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寺塔

中國佛教華嚴宗佛塔。位於陝西長安區韋曲少陵原半坡華嚴寺內。該寺建於唐貞觀年間，為華嚴宗發源地之一。

華嚴寺塔(2張)

清乾隆年間因少陵原坡塌崩，殿宇被毀，現僅存磚塔兩座。東邊一座為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的墓塔，方形七層，高約13米，塔上鑲有石刻“嚴主”兩字，二層上有“無垢淨光寶塔”石刻，塔下有唐大中六年（852）刻《杜順和尚行記碑》，現移至陝西省博物館保存。西邊是華嚴宗四祖清涼國師（即澄觀）塔，六角五層，高約7米，塔上鑲有“大唐清涼國師妙覺之塔”刻石。

華嚴寺建於唐德宗李適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為我國佛教華嚴宗的發源地之一，創始人是終南山僧人杜順。華嚴寺由初建到以後數百年間，無高大殿堂建築的記載，而只記有鑿原為窟，以安置佛像及僧眾居住，可以説它是一座典型的窟洞寺院。從塔的記載看，這裏曾有華嚴宗初祖杜順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儼塔、三祖法藏塔、四祖澄觀塔。但在清乾隆年間，發生了少陵原崩塌事件，僅存磚塔兩座，其餘全毀。1930年陝西大旱，朱子橋居士來陝西賑災，與佛教界人士瞻禮華嚴寺塔時，見到元代重修碑內有“修塔即降甘露”的字句，便於塔前發願“重修兩塔，祝願普雨”。不日即天降大雨，朱子橋遂與佛教界人士動工修塔。

現存的兩座塔中，東邊的是杜順的靈骨塔。杜順（法順，公元557—640年），俗姓杜，雍州萬年縣（今陝西長安區）人，十八歲出家，皈依因聖寺珍禪師學習禪觀。杜順一生中，有不少為人治病、除害行善的事蹟，受到當時僧俗的崇敬。唐太宗慕其盛名，引入內宮隆禮崇敬，后妃、王族、大臣奉之如生佛。杜順雖是禪師，但又以華嚴為業，住靜終南山，著《華嚴法界觀門》、《華嚴五教止觀》，為華嚴宗初祖。杜順圓寂時，有兩隻鳥飛入房中，悲鳴哀切。其屍身一個月後仍肉色不變，且有異香飄出，後起塔藏葬。現存的杜順塔呈方形角錐體，共7層，高約21米，為仿木結構樓閣式磚塔，塔身第3層嵌有“無垢淨光寶塔”刻石。

西邊的塔是華嚴宗四祖清涼國師澄觀的靈骨塔。澄觀（公元737—838年），俗姓夏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華嚴宗實際創始人，也是法藏圓寂後數十年內中興華嚴宗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澄觀十一歲出家，以後遍尋名山，旁求秘藏，廣學諸宗。因感華嚴的舊疏文繁義約，決心撰華嚴新疏，歷時四年撰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二十卷，後又作《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數十卷，這兩部書後合刊為《華嚴經疏鈔》，是《華嚴經》註疏中最重要的著作，因此澄觀有“華嚴疏主”之稱。澄觀多次奉敕譯經撰疏、入殿講經，深得皇室尊崇，被委任為天下大僧錄主持全國佛教。澄觀世壽101歲圓寂，歷唐玄宗至文宗九朝。澄觀弟子很多，圭峯宗密、東都僧睿、海外法寶及寂光號為門下四哲；宗密不僅繼承其學説，而且發揚光大，名列“華嚴五祖”。澄觀一生以振興華嚴為目標，由於他受禪宗思想的影響，從而極力將華嚴思想與禪宗融通。澄觀的禪教一致、諸宗融通的思想，對中唐以後的中國佛教有很大的影響。

