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騎銀瓶

“鶴———鐵五部曲”的最後一部是《鐵騎銀瓶》，這個故事開始於玉嬌龍與羅小虎分手約十個月後:雪夜野店，單騎孤身，玉嬌龍產下她與羅小虎的兒子，卻被同店居住的方二太太用自己的女孩掉了包，留下一隻銀瓶為記。玉嬌龍奮騎追趕，方二太太卻被祁連山匪徒劫去，男孩也不知去向。

玉嬌龍將女孩撫養成人，取名“春雪瓶”。玉嬌龍那被掉包的兒子，後來則被退隱江湖的原祁連山匪幫成員韓文佩收養，取名“韓鐵芳”。

二十年後，玉嬌龍母女聞名南北疆，人稱大、小“春王爺”。韓文佩亡故，鐵芳散盡家財，為尋母而闖蕩江湖。途中仗義行俠，得遇女扮男裝、身患重病的玉嬌龍，結為忘年交。幾經試探，玉嬌龍已知鐵芳確係自己離散的骨肉，但不便在途中相認，只告訴鐵芳:要報劫母之仇，可先到天山之下，尋找一位自己“最親近的人”幫助他，並囑二人結為“終身伴侶”。行至白龍堆，遇狂風沙暴，玉嬌龍終於不支，死在來不及相認的兒子懷中。

鐵芳到達新疆尉犁，在哈薩克賽馬會上初會春雪瓶，卻被射傷，狼狽落荒而走。

春雪瓶往迪化尋找玉嬌龍，並欲拜見奉旨來疆的玉欽差即“舅舅”。途中得知玉嬌龍死訊，趕往白龍堆，見韓鐵芳帶傷料事起靈事宜，十分慚愧。

春雪瓶到迪化，夜探玉欽差的府第，被發覺，於戰鬥中殺死護府之鏢頭。官府搜兇，懷疑並逮捕在此住店的羅小虎。羅小虎始終認為雪瓶是自己和玉嬌龍的親生女，慨然為之頂罪。羅小虎起解伊犁，因被私刑折磨，已奄奄一息，得鐵芳、雪瓶相救。羅小虎至死不知鐵芳是其親生骨肉，惟諄諄敦促“女兒”快嫁鐵芳，不要重蹈“父母”的覆轍。

韓鐵芳與春雪瓶經歷一系列情感糾葛和江湖爭鬥，終於親眼見證了祁連山匪幫和方二太太得到應有的懲罰，二人也終成眷屬，並決定攜手歸隱，永不再入江湖。

——故事梗概摘自於王度廬之妻李丹荃的回憶文章《俠情大師—王度廬》一文，全文及葉洪生相關文章見參考資料 ^[1]  。

（注：根據河洛版錄入）

作者 李丹荃

俠情大師—王度廬

一代俠情大師，深隱市井，世人所知甚少。幼年時困苦，遭遇劫匪，其經歷後來成為小説素材2001年，華語影片《卧虎藏龍》取得了十項奧斯卡提名、四項奧斯卡大獎的驕人成績，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原著的作者是誰。當年，天津學者張贛生先生為研究王度廬的小説，曾多方查詢作者的生平，他詢問過不少津京老報人，但一無所獲。中國台灣省學者葉洪生先生在其論著中也稱“王度廬之生平不詳”。及至上個世紀80年代初，宮以仁先生（已故小説家宮白羽先生之子）受葉洪生之託，要寫一篇介紹王度廬生平的文章。宮先生根據小説內容，推測王度廬可能是北方人，並與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談及此事。之後，徐教授在《尋找王度廬老師》（《王度廬武俠言情小説集》代序）一文中是這樣寫的: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學科決定立項研究通俗文學，這一課題並被列為“七五”國家重點項目。不久，幾位研究通俗文學的朋友相繼來信，説起“武俠北派四大家”中，宮白羽、李壽民、鄭證因三人的生平，人們多已知曉，惟王度廬，至今不知何許人也，問我可有這方面的線索。經過他們的“強化刺激”，我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廬老師。他沒給我上過課，也從未聽説他寫過小説，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問問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師已經過世，但因此卻找到了王老師的夫人，我們當年的舍務老師李丹荃女士，並且確認了那位四十年代聞名全國的“俠情小説大師”，果然就是我的老師。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廬同在一所中學裏工作，那時，徐斯年是這所學校裏的一個朝氣蓬勃、多才多藝的學生。以後我們多年未見，再見面時他已成了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我和王度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以後的時間不會太多了，所以我願意將我能憶及的一些往事和想法寫下來，留給熱心的讀者和關注通俗文學及其發展的學人。王度廬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出生於一個北京的貧困旗人家庭。“王度廬”是他於1938年開始使用的筆名。王度廬七歲時父親不幸病故，遺腹的弟弟葆瑞出生，家裏便更加貧困了。在他9歲那年，姐弟三人又相繼患上傳染病。據他後來告訴我，當時他昏迷了好幾天，總算“命大”，慢慢地又甦醒活過來了。當他睜開眼時，卻見屋裏全變了樣子，空蕩蕩的少了不少東西，桌子和炕頭上的櫃子也全不見了。母親坐在炕邊掉淚，為了給孩子們治病，把家中能賣的東西全都賣了。王度廬病癒後，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身體很不好。他喜素食，胃口也弱，魚、肉一概不吃，後來我曾多次勸他改變這一習慣，但總是改不了。

