、午、晚三餐制。作為正餐的補充。還有點心，但各時期、各階層有所不同。以永春縣為例，在清末至民國時期，為官“三餐三點”（早點、午點和晚點），十層“三餐二點”（早點和晚點），庶民農忙時才多加“一點”（午點），窮人三餐難顧，不敢有點心之奢想。

受本地自然環境、經濟條件和生產方式的制約，泉州人的飲食結構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主食原料為大米、番薯（也稱地瓜）、大麥等。在安溪、永春。德化等內地縣，是以大米為主，而在惠安、晉江、南安等沿海縣，則以番薯、大麥為主。主食的製作方法有乾飯、稀飯兩種，以三餐皆稀為常，或一干兩稀（中午或晚上為乾飯），或兩幹一稀（中午和晚上均為乾飯）。

泉州人還有個主、副食“二合一”的吃法，即把蔬菜，海鮮、肉類等副食品直接與大米煮成鹹飯（如高麗菜飯、紅膏母蟳飯、肉飯等）和鹹粥（如花生仁粥、蠔仔昭、鴨仔粥等），吃起來頗有地方風味。關於泉州人的主食原料，這裏還應就番薯多説幾句。番薯除了作為三餐的主食，以及製作諸如薯粉糊、炸薯片等風味小吃外，還成為維繫家鄉和境外、海外遊子的精神紐帶。家鄉的親友出境、出國探親，所帶的禮品中就有番薯粉等。華僑回鄉來，也要吃番薯粥、番薯湯。

泉州僑鄉的人民甚至認為，能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頑強地生長着的番薯，哺育了他們旅居在境外、海外的鄉親們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與性格，並克服種種困難，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迅速成長。而一旦事業有成後，當他們回想起以前家鄉人民植番薯、喝番薯湯的艱苦日子，又會激發起愛國愛鄉之情，踴躍支援桑梓建設。想不到番薯這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食物，竟有如此豐的內化內涵。

泉州城鄉一般民眾，舊時儉樸，粗食淡飯，佐之物多是自家醃製的瓜菜和廉價的新鮮蔬菜、豆製品等，魚、肉、禽、蛋，往往要逢年過節才難得一嘗，清道光《晉江縣誌》曾記載明代萬曆進士楊廷相講他“為諸生時，歲惟大麥及蘿蔔菜熟時一飽耳，餘具枵然也”。因此泉州俗諺有“死死六工尺，豆乾、菜脯、（蟲字旁一個宅）（即海蜇）”和“日日醬瓜豆豉，終年不知肉味”之説。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有時閤家到飯店酒家進餐，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1、蠔仔煎

介紹：蠔仔煎也叫海蠣煎，是漳州人非常喜歡的海味。地道的海蠣煎要用未在水中浸泡的“珠蠔”做原料，洗淨後加入雞蛋、肉絲、澱粉、蒜白，調以味精、細鹽、白酒等，攪勻放入熱鍋，兩面煎透，起鍋後放入醬料和香菜，鮮香無比。

2、鹹肉粽

介紹：它選用上等糯米，配上蝦仁、香菇、雞蛋和豬五花肉，調入五香粉等到作料，用洗淨的竹葉紮好，放入鍋中煮爛。吃時解開竹葉，調以沙茶醬或辣醬，味道鮮美，香氣撲鼻。

3、手抓面

介紹：手抓面是漳州特有的地方小吃，是用手直接抓食的。它是將黃油麪條煮熟後攤成巴掌大的圓形裝盤，澆上甜麪醬、蒜茸醬、雜醋醬（用生薑、葱頭剁碎加醋和番茄醬調拌而成）、花生醬、沙茶醬、辣椒醬、芥末醬，最後再加上油炸豆腐乾絲，捲起來用手抓着吃。甜中帶酸，令人脾胃大開，這是福建菜中一道具有閩南風味的冷盤，頗負名氣。

