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州

早年學界認為塔虎城為長春州，但是隨着2000年考古發掘塔虎城，城內並沒有發現遼代遺存，故現在學界傾向於認為白城市洮北區的城四家子城址為遼代長春州（金代新泰州）。《遼史·地理一》中説，長春州，本來是皇帝春捺缽時經常光顧的鴨子河一帶，漁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1039年）設置。但因為《遼史》在《本紀》中，又確切記載，興宗重熙七年（1038年）正月辛丑，皇帝到了混同江，二月庚午，又到了春州。“七月春正月……辛丑，如混同江。二月庚午，如春州”。在這裏，春州無疑是長春州的簡稱。還有更為讓人詫異的是，《遼史·本紀》又在聖宗太平二年（1022年）三月，皇帝駕臨長春州。（《遼史·本紀》：“太平二年春正月，如納水鈎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長春州在這裏比重熙八年的1039年提前了17年，比重熙七年提前了16年。這就不得不使人們把長春州的設置時間與聖宗聯繫起來。

聖宗是遼代的第六帝，名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的長子，景宗乾亨四年（982年）繼位，太平十一年（1031年）崩於大福河之北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把長春州的設置定位聖宗在位時主要的原因，是聖宗在位期間發生了有名的“澶淵之盟” 。但與此同時，女真、室韋等部落日益興起，《契丹國志·四至鄰國地理遠近》一項中寫到：“東北至生女真國……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兩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拔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爾”。《契丹國志》中的這一段記載，已經站在遼的立場，非常透澈地對女真作了分析，並把遼的邊境政策説的清清楚楚，只是沒有寫清楚“三十年來”係指何年。

遼聖宗是遼九位帝王中對漢文化比較精通和心儀的帝王之一。這一點，單從其年號中就可以窺得一斑。在澶淵之盟簽訂時，其母后尚未歸政，年號為“統和”；待聖宗親政之後，又使用了兩個年號，繼之為“開泰”和“太平”，從“統和”、“開泰”、“太平”，一以貫之的是和平、安泰而非爭鬥、殺伐。當然，這只是遼宋關係。

考慮聖宗期間設置長春州的另一個理由，是太平四年所下達的詔書。太平四年的二月，《遼史·本紀》記載，“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對這件事的分析，首先應與太平二年三月《本紀》中所記載的如長春州聯繫起來。其次，詔改兩條江河的名字，不光是為了好聽、順耳，而是為了與行政區劃名相統一，使之與捺缽地的進一步確定相一致。長春州、長春河，趨春水，這也是後來記載捺缽地經常出現、而又可以互代的一些重要主題詞。所以，可以推測，長春州建於遼聖宗執政親政的二十八年之後至太平二年之前期間（1010-1022）。

在《遼史·營衞制》中説到，依照遼國當時的制度，天子即位時，要為他單獨設置宮衞，分一些州縣，劃撥一些部族歸他直接統領，為之設官府，單獨登記一些户口，準備禁衞所用的兵馬。按照大遼之法來衡量，長春州的第一個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直接隸屬於皇帝管轄，是皇帝的直轄州、嫡系部隊。《遼史·地理一》中説，長春州，部隊為韶陽軍，本是鴨子河春捺缽的駐蹕地。在《遼史·本紀》中，興宗重熙八年十一月，還記有“己酉，城長春”。這裏的城長春，應為建城之意。也有一種可能，興宗對聖宗執政時的長春州舊城加以改造，重新建立塔虎城（長春州）。城市始建於1039年，這應為松原市、前郭縣建立城市的起點、元年。

在談到遼代治理結構時，《遼史·地理一》中説，“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有九，部落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駒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這裏所説的五十二個部落，在長春州所設的東北路統軍司旗下的就有“遙裏部、伯德部、奧裏部、南克部、北克部、圖盧部、術者達魯虢部、河西部、達馬鼻古德部”等九個部（見《遼史·兵衞》）。之所以興宗的延慶宮要把長春州作為自己的直轄州，這首先要把延慶宮所轄州總起來看。《遼史·營衞制》中説，“窩篤盌斡魯朵（孳息之意。見《吉林通史》294頁），興宗置，是為延慶宮，以諸斡魯朵及饒州户置。其斡魯朵在高州西（高州，中京道。見《遼史·地理三》），陵寢在上京慶州。正户七千，藩漢户一萬，出騎軍一萬。（另一説為延慶宮正丁一萬四千，蕃漢轉丁二萬，騎軍一萬。見《遼史·兵衞中》）州三；饒，長春，泰”。從饒、長春、泰三州來看，其處在東北邊疆，與女真、室韋接壤，是遼“澶淵之盟”之後對外政策轉變的結果，主要防範對象東北遷移。在《契丹國志·州縣載記》中，長春州居“節鎮三十三處”之一，位列第三；在“控制諸國”一項中，明確記載：“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長春州作為新置州，同時，也是捺缽必至之處，由皇帝來直接管轄自然是便利。

