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河變鈔

元朝末年．政府下令開黃河新河道，和大量發行紙紗．造成元末社會矛盾的尖鋭。元順帝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今河南開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萬民工及廬州（今安徽 合肥）等十八翼兩萬軍隊，開鑿兩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黃河東去，合淮河入海，時緊工迫，官吏乘機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順帝又決定變更鈔法（見鈔），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騰。“開河”和“變鈔”促使元末 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元末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這首小令切中時弊，在當時廣為流傳，“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黃河中游連下暴雨二十多天，由於河堤年久失修，黃河暴溢決口，平地水深兩丈多，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造成特大水災，沿河郡邑如濟寧路、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縣、沛縣、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均遭到影響。溢出的河水湧入運河河道，又造成運河決口，使濟南路、河間路的一些州縣遭到水災。

這次大災影響嚴重，到八月份，山東已經出現人吃人的慘景。而且禍不單行，旱災、蝗災、瘟疫也相繼發生，許多人死亡，僥倖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貴族們，固然不怎麼關心漢民的存亡，但大水災“壞兩淮司鹽場，妨國計甚重”，對他們的個人收入造成了影響，這個他們還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幹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黃河流域的水患，順帝遂召集廷臣商議，交通部水運司司長賈魯（其實是“都漕運使”）到底專業對口，提出了兩套具體的修治方案：或“修築北堤以制橫潰”，或開鑿黃陵崗一帶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經徐州東會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權宜之計；後者雖然“功費甚大”，但能夠較長時間地解決黃河水患問題。經元廷再三斟酌後，決定取後一案，以求一勞永逸。元王朝這個決定，雖然功澤於後世，卻為其本身的毀滅埋下了伏筆。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賈魯為建設部部長兼治黃委員會主任（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徵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萬人，以廬州等十八翼兩萬多軍隊進行監督，調往黃河流域治河。一時間中原民眾擾攘不已。

由於黃河氾濫，不僅阻礙南糧北調，還衝毀鹽場，致使朝天的輸入大減，加上統治階層貪污揮霍，用作貨幣的貴金屬金銀等入不敷出，財政也漸趨拮据。為了轉嫁這一危機，至正十年，順帝下詔：“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兩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鑄造銅錢顯然比印刷鈔票來得麻煩，所以元王朝趨簡避繁，偷工減料，銅錢沒鑄多少，鈔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貨志五》稱為：“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至於匯率兑換，朝廷規定交鈔對寶鈔為一比二，等於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貶值了一半，與打劫無異。這還不算，由於交鈔印刷毫無節制，很快造成通貨膨脹，“行之未久，物價騰貴，價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貫交鈔，還買不到一斗小米。

正如民間流傳的《醉太平》這首小令道出了人民對當時“開河、變鈔”的憤恨和不滿。元末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就是“開河變鈔”，主要原因是元順帝荒淫無道的統治，王室的紛爭，權臣誤國，而根本原因在於元朝統治者的種族歧視政策，人為地把臣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敵視和欺壓漢人和南人，激起民變。甚至最後有元朝大臣瘋狂地提出要把漢人中的“張、王、趙、李、劉”等大姓人殺光的想法。正是在上述的這些原因下，最終爆發了農民起義。“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公元1351年在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頭裹紅巾，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起義軍在韓山童、劉福通的帶領下，所向披靡，很快就佔領了黃河、長江流域等地區，其它各地方也紛紛響應，形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