福建土樓，以其悠久的歷史、奇特的風格、巧妙的構築、恢宏的規模，被譽為世界民居建築的奇觀。永定、南靖和華安的土樓已聞名遐邇，但閩南一帶各式各樣的土樓也越來越吸引人們的注意。閩南的土樓民居，是人類建築文化的宏篇傑作，世界文明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南靖土樓，是南靖勞動人民艱辛的汗水與聰明才智的結晶。它的規模、結構、工藝、功能、令多少現代的建築專家學者歎為觀止；它的建築風格、民情風俗、文化內涵，使社會學家慨嘆。

南靖縣共有土樓15000多座，其中較為特色三層以上的圓形古土樓有386座、方型古士樓有1751座。這些土樓大小不一，形狀各異，有圓形、方形、橢圓形、五鳳形、半月形、曲尺形、交椅形、圍裙形、凸字形、前方後圓形、馬蹄形等，造型獨特，結構精巧，氣度不凡。一座土樓就是一件神奇的建築精品；一座土樓就是一方濃縮的民俗文化；一座土樓就是一域民眾勤勞、智慧、富有創造力的歷史見證。

“土堡式”民居：在安溪縣感德鎮蘆地村有一座200多年前的“土堡式”古民居，其建築風格與土樓相似。土堡原為吳姓人氏的居家。牆基2米多高，是用大石塊砌成的，四周牆壁堅硬無比，易守難攻，這種設計也是用於防禦土匪。

巽來莊土樓：巽來莊土樓始建於清代，坐落在永春縣五里街鎮仰賢村。相傳是清朝永春有名的林姓鹽官所建，在其周圍還建有古厝10幢，分別為其10個兒子所有，是永春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建築羣。巽來莊土樓，外方內圓，外圍是高7米的城牆，是為防禦土匪、強盜而建，圍牆內是較為典型的閩南風格建築，閩北與閩南的建築風格在此融合。

小小“槍樓”：閩南鄉下仍可見到大小不一的各式小土樓。有的在古厝的一側，叫“槍樓”，或獨立一座，或與下落相連，都是為防禦土匪、強盜而建的。人們用當地的生土、砂石、木片（竹片）建成單屋，有小窗子作為望口，還有斜的槍孔。

梨園戲，戲曲劇種。孕育於福建省泉州，流行於晉江、龍溪地區及廈門、台灣省閩南方言區域。東南亞各國華僑聚居地，也有演出活動。梨園戲歷史比較悠久，至今尚保留不少南戲劇目和音樂。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已有“潮泉二部”的《荔鏡記》刊本，可見當時梨園戲已經流行。梨園戲有大梨園和小梨園之分，大梨園又分“上路”、“下南”兩支，三種流派都有各自的“十八棚頭”（保留劇目）和專用唱腔曲牌。

梨園戲發源於宋元時期的泉州，與浙江的南戲並稱為“搬演南宋戲文唱唸聲腔”的“閩浙之音”，距今已有八百餘年的歷史，被譽為“古南戲活化石”。梨園戲廣泛流播於福建泉州、漳州、廈門，廣東潮汕及港澳台地區，還有東南亞各國閩南語系華僑居住地。梨園戲在發展進程中，有大梨園（過去成年演員的班社）和小梨園（兒童演員的班社）之分，大梨園本地人俗稱“老戲”，又有“上路”與“下南”之別。元代各省設“路”，泉州人把福建以北叫做“上路”，把自己叫做“下南人”。上路老戲就是指來自浙江、江西等地的劇種，而下南老戲就是本地戲。小梨園，泉州人叫做“戲仔”，又叫“七子班”，早在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閩南泉州、漳州一帶的民間，就盛行一種“優戲”。

歌仔戲是以閩南歌仔為基礎，吸收梨園戲、北管戲、高甲戲、潮劇、京劇等戲曲的營養形成的閩南方言戲曲劇種。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東渡收復台灣時，將流行於閩南地民間曲種“錦歌”帶到台灣，很快在台灣廣泛傳唱，羣眾自發組織了演唱錦歌的“樂社”和“歌仔陣”。20世紀初，歌仔戲興於台灣島內，不久傳及廈門，並迅速流佈閩南地區和東南亞華僑聚居的地方。

