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事件

當時，日本海軍省在明治十六年（1883年）編制的造艦預算書，已經於7月完成，日本第一次採用預算形式，來規劃未來8年的購造艦計劃並參照其嚴格執行。

1884年12月日本策動所謂的“甲申政變”，試圖推翻當時親清的朝鮮政府，替代清政府而成為朝鮮的保護國。英國為了防止俄國南下威脅其在華利益，於1885年4月佔領了朝鮮南端的巨文島，結果遭到俄國和日本的反對而作罷。日本1700萬日元《海軍公債證書條例》於1886年6月12日得到天皇批准，15日正式公告。

1886年7月李鴻章接到袁世凱報告，説朝鮮有人謀劃聯俄防英，而俄國正在覬覦元山口外的永興灣。面對如此複雜的國際形勢，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鮮落入它國必將危及自身安全，於是命令丁汝昌和吳安康分別率領北、南洋水師前往朝鮮的永興灣一帶巡防，藉以展示清政府強大的海軍實力，制止敵國可能的侵略企圖。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總教習琅威理接到命令後立即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6艘軍艦前往朝鮮東海岸海面操演，又奉命前往海參崴，接送當時參加中俄關於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澄。吳大澄被送至海參崴後，北洋艦隊留下“超勇”、“揚威”兩艦在海參崴待命。

鑑於鐵甲艦在作長途航行後，需回港塗油維護，加上1886年清政府的規劃建造的旅順軍港尚未完工，李鴻章遂決定由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前往位於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並展開對日本的“親善訪問”。這也是歷史上，中國海軍艦隊首次訪問日本。

8月1日，北洋艦隊抵達長崎港。首次目睹來自中國的鐵甲鉅艦的長崎市民擠滿了碼頭。望着威風凜凜的鉅艦上的龍旗飄揚，圍觀人羣的情緒十分複雜，有驚歎的，有羨慕的，也有憤懣的。1886年8月13日，日方邀請抵達長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購物。一些水兵卻違反軍紀，前往當地妓院尋樂且酗酒鬥毆，聞訊趕來的警察平息了事端。但多名情緒激動的水兵以待遇不公為由，前往警署繼續鬧事，將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傷，肇事水兵也受了輕傷並被逮捕。事情發生後，北洋艦隊水兵不滿日方處理結果，有近400人當即直撲警察局而去，而艦上的12吋巨炮則調轉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這下日本可沒了脾氣，面對堅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並承諾道歉賠償。《長崎快報》對此作了報道，英國駐長崎領事也將事件寫進報告。李鴻章承認：“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但又説：“弁兵登岸為狹邪遊生事，亦系恆情。即為統將約束不嚴，尚非不可當之重咎，自不必過為急飾也。”在李鴻章看來去妓院尋樂引起的衝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態被擴大，最終釀成了“長崎事件”。

1886年8月15日，李鴻章授意全艦隊放假一天，並允許450名水兵自由觀光。雖然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執軍械上岸，但據日方記載許多水兵手執棍棒刀器，其中還包括從日本古董店購買的日本刀。由於13日的糾紛所帶來的不滿，觀光很快演變為了械鬥。按日本記載，數名水兵伏擊並殺死一名警察，但早有防備的數百名警察將水兵分割包圍，配合街邊市民展開石塊攻擊。事後統計顯示，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一説10人死亡）。長崎警察方面被打死5人，30人受傷。長崎市民亦有多人受傷。

事件發生後，北洋水師官兵羣情激奮。有記載説，定遠等四艦迅速進入臨戰狀態，褪去炮衣，再次將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總教習琅威理甚至主張對日開戰：“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當時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絕非中國海軍的對手 ^[1]  。

可是丁汝昌卻沒有下令開火，喪失了把日本海軍“扼殺在搖籃中”的機會。李鴻章得知“長崎事件”後很生氣，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語帶威脅地説：“……開啓戰端，並非難事。我兵船泊於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鬥。”

1885年11月24日，駐日公使徐承祖致電李鴻章，要求斷交撤使。此時中法戰爭剛結束不久，清廷不願再度捲入戰爭漩渦，故未批准此議。1887年2月，中日雙方簽訂協議，對各自的死傷者互給撫卹，日本賠付中國52500元，中國賠付日本15500元，長崎醫院的醫療救護費2700元由日方支付。

在日本人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後竟然要本國賠款，簡直就是奇恥大辱。“中國威脅論”迅速成為了日本主流民意；同時“大力發展海軍”也成了日本國內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更是作為了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就連日本小孩最流行的遊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北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遊戲主旨就是圍攻定遠、鎮遠。

與1886年以前處理外交事件不同的是，清政府對此表現出了相當強硬的態度。北洋水師總教習琅威理甚至提出了對日斷交、武力解決的主張。李鴻章的外交顧問伍廷芳，則被認為是在此事的圓滿解決上起了關鍵的作用。

1887年2月，雙方達成彼此讓步的協議，雙方一致認定是語言不通導致了誤會的發生，所以肇事者交由本國政府自行處置，而死傷人員則由對方予以撫卹。值得一提的是，日方所支付的撫卹金數額大大超出了清政府。換句話説等於是向中國進行了賠款。

但也有人認為，1886年北洋艦隊的實力具有壓倒性優勢，如在長崎事件中採用琅威理的建議，一挫實力尚在北洋艦隊之下的日本艦隊，則此事件後中日海軍的強弱，必大不相同。

“長崎事件”雖得以和平了結，但在日本民眾眼裏無疑是一場不亞於任何列強的外交侵略。日本在當時因無法戰勝亞洲同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一強國”中國，使得日本朝野的對於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濃厚，從而間接使的日本加強軍備擴軍。深受刺激的日本海軍更是發狠：“一定要打勝‘定遠’”。當時日本海軍的艦船，也開始針對北洋水師的重型鐵甲艦“鎮遠”、“定遠”而重新設計。同時日本政府在國內也大肆進行渲染，使得民間的反華、仇華、排華的情緒高漲。在當時兒童最流行玩的遊戲中，扮演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進行海戰的遊戲比比皆是。”李鴻章將北洋軍艦送到日本修理本來就含有威懾的意圖，卻沒想到這一事件竟如此深刻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長崎事件中，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日本人竊取了一本清軍的小字典（一説是截獲了清軍的電報）。小字典內的漢字排列縱橫兩側，並相應標註了0、1、2、3、4、5、6、7、8、9的小數字。日本的電信專家立刻判定，這是中國人電報用的漢字譯電本。從譯電本中數字的組合方法，明白了中國人制造密碼的方法。 到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設圈套，故意將所謂“第一次絕交書”譯成漢文，遞交給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次日，汪鳳藻向清政府發了一封很長的電文，時任電信課長的佐藤愛麿憑以往的破譯經驗，結合在長崎事件中獲知的製造密電碼的方法，仔細對照研究清國密電的內容構造，最終成功破譯了中國公使館的電信密碼。由此，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夕的外交戰以及後來《馬關條約》談判期間，能夠快速且順利掌握清廷決策者的意圖，從而使其對付清朝與北洋海軍變得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