儘管貧窮，王度廬的母親還是支撐着讓他斷斷續續地上了幾年學，讀完了舊制高等小學。在他十二三歲時，家裏曾送他到眼鏡鋪當學徒。原想這活兒較輕，三年出師，學份手藝，一個月也能掙幾塊錢養家。誰知幹了沒幾天，掌櫃的嫌他身體瘦弱，不會幹活，就打發他回家了。以後又送他去給一個獨身的小軍官當聽差，試工三天，人家嫌他太小，半日生不着一個煤爐，給了幾個銅板，就叫他捲鋪蓋了。後來，王度廬在《古城新月》、《落絮飄香》等小説裏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及城市下層民眾生活的困苦景況，寫及貧民青年求生之難，其感受應是來自他的青少年時代。

王度廬讀書勤奮，人也聰明。當時有位姓李的小學教師很賞識他，經常借給他書籍，並且教他音律和詩詞格律。因此，他在十幾歲時就常向報刊投稿，寫些小文章和舊體詩詞。

王度廬的學識主要來自於自學。他家位於“後門裏”（“後門”是地安門的俗稱），後來，他在《古城新月》、《卧虎藏龍》和《虞美人》等作品中，曾多次寫過這個地方。北京大學一院當時離他家很近，所以他有時就到那裏去旁聽。那時的北京大學很開放，外邊的人進去聽課，也無人過問。若有名家來講課，常常是連窗外都站滿了旁聽的人。

王度廬也常去三座門的北京圖書館看書，一坐就是一天。那時候“鼓樓”那裏還有個民眾圖書閲覽室，進去可以任意翻閲書報雜誌，那裏也是他常去的地方。我不清楚他在北大聽過誰的課，也不知道他在圖書館裏看了哪些書，然而，從他後來所寫的社會言情小説中所反映出的外國文學知識和文藝理論修養，以及他在俠情小説中所表現出的美學追求，可以看出，他在這段自學生涯中確實得益匪淺。

因為投稿，王度廬認識了一位宋先生。宋先生辦着一份小報，他見王度廬文筆頗佳，為人誠實，就聘他擔任該報編輯。由於報社極小，他既要編副刊，又要寫評論及連載小説;晚上則需等新聞稿到了以後，再趕編時事版;看紅樣、清樣也是他……所以，實際上他既是“主編”，又兼校對，每天都要忙到後半夜。小報日出一張，除新聞外多登體育消息。王度廬在編該小報的同時，還寫些連載小説。這一時期，他寫的主要是偵探小説，如《煙靄紛紛》、《空房怪事》、《繡簾垂》、《浮白快》、《兩件奇案》、《紅綾枕》等，署名均為“霄羽”。他的這些偵探小説均仿《福爾摩斯探案》，以“賽福爾摩斯”魯克及其助手為貫穿人物，篇幅不長，諸案形成系列。

我在北京讀中學時，在一個同學家裏認識了王度廬，那時他正在為我同學的弟弟做家庭教師。記得他曾送給我兩本書，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另一本是納蘭性德的《納蘭詞》。我不太喜歡《浮生六記》，卻很喜歡那本詞。