歌仔戲，又稱撎“台灣歌仔戲”，是台灣同胞和福建人民共同培育與喜愛的地方戲曲劇種，流行於台灣省和福建廈門、漳州、泉州等閩南語系地區，以及東南亞華僑居住的地方。

高甲戲 高甲戲的劇目分為大氣戲、繡房戲和丑旦戲三大類，以武戲、丑旦戲和公案戲居多。它有六百多種傳統劇目，包括《大鬧花府》、《困河東》、《斬黃袍》、《林文生告御狀》、《管甫送》、《杏元思釵》、《孟姜女》、《番婆弄》、《唐二別》及連台本戲《三國》、《嶽傳》等。高甲戲的音樂曲牌屬南音系統，大都來自南音和木偶戲，但節奏、旋律有所變化。演員演唱時用本嗓，行腔雄渾高昂，也不乏清婉細膩的音韻。高甲戲使用的樂器分文樂和武樂兩種，文樂以嗩吶為主，輔以品簫、洞簫、二絃、三絃、琵琶等；武樂包括百鼓、大小鼓、大小鑼、大小鈸、響盞、小叫等，顯示出濃厚的地方特色。

高甲戲的腳色行當原只有生、旦、丑三個行當，後來陸續增加了淨、貼、外、末和北（淨）、雜等。這些行當中，以醜最為突出。醜行有男醜、女丑之分，男醜又分文、武丑。文丑有長衫醜和短衫醜，武丑有師爺醜和捆身醜。女丑則有夫人醜、媒人醜、老婆醜、婢醜等幾十種。醜行表演藝術豐富多姿，藝人們從生活中提取素材，創造設計了公子醜、破衫醜、傀儡醜等表演類型，以對不同人物典型行為的擬示或以對木偶戲和動物動作的模仿作為表現人物性格的手段，輕鬆幽默，妙趣橫生，誇張而不失實，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高甲戲的武打中吸收了提線木偶和民間舞獅的技藝，形成“冷煎盤”、“大碰場”、“鳳擺尾”等動作，別具特色。

在中國傳統戲曲中獨樹一幟的高甲戲是閩南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海內外有着極大的影響。

南管戲 早期由大陸傳到台灣屬於閩南語系的戲劇。包括有“七子戲”、“高甲戲”、“白字戲”三種。七子戲：台灣的“七子戲”源自於福建泉州的“小梨園”（童伶）和“大梨園”（成人），一般狹義的“南管戲”即指“七子戲”（小梨園）。“梨園戲”為閩南語戲中最古老的劇種，約於康熙三十六年以前傳入台灣。

“南管戲”先是被“北管”戲奪走了觀眾，後因“歌仔戲”的興起更被冷落，台灣職業的“七子戲”班都已解散，僅由一些業餘的子弟社團（清唱結社），如台南的“南聲社”，鹿港的“聚英社”、“雅正齋”，清水的“清雅樂府”，台北的“閩南樂府”、“漢唐樂府”、“華聲南樂社”等，以“清唱”的形式維持活動，這種清唱的形式俗稱為“郎君唱”，自戲劇形式的“七子戲”沒落以後，清唱結社的“郎君唱”逐為“南管”的代表。

“南管”為台灣的稱呼法，又名“弦管”、“南音”、“五音”、“南樂”，流行於福建泉州、台灣、及南洋地區。這種清唱的“南管”今日在國立藝術學院已正式以“樂種”的形式列為課程。高甲戲：又稱“九角”、“戈甲”、“交加”，系傳自於泉州的劇種。“高甲戲”約形成於清光緒年間，當時因“梨園戲”逐漸沒落，便在“梨園戲”的基礎上，結合民間武術技藝（宋江戲）及其他的戲曲而產生的新劇種，因本底裏是“梨園戲”，因此傳到台灣以後，在民間仍以“南管戲”稱之。“高甲戲”是大陸的稱呼法，在台灣民間藝界並不使用這一名稱。在台灣尚有活動的職業劇團計有伸港的“新錦珠”、員林的“正新麗園”、三重的“新金英”等，其活動已日漸減少。

