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志圖

《長安志圖》的初稿成於元至正二年，至正四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陝西行台治書侍御史時對原稿又做了補充，整部書稿最終成於至正四年。《長安志圖》現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經訓堂刊本。李好文編繪《長安志圖》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長安志圖》原序中有詳細交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曾將書名誤作《長安圖記》， 清人後將圖併入《長安志》，圖名由《長安圖記》改為《長安志圖》。

關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皋。周及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廓，分郊畫幾，製作詳密。城郭宮室之巨麗，市井風俗之阜繁，山川靈蹟之雄偉奇譎，史冊所書，稗官所記，文人碩士之揄揚頌嘆，習而誦之，如談蓬壺閬苑，鈞天帝居，使人耳可得聞，目不可得而睹也。（原闕十三字）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茫然（原闕五字）之。及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遇古蹟，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目蕭然，瓦礫蔽野，荒基壞堞，莫可得究。稽諸地誌，徒見其名，終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之圖，久乃得之。於是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跡，如身履而目接之。

圖舊有碑刻，亦嘗鋟附《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制呂公大防為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此圖前世固有之。其時距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同志較其訛駁，更為補訂，釐為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蹟，不止乎是；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悉附入之，總為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

嗚呼！廢興無常，盛衰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溝洫之利，疏溉之饒，生民之衣食系焉。觀是《圖》也，凡夫有志之士，遊意當世，將適古今之宜，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林逃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見聞而已哉！

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台治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

《長安志圖》分為上中下三卷。

上卷原有14幅圖，分別是《漢三輔圖》、《奉元州縣圖》、《太華圖》、《漢故長安城圖》、《唐宮城坊市總圖》、《唐禁苑圖》、《唐大明宮圖》、《唐宮城圖》、《唐皇城圖》、《唐京城坊市圖》、《唐城市制度圖》、《奉元城圖》、《城南名勝古蹟圖》、《唐驪山宮圖》。今存11幅，其中《唐宮城坊市總圖》、《唐皇城圖》、《唐京城坊市圖》三幅已佚，所存11幅中，只有《漢故長安城圖》和《唐城市制度圖》有圖説，其餘各圖均無圖説，而《唐驪山宮圖》則分為上中下三幅。從上卷所收14幅圖來看，唐圖最多，主要是唐都長安宮城之圖，兼有漢、元之圖。

中卷有4幅圖，分別是《咸陽古蹟圖》、《唐昭陵圖》（分上下兩幅）、《唐建陵圖》、《唐乾陵圖》。昭、建、乾三陵分別是唐太宗、肅宗、高宗之陵，其中昭陵圖和建陵圖，李好文依據的是北宋紹聖元年（1094年）遊師雄的《唐昭陵石刻圖》，將之一分為三，分別製成《唐昭陵圖上》、《唐昭陵圖下》和《唐肅宗建陵圖》。配合各陵之圖，李好文作有《唐陵圖説》，簡要介紹了唐諸陵概況、各陵的位置等。

另外中卷還附有圖志雜説18篇，分別是“龍首山”、“北斗城”、“賦語”、“小兒原”、“邨名”、“漢瓦”、“古瓦”、“樊川”、“杜陵”、“前代陵冢”、“華州亂石”、“火餘碑”、“試官石”、“關中碑刻”、“圖制”、“水磨賦”、“補遺”、“秦瓦”，內容涉及地名沿革、文人詩賦、趣聞軼事、建築材料、前代陵墓、自然災害、古代碑刻、舊有圖制等等。

下卷有《涇渠總圖》和《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兩幅圖，並有涇渠圖説、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則例、設立屯田、建言利病和總論等內容，是李好文任職西台時“刻涇水為圖，集古今渠堰興壞廢置始末，與其法禁條例、田賦名數、民庶利病，合為一書”而成，為研究元代陝西行省的農田水利建設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元史·河渠志》就引用了《長安志圖》中的資料。

★《元史》所錄李好文的著作中，遺漏了《長安志圖》，這不能不説是《元史》編撰者的一大疏漏，清人批評説“《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

★“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台，暇日，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跡，更以舊圖較訛舛而補訂之，釐為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跡，涇渠之利，悉附入之，總為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益詳且精矣。”——元·吳師道

★“古人之跡庶幾得其十九也”。——清·朱彝尊

★“總為圖二十有二，其中涇渠圖説詳備明析，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蹟資博聞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長安志圖》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貴的原始資料。如關於宋代豐利渠，《宋史》中無“豐利渠”的專門記載，相關記載中涉及豐利渠的開鑿情況也非常簡略，宋代其他史料中關於豐利渠的記載也寥寥無幾，但保存在《長安志圖》中的北宋資政殿學士侯蒙所撰寫的開鑿石渠（即宋代豐利渠）引涇灌溉情況的石碑，則詳細記載了宋代豐利渠的開鑿情況。《長安志圖》所錄侯蒙的碑文，不但記載了豐利渠開鑿的背景、前後經過，而且還詳細記載了所開豐利渠的大小、開渠支出的勞工、渠成後的灌溉面積、開渠費用的支出等。