清涼國師塔呈六角形，為7層6面磚塔，高約17米。塔上嵌有“大唐清涼國師妙覺之塔”刻石。塔前豎有《重修華嚴四神清涼國師塔記碑》一通，為清末宋伯魯和宋聯奎書寫，記述了清涼國師的生平事蹟。另外還有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刻的《杜順禪師碑記》一通，此碑是華嚴寺最重要的碑石，現已移至西安碑林保存。

華嚴宗由於依據《華嚴經》教義立宗而得名。華嚴三祖釋法藏曾被女皇武則天賜名“賢首大師”，因而華嚴宗又稱作賢首宗。此外又因為“法界緣起”是此宗理論的出發點，故又稱法界宗。華嚴宗的傳法世系是“華嚴五祖”，即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華嚴宗的實際創建人是法藏，杜順、智儼是華嚴宗的思想先驅，澄觀和宗密主張融合華嚴宗和禪宗，提倡教禪一致，進一步發展了華嚴宗的學説。宗密之後，遭遇武宗滅佛，華嚴宗開始衰落，但在唐宋以來都有傳人。

華嚴宗宣揚自己是佛教教法的最高等級，並將佛教分作淺深不同的五教：一是小教，即聲聞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開始初級階段的教義；三是終教，即大乘終極階段的教義；四是頓教，即大乘中頓超頓悟的法門；五是圓教，即圓滿無缺、圓融無礙的理論。華嚴宗自判為“圓教”而將佛教其他派別以至印度佛教都判為“偏教”。

華嚴宗雖主要依據《大方廣佛華嚴經》立宗，但對《般若》、《涅盤》、《梵網》諸經、《大乘起信論》等佛教經典也都兼收幷蓄，既遠承地論、攝論諸師的學説，又批判地吸收天台、法相宗的有關思想，經過調和糅合，自成一個龐大完整的理論體系。此宗對佛教經典並不拘泥原義，照本宣科，而是重新加以組織而構成自己的體系，本土化的程度很高。

華嚴宗的理論核心主要包括“法界緣起”和“圓融無礙”兩個方面。法界緣起，即認為精神性的“一真法界”或“一心法界”是物質世界的本質和本原，客觀世界中的一切現象均由“清淨心”、“隨緣”而起，離開“一心”，別無它物。在此“一心”的作用下各種現象雖然千差萬別，但它們無不像“月映萬川”那樣統攝於“一心”。所謂“圓融無礙”，是説“無盡緣起”的現象雖是一種體用關係，但體用之間並非殊絕懸隔，而是體用全收、圓通一際，相入相即、圓融無礙。因此，舉一塵而盡宇宙，舒一念而該發九世。此事即彼事，此法即彼法，事事無礙，法法平等。在“圓融無礙”思想的支配下，華嚴宗在佛教內部調和各派思想，對外則主張融合佛儒道三家。這種圓融一切的思想，正是盛唐大一統局面的一種反映。

華嚴宗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華嚴宗思想對宋代形成的理學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朱熹的“理”或“太極”並不就是華嚴宗所謂的“理”或“性”，其“生生不窮”之説也不是“一多重無盡“之説的簡單重複，但其思維途徑上的類同，卻不能説是偶合的。華嚴宗的教義體現了漢地佛教高層次的文化心理特徵，非常適合以士大夫為主體的信徒們的胃口，那些性格豪邁奔放，而富有浪漫氣息的文人或思想先驅者對華嚴宗饒有興趣。宋代文豪蘇東坡研習華嚴經典，深感興趣於華嚴宗的事理無礙、萬事萬物都是“一真法界”體現的學説。因此在詩文中寫道：“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清末戊戎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譚嗣同，在所撰名作《仁學》一書中，採取了華嚴宗“法界緣起”的理論，認為法界、眾生界都是由“仁”、“性”、“靈魂”，亦即“性海”所立，並由此論證了三世一時，一多相容，天地萬物只是“同一大圓性海”的一部分。其中，人只是一個現象而已。由此觀之，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為變法慷慨赴死的豪邁性格，其實是有深厚的華嚴宗佛學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