泉州素有“宗教博物館”之稱。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曾留下兩句傳世名言：“此地古稱佛國，滿街皆是聖人。”那千年古剎開元寺的法事活動，更是終年不斷，香火不絕。尤其是閩南民間每年七月都流行普渡，請和尚、道士唸經拜懺，以“超度亡魂”。其形式有兩種，一種是由和尚表演地藏王菩薩打開鬼門關，放出陰間冤鬼的故事，俗稱“打地下城”；一種是由道士表演芭蕉大王巡視冤鬼城，四方出屈死冤魂的故事，俗稱“打天堂城”。這“打城戲”名稱的由來。“打城戲”又有“和尚戲”、“法事戲”之稱。若由道士單獨演出，則民間稱之為“師公戲”。總而言之，它屬於宗教劇。

僧、道表演的打醮拜懺活動，起初純屬法事儀式，身穿袈裟、道袍，手持諸如木魚、鈸、鈴、鉦、雲板、草鑼等法器作為樂器，念唱的曲調也僅限於道情和佛曲音樂，諸如《南海贊》、《普安咒》、《大真言》、《鬼摻沙》、《反海》、《大迓鼓》等曲調，以某些跳桌子、跳火盆、弄飛鈸、過刀山等小雜耍節目吸引觀眾。這些表演一般僅在夜間的寺院、道場的廣場上進行。為了體現“超度亡魂”的性質，所以表演時還增加了佛經《目連救母》中的有關孝子目連的片斷故事。清道光年間（1821—1850），這種打城的宗教儀式表演開始走出寺院、道觀的圍牆，逐漸在閩南廣大城鄉搭台演出。大約在清咸豐十年（1860年），晉江縣興源裏吳永燎、吳永吟兄弟出面創建打城戲班（俗稱“師公戲”）並在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門、廈門等地進行法事活動的演出。這樣打城戲作為一個劇種開始成熟。據英國牛津大學龍彼德教授考證，同治13年（1873年），有兩個荷蘭人曾在廈門看過打城戲演出《李世民遊地府》、《劉全進瓜》、《目連救母》、《四遊記》等劇目。

高甲戲又名“戈甲戲”、“高甲戲又名“戈甲戲”、“九角戲”、“大班”、“土班”，最初是從明末清實初閩南農村流行的一種裝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術的化裝遊行發展起來的劇種，也是閩南諸劇種中流播區域最廣、觀眾面最多的一個地方戲曲劇種。高甲戲的演出劇目分為“大氣戲”（宮廷戲和武戲）、“繡房戲”和“丑旦戲”三大類，以武戲、丑旦戲和公案戲居多，生旦戲較少。傳統劇目有九百多個，大半來自京戲、木偶戲和布袋戲，小部分是吸收梨園戲的，還有一些是藝人根據歷史小説和民間傳説編而創作的。高甲戲的角色，原來只有生、旦、醜，後來又先後增加了淨、貼、外、末和北（淨）、雜二色，俗稱“九角戲”。高甲戲的表演藝術，一部分來自梨園戲和木偶戲，一部分來自弋陽腔、徽戲和京劇。初期節目沒有固定的腳本，可以演員按劇情順口溜。唱做也較自由，沒有一定的台位，演出時間可長可短。高甲戲的音樂唱腔兼用“南曲”、“傀儡調”和民間小調，而以南曲為主。高甲戲使用的樂器，分為文、武樂二種。伴奏樂器以管樂、嗩吶為主（解放後改用琵琶為主），此外還配有橫笛、二絃、三絃等。打擊樂器及其打擊方法與京劇相同，如《衝頭》、《長錘》、《急急風》等，但“三通”和“出將”時則與京戲不同。丑旦戲或輕鬆場面加用雙鈴、響盞等。解放後，1951年成立泉州大眾劇社，1954年參加華東區戲曲觀摩會演，《桃花搭渡》、《掃秦》榮獲劇本獎和演出獎。