長春州除了直接屬於延慶宮是其特殊性之外，其另一特殊性是作為捺缽地之城。如天祚帝七年，道宗六年都是駐蹕春州（加上聖宗、興宗2次後，遼帝計有15次如春州）。

綜合以上觀點，長春州作為一個邊城城、軍事要塞和軍事基地，置有地師一級軍事協調指揮機構已經昭然於世。另一方面，是生活與後勤方面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長春州的職能研究，過去有兩點為人們所忽視，就是其承擔的中央財政金融職能和國家糧食貯備庫的職能。關於金融中心和財政支付中心的職能，就長春州地處東部而言，同時兼有貴重金屬收貯轉運職能，貨幣鑄造職能，貨幣的轉運職能。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這裏所説的“例為假貸”。例為假貸中的例，在這裏可以理解為既定的制度，或是以往形成的慣例，但人們一般應循守。這裏所説的假貸，如果是錢幣，説明中央政府在當時存在融資行為，而這種借貸行為在長春州一帶完成，當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融資的機會，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源。

還有就是國貯糧庫問題。按照祖宗法，允許監管人員和監管機構每年用新糧頂替陳糧，允許老百姓自願借貸，收息二分。在這裏，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在國家貯備糧庫管理方面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的本身既可以使庫中積糧常存常新，又可以使存量不斷增值，進而得到增量。另外，允許百姓例為假貸，説明長春州同時還要如其他州縣一樣行使牧民理政職能，而長春州作為一個城邦，城內有大量的常住人口，或是城市之外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動。

我們在以往對長春州的考察中，往往還忽略了非物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長春州事實上承擔者民族間的文化融合和跨文化交流的職能。根據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大遼邊地長春州，為宋史行程的第三十三程，“託撤孛堇寨”，這裏雜糅了各國的風俗，是其三十九程遼境考察中提及的一個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而且，漢語在這裏成了通用的社交和官方語言（見《遼史拾遺·卷三261頁》）。

查《遼史》的《本紀》、《遊幸表》，參考《遼史從考·遼史游幸表補證》，在遼代218年中，計九位帝王。這些帝王從正月至三月，在春季共行捺缽183年，到長春州一帶的71年，佔84%，其中，聖宗7年，興宗17年，道宗36年，天祚帝11年。

太祖907年即位，天顕元年（926）七月次扶余府，崩於扶余城西南兩河之間，年五十五，在位20年，春捺缽的有8年，未有“東幸”和到鴨子河記載；

太宗927年即位，大同元年（947）四月次高邑，崩於欒城，年四十六，在位20年，春捺缽的13年，記有“東幸”的2年；

世宗947年即位，天祿五年（951）於化州祥古山行宮遇弒，年三十四，在位5年，春捺缽記有1年，未有“東幸”和如鴨子河記載。

穆宗951年即位，應歷十九年（969），如懷州行宮遇弒，年三十九歲，在位19年，記春捺缽16年；

景宗969年即位，乾亨四年（982）九月，崩於雲州焦山行在，年三十五，在位13年，春捺缽的10年，有“東幸”記載的為971、981三年；

塔虎城古名長春州(1張)

聖宗982年即位，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崩於大福河之北行宮，年六十一，在位49年。聖宗是遼代第六帝，其即位時，雄踞天下的大遼興方76年；其謝世至遼滅（1125），不足百年（94年），處於遼中葉，《遼史》對其多有令辭。聖宗同時也是春捺缽時確切記載如鴨子河、混同江、長春州、長春河等的第一位帝王。聖宗即位後，有春捺缽記載的計48年，其中，有7年的春捺缽在松原境內。始於太平二年（1022），正月如納水鈎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繼而太平三、四、五、七、八、十一年，一直到其崩於行宮的1031（太平十一年）年。

興宗1031年即位，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年四十， 崩於秋山的南崖之北峪行在。在位24年間，23年記有春捺缽，記鴨子河、混同江、長春州、春州等15年，另有“東幸”三年，其中重熙三年正月，1034年，既有“東幸”，又有如春水，屬重複統計。

道宗1055年即位，壽隆七年（1101）正月癸亥，如混同江，崩於行宮，年七十，在位46年，只鹹雍五年一年沒有捺缽的記載；

天祚帝1101年即位，在位24年間，記有捺缽16年，其中，記鴨子河、混同江、春州等11年。

而從時間跨度來看，迄於遼聖宗的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止於天祚帝的天慶四年，公元1114年。從公元1022年至今取其大致數，可稱得上“往事越千載”；而捺缽地在長春州計持續了92年，可概説為“百年遼帝都”。

“往事不可追，來者尤可鑑”。長春州的客觀存在，最重要的是使得其成為一個永恆的歷史座標。“春捺缽曰鴨子河濼……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遼史·營衞制》）。宋王易《重編燕北雜錄》中也説，“春捺缽多就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濼甸住坐”。史家把長春州與鴨子河濼聯繫起來，長春州又因春捺缽而建，這些牢固而又清晰的概念，使長春州成為破解古代一些地名、江河湖澤名字的古代歷史地理座標。而作為遼代，契丹人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所創造的捺缽文化，則無疑成為松原境內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高度，因而也就成了一個永恆的歷史座標，後人可以藉以激勵創造、創新、創業的意志，判斷一些事物、事件、政策、決策的得失和品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