“九一八”事變以後，北京市面也日見蕭條。為了生計，王度廬離開了北京，前往西安謀生。後來他還去過山西、甘肅、河南一帶。那時我的家也已遷到西安，1935年我和王度廬在西安結婚。

王度廬在西安做過私人報紙的編輯，也當過小公務員。因為他既無學歷，又缺高親貴友的推薦，加上性格孤僻，不會逢迎，所以經常失業。當時物價飛漲，工資低微，所得很難維持生活，真是“長安居，固不易”。

我們在西北住了兩年，時間雖然不長，但是那段經歷對他後來的創作卻意義不小。西北地區，自然環境嚴峻，民風剽悍，加以窮困，乃多鋌而走險者。我的父親因猝發心臟病，卒於三原縣。王度廬從西安前去接靈，途中就曾遭遇綠林強盜，衣物被洗劫一空，他只得返回西安，重新打點，再走一趟。後來他在《鐵騎銀瓶》中寫韓鐵芳在那一帶被匪幫劫持，應是摻入了那時的切身體驗。

求生的艱難，促使我們又回到了北京的家裏，與他的母親、弟弟同住。長安居，固不易;京師居，仍不易。那時我時常犯眩暈症，在昏睡中常聽到他喃喃地吟誦着: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類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後來我知道了這是元稹的悼亡詩，就笑他説:“你幹嗎老咒我?我又沒有死呀!”現在想來，他反覆吟誦這幾句詩，乃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那情景至今令我難忘。

在北京時，我們遊逛過許多名勝古蹟，北海、景山、中山公園、太廟、什剎海、陶然亭等地都去過，所以在他的作品裏常會提到這些地方。

陶然亭在永定門外，俗稱“南下窪子”，是明清時期文人騷客、落第舉子聚會賞景、飲酒賦詩之處，人稱“城市山林”。我們慕名前去遊覽，跑了許多路，結果大為掃興，看到的只是遍地荒草、成片污塘、一座破亭，和幾間坍屋。然而，王度廬曉得有關的典故，他帶着我找到了那座著名的“香冢”和“鸚鵡冢”，並去誦讀那香冢石碣上鐫刻的銘文。那銘文我至今仍能背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後來，當他撰寫第一部俠情小説《寶劍金釵》時，便把書中的那位身後淒涼的“俠妓”謝翠纖的墓地設置在了此地。王度廬的弟弟葆瑞當時也已成年，雖然身強力壯，卻也面臨失學失業的命運。大約在1935年左右，他開始每天晚上到夜校學習。夜校是一些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辦的，不收學費，也沒有什麼正規的教材，既教讀寫算記，也講救國救亡。

夜校裏有位老師姓徐，與葆瑞的關係尤其密切，他常借給葆瑞一些中外進步文學書籍，如《鐵流》、《被開墾的處女地》、《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葆瑞帶回家來，我們三人就輪流看。

迫於生計，創作武俠小説，開俠情小説的先河，“鶴———鐵五部曲”風行全國我有一位伯父，他在青島生活工作多年，有些積蓄。伯父無子女，伯母病故之後，他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便寫信給我，希望我們能去與他一起生活。王度廬不願寄人籬下，而我卻極力主張去，因為我想，或許伯父能幫助我們找份工作。

1937年春，我們便去了青島。王度廬倒是很喜歡那裏，宜人的氣候也有益於他的健康。然而，日益嚴峻的時局，又使他們和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忐忑不安，憂心如焚。“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抗日浪潮也進一步高漲。東北、平津的學生紛紛南下，尋求個人生活出路和救國途徑。有一天，王度廬的弟弟葆瑞也由北平到了青島，他是跟流亡學生一起來的，準備去內地。葆瑞在我們那裏住了幾天，我們一起談了很多，談時局、談出路……他們兄弟之間的感情一向很好，分手時不無留戀，我們將葆瑞送到碼頭，最後王度廬慨然説:“你就放心走吧!母親的生活，家裏的一切，有我照顧。”他還把自己的懷錶送給了弟弟。後來，葆瑞由上海幾經轉折，到達陝北，參加了革命。