布袋戲又稱作布袋木偶戲、手操傀儡戲、手袋傀儡戲、掌中戲、小籠、指花戲，是一種起源於17世紀中國福建泉州或漳州（大部分學者都認定布袋戲起源為泉州）；主要在福建泉州、漳州、廣東潮汕地區與台灣等地流傳的一種用布偶來表演的地方戲劇。布偶的頭是用木頭雕刻成中空的人頭，除出偶頭、戲偶手掌與人偶足部外，布袋戲偶身之軀幹與四肢都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裝；演出時，將手套入戲偶的服裝中進行操偶表演。而正因為早期此類型演出的戲偶偶身極像“用布料所做的袋子”，因此有了布袋戲之通稱。與布袋戲相似的同類藝術，在中國南北方稱謂不一，在北京叫“苟利子”，在東北稱“扁擔戲”，在四川稱“木腦殼戲”，在西安、蘭州稱為“耍杆子”，在閩東稱“幔帳戲”，在寧波稱“手套木偶”，在閩南和蒼南、崇明島、東南亞等閩南方言區均稱之為“布袋戲”。

清代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載“……以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詞白則用叫顙子，均一人為之，謂之肩擔戲。”《揚州畫舫錄》所記的“肩擔戲”，表演形式上與布袋木偶戲已較為相同。清嘉慶年間刊本的《晉江縣誌》卷七十二，《風俗志·歌謠》：“有習洞簫、琵琶，而節以拍者，蓋得天地中聲，前人不以為樂操土音，而以為御前清客，今俗所傳弦管調是也。又如七子班，俗名土班，木頭戲俗名傀儡。近復有掌中弄巧，俗名布袋戲。演唱一場，各成音節”。關於“布袋戲”稱謂的最早記載。

閩南民間舉行婚禮期間，總有一個能歌善唱的“送嫁媽”（主持婚禮儀式亦稱“送嫁姆”），在高聲誦唱，貫穿於整個婚禮，既莊重嚴肅，又詼諧風趣，為婚禮增添喜慶、祥和、美滿氣氛。

婚禮的第一個禮程是在廳堂中進行象徵性梳妝打扮，新娘新郎讓人在頭上各梳三下。這叫“上頭”，表明正式成了大人。在新嫁家，“送嫁媽”請新娘到廳堂，誦唱：“請出廳，請出廳，做人好名聲。”新娘坐下時要唱：坐得正，坐得正，新人得人疼。抹茶油時要唱：茶油滑、茶油烏，生查埔（查埔，即男孩）。”

梳頭時唱：三下木梳，兩個撒篦（撒篦，即篦子）生子好人品。

迎親隊伍的最前頭有人抬一根連枝帶葉的青竹，俗稱“竹掃”，表明新娘有“節”（貞節）。竹上系一塊豬肉，據説這是祀每於做喜事時來搗蛋的白虎神，可逢凶化吉。接着是新娘轎（或車），後面還有人挑一擔用布袋裝的“子孫桶”，表示新娘早得貴子，挑的人可得大紅包，但要善誦祝福歌：“子孫桶，吊起起，前苑園後果子。”

新娘上轎（車）前必先哭幾聲，表示依依不捨，這樣婚後才幸福，俗稱“哭好命”。“送嫁媽”要替新娘蓋上紫帕，並誦唱：“紫帕罩上頭，新娘賢惠新郎能。罩於前，新娘好人緣；罩於後，夫妻吃到老、老、老。”轎行幾步，新娘要從轎（車）上丟下摺扇於路，表示拋棄不好性癖，俗稱“放扇地”（諧音“放性”），“送嫁媽”遂唱道：“放扇，放扇，新娘好生侍（生小孩順利）。”

迎親隊伍回來了，但花轎（車）只能停在堂屋門檻外。這時男方侄兒手中捧兩粒柑桔（諧音“甘吉”），引出新娘，並由傘或米篩遮日，俗稱“過米篩”。“送嫁媽”高聲誦唱：“新娘請出轎，生子哈哈笑。”新娘進新郎家門檻，要先跨過燃燒炭火的“火爐”，閩南話“生炭”與“生殖”諧音，以求興旺。“送嫁媽”唱：“跨火煙，年年春，隔年抱查埔孫（男孩）。跨會過，夫妻和好百廿歲。”新娘新郎雙雙同拜天地、祖宗、父母。拜畢就入洞房。接着吃：“合巹酒”（也叫酒婚桌），桌上有十二道菜，表示每年十二個月，月月美滿。“送嫁媽”一邊為新娘夾菜一邊唱：“吃豬心，恩愛共一心；吃豬肝，新郎發財做大官；吃雞，才會起家（興家）；吃紅棗，年年好。”接着是吃“新娘茶”……

