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慶體

就寫作時間而言，《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皆作於憲宗元和年間，而不是穆宗長慶 821—824 年間；所以“長慶體”不是由創作的時代而得名。白居易《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詩中有云 “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作者在“制從”句下注雲 “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白氏在為元稹所作《墓誌銘並序》中亦云 “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在“詩到”句下白氏則注云 “眾謂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可見在白居易的筆下，與“長慶”年號相對應的是“制誥”，與“元和”年號相對應的才是“詩歌”。

長慶四年十二月，元稹將白居易的詩文編定為五十卷，命名為《白氏長慶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題名《元氏長慶集》。儘管“長慶”僅四年時間，在元、白的創作中只是很短的一個階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認同，《新唐書·藝文志》載錄作“《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宋人目錄流傳於今者，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可知宋代時，元稹、白居易的詩文均以《長慶集》之名行世，當時人們也習慣於如此稱呼他們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長慶體”即元白體之別名。

南宋戴復古《望江南》詞上闋曰 “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猶有稼軒風。最會説窮通 ”此段意謂 宋壺山 宋自遜，號壺山 的詩歌有元、白之體格，其詞則有辛稼軒的風味。劉克莊《後村詩話》評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曰 “餘謂此篇與《琵琶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氣骨,白未脱長慶體爾。”這裏的“長慶體”，實際代指元、白風格。宋釋智圓《讀白樂天集》有云 “齷齪無識徒，鄙之元白體……須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長慶集》，於今滿朝野。”宋人所説的“長慶體”，實際就是“元白體”。

由於元白詩中有律體、有古體、有歌行，所以它們也曾經都被目為“長慶體”。《瀛奎律髓匯評》載紀昀評白居易七律《餘杭形勝》曰 “此所謂長慶體也，學之易入淺滑。”這是七言律詩可以稱為長慶體的例證。紀昀又評李商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詩曰 “直作長慶體，接落平鈍處，未脱元白習徑。中間沉鬱頓挫處，則元白不能為也。”這是歌行可以稱為長慶體的例證。《四庫全書總目·<；石湖詩集>；提要》在評宋代詩人范成大的五言古詩《西江有單鵠行》、《河豚嘆》時，説它“雜長慶之體”。這是五言古詩亦可以稱作長慶體的例證。在上述場合所説的“長慶體”，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詩歌的體式與風格，而不論它們是古詩、是律詩、還是歌行，也不論它們是短制、還是長篇。

這種情況後來發生了變化，“長慶體”成為了敍事長篇七言歌行的專名。明末清初之際，著名詩人吳偉業以七言長篇歌行的體式，表現王朝興廢的歷史鉅變，抒寫詩人內心深沉的創痛。作品如《永和宮詞》、《圓圓曲》等，膾炙人口，被詩家視作“長慶體”。其實吳偉業在繼承元、白傳統的同時，也汲取、熔鑄了其他詩人的歌行創作經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 “（吳偉業）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敍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這是説吳偉業對於初唐四傑的歌行創作有所借鑑，從中汲取了營養。朱庭珍《筱園詩話》 卷二 評曰 “吳梅村祭酒詩……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温、李之辭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豔哀婉，沁入肝脾。”這是説吳梅村對於李商隱、温庭筠詩歌濃豔的詞藻與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鑑。從這一意義説，吳偉業不僅繼承了“長慶體”的詩歌體式，而且豐富了“長慶體”的詩歌藝術，從而將這種詩體的藝術成就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峯。從藝術上説，吳偉業詩歌超越元白長慶體的這種“情韻”“風華”之美是刻意修飾而成的，而且一些七言歌行中用典過多，缺少自然天成之趣，連吳偉業自己也説：“鏤金錯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極地”，這是其作品的一個嚴重不足。因此，我們可以説，吳偉業將長慶體詩歌推向一個新的高峯，卻不能認為這個高峯一定高於元稹和白居易那個高峯。總體上説，這兩個高峯不相上下，各擅勝場。

在唐代，“長慶體”的創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為標誌,然而這種轉韻的七言歌行體式在元、白之前實際早已存在。駱賓王、盧照鄰、劉希夷、張若虛、王維、李白、杜甫、高適、崔顥等，都有這種轉韻的七言歌行體詩。所以胡應麟《詩藪》評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無贍於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後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眾多詩人歌行創作成就的基礎上，開創了“長慶體”。

作為長篇歌行的“長慶體”，在內外兩方面均有着顯明的特色。從詩歌體式上説，它是一種“半律半古”的詩體。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換韻，必須遵照平仄的規定。又不像一般的七古追求古直，儘量避免律句。對比七排而言，它顯得活潑靈動、搖曳多姿；對比七古而言，它顯得青春俊秀、精麗雅緻。詩語或屬對、或散行，如同行雲夷猶、流水宛轉，跌宕迴旋，無不如意。而用韻則平仄互換，更生髮出一種特殊的音響效果。在內容上，它具有“詩體小説”的特徵，多講述具體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宮苑的興廢，並且從一人之離合透視政治的弊端，從一地之興廢考察一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國之思、興亡之感。從細微處落筆用墨，構思貼近常人，形象宛轉，以小見大，在鋪敍中表現深沉的時代與人生的重大主題，這是“長慶體”詩歌的顯著特徵，也是它的文學魅力之所在。

“長慶體”相對固定的題材類型有二：一是通過鋪陳某一人的遭遇，以見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寫帝王后妃的，有寫歌女舞妓的，也有寫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經歷皆足以折射一個時代的脈動。此類型由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開其端緒，晚唐韋莊有《秦婦吟》、吳偉業有《圓圓曲》、樊增祥有前後《彩雲曲》等，都是這一類的作品。二是通過描寫某一宮廷苑囿的變遷，以見國運的興衰，從中寄託對於朝政的殷憂。此類型由元稹《連昌宮詞》開其端緒，吳偉業《永和宮詞》、王闓運《圓明園詞》、王國維《頤和園詞》等，都是這一類的作品，由於此類作品已經添加了新的要素，與嚴格意義上的長慶體不再完全相同，被稱為“梅村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