此外，《長安志圖》所載關於元代涇渠水利建設的資料更為豐富，如卷下詳細記載了元代陝西屯田總管府的官員設置、所屬屯所、所立屯數、參與屯田的户數、屯墾的土地面積、農具及收穫糧食數量情況，所記陝西屯田總管府下轄終南、渭南、涇陽、櫟陽、平涼五所司屬，共立屯數48處，並於每所之後錄有具體屯名；所記涇渠各處用來均水的斗門共有135個，並一一註明各斗的具體名稱；《用水則例》實為元代涇渠渠系用水管理的具體規章制度，在我國古代水利建設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對研究元代乃至中國古代水利管理制度均有學術意義；《建言利病》部分則收錄了宋秉亮和雲陽人楊景道向朝廷所上建言，保留了時人關於涇渠水利建設的不同觀點和解決涇渠水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的辦法；等等。

《長安志圖》所保留的上述記載，不但是現存宋元方誌中，而且也是現存宋元史料中關於陝西地區農田水利建設的最為詳細和豐富的資料，這在中國方誌史和宋元史研究中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長安志圖》的學術價值還體現在，其中關於一些術語的解釋，具有訓詁學價值，對於訓詁學研究亦具有學術意義。如關於“徼”的解釋。《元史》卷六五《河渠志·洪口渠》載：“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經由三限，………”由於上下文記載簡略，又無相關説明，所以此處“激”字不好理解。“激”古代可以通作“徼”（jiào）。《長安志圖》卷下載：“凡水廣尺深尺為一徼，以百二十徼為準，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徼者叫，古有徼道，謂巡禁道也，水家取以為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耕地，一方謂之一徼，義與此同。其法：量初入渠水頭，深、廣方一尺謂之一徼。假令渠道上廣一丈四尺，下廣一丈，上下相折則為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十尺，為水一百二十徼，是水之至限也。”可見，《元史·河渠志》中的“激”和《長安志圖》中的“徼”，是指計量單位而言，指一平方尺的過水斷面。如果與時間相聯繫，即為流量。“一百二十激”是指洪口渠的最大水流量。

由此可見，《長安志圖》對漢唐陵寢制度、唐代宮城建築、漢唐名勝古蹟、宋元陝西水利建設及屯田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鑑於此，已有學者注意到對該志的研究，如楊寬在《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一書中，就全部採錄了《長安志圖》所載唐諸帝陵圖——《唐昭陵圖》、《唐肅宗建陵圖》和《唐高宗乾陵圖》，並指出《唐昭陵圖》等是“極重要的史料”。此外，辛德勇撰有《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兼論呂大防<長安圖>》、楊文衡撰有《<長安志圖>的特點與水平》、王培華撰有《水資源再分配與西北農業可持續發展——元<長安志圖>所載涇渠“用水則例”的啓示》，對《長安志圖》做了一些相關研究。筆者亦撰有《關於<長安志圖>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地方誌》2005年第8期），對該志的作者、學術價值、編纂情況、唐代陵寢制度等相關問題做了初步探討，另撰有《<長安志圖>與元代涇渠水利建設》（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1期），對元代涇渠水利建設情況做了初步分析。

《長安志圖》·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李好文撰。好文字惟中，東明人。至治元年進士，官至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給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結銜稱陝西行台御史。考本傳稱好文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台治書侍御史，尋遷河東道廉訪使，又稱至正四年仍除陝西行台治書侍御史，六年始除侍講學士。此書蓋再任陝西時作也。自序稱圖舊有碑刻，元豐三年呂大防為之跋，謂之《長安故圖》。蓋即陳振孫所稱《長安圖記》，大防知永興軍時所訂者。好文因其舊本，芟除訛駁，更為補訂。又以漢之三輔及元奉元所屬者附入。凡漢、唐宮闕陵寢及渠涇沿革制度皆在焉。總為圖二十有二，其中渠涇圖説，詳備明晰，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蹟，資博聞也。本傳載所著有《端本堂經訓要義》十一卷，《歷代帝王故事》一百六篇，又有《大寶錄》、《大寶龜鑑》二書，而不及此《圖》。《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列於宋敏求《長安志》之首，合為一編。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既乖編錄之體，且圖與志兩不相應，尤失古人著書之意。今仍分為二書，各著於錄。《千頃堂書目》載此編作《長安圖記》，於本書為合。此本題曰《長安志圖》，疑李經與《長安志》合刊，改題此名。然今未見好文原刻，而《千頃堂書目》傳寫多訛，不盡可據。故今仍以《長安志圖》著錄，而附載其異同於此，備考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