結婚第二日，新娘出洞房，走到廳堂會見家中親人，俗稱“出廳”，這是婚禮的尾聲。隨後，“送嫁媽”陪新娘熟悉今後勞動路徑、地點、表明閩南新娘熱愛勞動。“送嫁媽”象徵性指示新娘熟悉每一項工作時，都要高聲誦唱一支歌。

新娘到灶前時要唱：“啓灶君，起火不會燻，煮粥快滾。”新娘到井邊時唱：“水井清清，新娘手靈心靈；井水明明，生子傳孫富不會停。”新娘到養豬飼料缸“送嫁媽”邊呼叫豬“啊，啊……”，一邊唱：“攪潘（泔水）攪會浮，餵豬象只牛。把潘潑上壁，一窩豬仔十二隻。”

新娘出嫁第一次回孃家，俗稱做“頭次客”，時間各地不一，有第二、三日或十二日等，新郎也同行，須在黃昏才回來，俗稱“暗暗摸，生查埔（男孩）”。女家會送一對帶路雛雞和兩株連根帶尾的甘蔗（意為從頭到尾都甜），雞、蔗表示子孫昌盛；還送米糕（意為步步高），供女婿帶回去，結婚至此始告結束。從此，夫妻開始了新的生活。

閩南惠安縣沿海村鎮如崇武村、小岞村等地的漢族婦女（俗稱惠安女），以奇異的裝束，長住孃家的風俗和吃苦耐勞的本色，為世人矚目。惠東人羣是古百越民族的一個支流，是閩南十八峒、蝴蝶峒的後裔，蝴蝶是其原始的族徽和圖騰崇拜對象，惠安女服飾因此在服飾色彩的追求上有着蝴蝶的豔麗華貴，惠安女服飾有着古代閩越族的遺存信息。 ^[10] 

惠安女服飾，是古代百越遺俗與中原文化及海洋文化等多種文化在互相碰撞交融的過程中不斷演繹而形成的服飾民俗文化。惠安女服飾款式奇異，裝飾獨特，色彩協調，融民族、民間、地方和環境的特徵於一體，既有少數民族的特點，又具有地方特色。“惠安女服飾”於2006 年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9] 

惠安女的服飾穿戴鮮明豔麗，奇異獨特。一年四季，她們頭上總是裹着色彩鮮豔、花樣新奇的花頭巾，捂住雙頰下頷，再戴上髹漆一新的黃色園形尖頂斗笠，用4條鑲着鈕釦的綵帶緊扣在下巴上，斗笠沿下僅露出眼、鼻、口；髮髻上插着幾支劍形的簪釵，髻上套一圈花串；上身穿着又窄又短的藍青色或素色花大裾衫，袖短至前臂、束緊，肚臍以下腹部顯露在外；下身常穿褲管寬大、褲襠很淺的藍色或黑色的長褲，褲頭綴上長長的白褲腰，再繫上5～7條精美的銀褲帶（腰鏈），光赤着腳板。人們謔稱“封建頭，民主肚，節約衫，浪費褲”。據説這種奇特裝束與福建上古先民的文化遺傳有關。

惠安沿海一些鄉村，至今仍保留婚後長住孃家的習俗。這種婚俗規定，婦女婚後3天就必須回孃家居住，一年中只有春節、清明、中秋能回夫家。春節住3天，清明和中秋白天來，晚上就要回孃家，不得在夫家過夜。而丈夫到妻子孃家過夜，要摸黑去，凌晨就要離開，人稱“兩頭不見日光”。直到第一個孩子生下來以後，妻子才能住到丈夫家。違反這種習俗的，往往受到嘲諷孤立，甚至族規處罰。這種習俗正在逐漸改變中。

惠安的青壯男人，大多外出捕魚、打石、承包工程，惠女則挑起了生產、家務的重擔。在惠安，到處都可以看到衣飾穿戴整齊劃一的婦女在挑擔子、抬石頭。她們還走出家門，打工創業。

閩越族的後裔疍民 ^[8]  ，隋朝時稱“疍人”，魏晉時稱“蠻疍”，宋元時稱“疍族”，明清時期稱“疍户”或“龍户”，解放後稱“水上居民”。生活在廈門鷺江和泉州的晉江流域的水上居民，在廈門稱之“海越仔”，在泉州稱“遊艇子”、“白水郎” ^[5]  。廈門港是疍民的聚集地，廈門的疍民集中定居在廈港的沙坡尾、蜂巢山、福海、巡司頂等社區，他們是明末清初從九龍江乘着連家船、夫妻船遷來的，以海為田，以船為家，創造了廈門的漁業文化 ^[6]  。世居漳州九龍江的“船底人”也稱為“疍民”，一船一户，水上行走，深信船底有咒能驅除瘟惡，沿水路發展出眾多船廟。今九龍江面上僅留下一艘500多年曆史的“進發宮”，有着“漳州最小水上廟宇”之譽，每年舉行的民俗活動“送王船”很有特色。 ^[7] 

漳州三平寺

三平寺是閩南著名的千年古剎，地處福建省的平和縣文峯鎮境內，距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漳州市近五十公里。由義中大師創建於一千一百多年前。總建築面積二千多平方米，建築羣分為兩組：山門、鐘鼓樓、僧房、大雄寶殿等組成前組，祖殿、齋堂、塔殿等組成後組，殿宇建築，別具一格歷盡滄桑，屢毀屢建，今天展現在香客面前的三平寺規模，是清代重建的。義中大師，在閩南一帶和海外鄉親中稱為“三平祖師公”，祖籍陝西咸陽高陵縣人。

這座千年古剎俗稱“三殿半”。殿宇倚山而建，座北朝南，前低後高，羣山環抱，地理條件得天獨厚；盛暑時節，南風躍過林海竹濤，輕輕地吹來，令人頓覺涼快。

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福建安溪縣湖頭人，1642年出生於安溪縣祥華鄉祥華村。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進士，進翰林，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他為官期間，政績顯著，貢獻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清朝著名的清官、理學名臣，也是有爭議卻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同時代的學者尊稱為“安溪先生”，或“安溪李相國”。

顏思齊（1589年—1625年），宇振泉，福建海澄縣人。生性豪爽，仗義疏財，身材魁梧，並精熟式藝。台灣開發史上，顏思齊最早率眾縱橫台灣海峽，招徠漳泉移民，對台灣進行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拓墾，因而被尊為“開台王”、“第一位開拓台灣的先鋒”。《台灣通史》為台灣歷史人物列傳，“以思齊為首”。 ^[1] 

鄭成功（1624年－1662年），漢族，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儼，號大木，明末清初軍事家，民族英雄。福建南安縣石井鎮人。其父鄭芝龍，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時監生，隆武帝賜姓朱、並封忠孝伯，這也就是他俗稱“國姓爺”的由來。清兵入閩，其父鄭芝龍迎降，他哭諫不聽，起兵抗清。後與張煌言聯師北伐，震動東南。鄭成功一生，抗清驅荷，以趕走荷蘭殖民主義者、收復祖國領土台灣的業績載入史冊，海峽兩岸均立像樹碑紀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黃道周（1585～1646年）明末學者、書畫家、抗清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號石齋，漢族，福建漳浦銅山（現東山縣）人，祖籍福建莆田，從其曾祖才從莆田遷徙至漳州。 ^[2]  黃道周自撰的《黃漳浦文集·乞言自序狀》：“曾祖諱宗德，其先從莆田徙居銅海（今福建東山）再世矣。”據《黃漳浦集》中的《莆中謝南夫、曾叔祁、鄭牧仲（鄭郊）、奚仲（鄭郟）、王自位見訪，詩以道之六章》寫有：“吾鄉才子勞相念”，“但言君是我親親”等詩句。謝南夫、曾叔祁、鄭郊、鄭郟等幾位莆田人，是當時福建的抗清義士，黃道周的詩中稱這幾位莆田人為“吾鄉才子勞相念”，“但言君是我親親”等詩句，説明黃道周承認其祖籍地在莆田。天啓二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時，任吏部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抗清失敗，被俘殉國，諡忠烈。黃道周學問淵博，精天文歷數諸術，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高天下，為人嚴冷方剛，不諧流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璣》、《太函經》、《續離騷》、《石齋集》等。

洪承疇（1593～1665年），字彥演，號亨九。先仕明於松山之敗後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省南安縣二十七都英山霞美鄉（今英都鎮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歲。贈少師，諡文襄，賜葬京師，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區車道溝。乾隆因洪承疇為叛明降清的人，列於貳臣甲等列入《清史·貳臣傳》。洪承疇於崇禎年間，曾輯有《古今平定略》12冊。後人又輯有《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及《經略紀要》24卷。

陳化成（1776—1842）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守衞吳淞，英勇抗英著名將領。字業章，號蓮峯，漢族，福建同安縣人。出身行伍，歷任嘉慶間參將、道光間總兵，鴉片戰爭爆發時任任福建水師提督，迎擊英艦，旋任江南提督，道光十二年與英艦力戰而死。

陳嘉庚（1874～1961年），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福建同安縣仁德里集美村人，集美學村、集美中學、翔安一中、廈門大學、翔安同民醫院等，均由陳嘉庚創辦。成長於鄭成功抗清復明故壘的陳嘉庚一生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生前曾被毛澤東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廈門大學、集美大學（前身為集美學村各校）兩校師生都尊稱其為“校主”。晚年的陳嘉庚，請人在鰲園刻錄“台灣省全圖”，念念不忘國家統一、台灣迴歸！

林語堂（1895～1976年），福建龍溪（現福建省平和縣坂仔鎮）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筆名毛驢、宰予、豈青等，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早年留學國外，回國後在北京大學等著名大學任教，1966年定居台灣，一生著述頗豐。1912年林語堂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併在《語絲》上發表第一篇文章《論士氣與思想界之關係》。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寫雜文，並研究語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凋”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風聲鶴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藝術》，在法國寫《京華煙雲》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説。

林巧稚，福建同安縣人，醫學家。她在胎兒宮內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婦科腫瘤、新生兒溶血癥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是中國婦產科學的主要開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不僅醫術高明，她的醫德、醫風、奉獻精神更是有口皆碑。她獻身醫學事業，有着豐富的臨牀經驗，深刻敏鋭的觀察力，對婦產科疾病的診斷和處理有高超的本領和獨到的見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婦產科各種疑難病，確認了癌瘤為戕害婦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堅持數十年如一日地跟蹤追查、積累了豐厚的供後人借鑑的資料。自她走上工作崗位到臨終前夕，心中裝着的只有婦女、兒童的安危。在生活和事業兩者不可兼得的條件下，她選擇了事業，為事業終身未婚。1929年畢業，獲得北京協和醫學院醫科學士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當屆“文海”獎學金唯一獲得者。曾被評為全國教育和文化衞生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09年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被評選為“最美奮鬥者”。

黃仲鹹（1920-2008.7.30），福建南安縣碼頭鎮仙都村人。幼承堂訓，少懷鴻志，高小修業未滿，便離鄉背井南渡印尼謀生。黃仲鹹身在異邦，情繫故土。改革開放後，慨然捐資2000餘萬元，先後為南安市中小學和醫院建造各類樓宇40幢，又創設福建省“黃仲鹹文學獎”，資助地方史志的編纂和出版。1990年首建“南安市黃仲鹹教育基金會”，在全市開展獎教獎學和助學活動，至今有16500多名師生獲獎或受助，獎助金額560多萬元。1993年捐資2000萬元在南安市區興建一座12層，建築面積12000平方米的“必利達大廈”作為基金會永久業產。1994年又投資近1.5億元在廈門市建造35層，建築面積47000平方米的“必利達大廈”，其運行收益擬作全國科教獎勵的基金。黃仲鹹先生為振興家鄉教育，不惜變賣家產，傾其資財，至今已捐資2億多元之巨。福建省人民政府多次授予金質獎章，並於1995年為其樹碑嘉獎，同年國家教委授予“尊師重教、振興中華”獎牌，1999年光榮地應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