以後，我們又送走了弟弟的老師徐君和他在北平的幾個學生，還有我的一個妹妹。我們也曾表示希望能與徐君一起走，徐君卻説:“霄羽先生您還是先呆在這兒吧，您這身體不行。”當時我們是多麼羨慕他們!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飛向自由天空的小鳥，而想到我們自己的前途，卻渺茫得很。

“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不久，青島的日本僑民便開始撤離，有錢的人都設法去了上海的外國租界，在山東農村有老家的人也紛紛離開了青島，誰都明白，戰火馬上就要燃起。我們住的地方距離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聊城路一帶很近，四周的鄰人都已逃走，房子全空了，夜裏常能看到遠處有些地方起火，也有流氓趁亂搶劫。

1938年1月10日，青島全市被日軍佔領。我們不得不偕伯父及我的12歲的小妹遷徙逃亡。伯父的房子已駐紮了日軍，他的家產全部損失，連桌椅都被日軍當柴燒掉了。我們自己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是幾本心愛的書已全都化作劫灰。以後，伯父又在寧波路租了房子，我們仍在一起生活。這位老人過去生活優裕，經過這場戰亂，財產沒了，身體也垮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實際問題便是，在侵略者的統治之下，一個賣文為生者，怎樣才能不損尊嚴地生活下去?

有一天，王度廬到街上閒走，回來後對我説遇見了一個北京的熟人，説有一個刊載小説的機會，條件是要寫武俠小説。我問他:“你能寫嗎?”因為他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我從未見過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説能寫，並臨時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度廬”。我曾問過他“度”是什麼意思，他説“度”就是“渡”，希望能夠靠此，混一混，“度”過這段艱辛的日子。

不久，報上便開始連載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説《河嶽遊俠傳》，署名“王度廬”。此後，王度廬就成了他的名字，原來的名字倒不用了。當時他的小説頗受好評，於是他便一寫十餘年，直至1949年。

王度廬發表的第二部武俠小説是《寶劍金釵》。《寶劍金釵》連載結束不久，報社就推出了單行本，“不及一月，即已售罄。乃決定重印五千部”，不久又即售罄，於是一印再印，共售出“數萬冊”。聽説當時還有不少讀者逐日剪報，將他的連載小説裝訂保存。

繼《寶劍金釵》之後，報上又連續刊載了他的四部武俠題材作品:《劍氣珠光》、《鶴驚崑崙》、《卧虎藏龍》、《鐵騎銀瓶》。因這五部作品既上下承接、又相對獨立，所以被後來的學者稱為“鶴———鐵五部曲”。

若按故事的時間順序排列，“鶴———鐵五部曲”的第一部應該是《鶴驚崑崙》，雖然王度廬當時是先寫的《寶劍金釵》和《劍氣珠光》。《鶴驚崑崙》中的男主人公是江小鶴（退隱江湖後方稱江南鶴），他是《寶劍金釵》中的男主人公李慕白的盟伯，他的盟弟劍客李鳳傑，則是李慕白的父親。《鶴驚崑崙》寫的是一個復仇的故事:江南鶴原名江小鶴，童年時，其父因犯“淫戒”，而被師父鮑崑崙“清理門户”，率眾徒殘酷殺害。小鶴立志報仇，歷經漂泊、凌辱之苦，學得武林絕技，十年後下山，尋找鮑崑崙，兑現復仇誓願。鮑崑崙的孫女阿鸞與小鶴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相愛甚深，但祖父卻做主將其嫁給了大俠紀廣傑，並使他們也與小鶴為敵。小鶴非阿鸞不愛，然而卻因身負“世仇”這個大包袱而不能與之結合;阿鸞始終為小鶴守貞，但亦因情仇交戰而痛苦萬分。江小鶴認為不能因與阿鸞的“私情”而不報“殺父大仇”，由此展開一系列愛恨情仇的衝突。最後，小鶴、廣傑化敵為友，一同趕到寵家，阿鸞卻已因傷重不治而香消玉殞。此時，鮑崑崙已經自殺，江小鶴也手刃了直接殺害父親的兇手，但是當他護送阿鸞的靈柩回到故鄉時，不禁感慨無限，萬念俱灰……第二部《寶劍金釵》主要講述的是俠士李慕白和俠女俞秀蓮的愛情故事:李、俞先由比武而結識，繼而在旅途中共渡安危，相慕相愛。但當慕白得知秀蓮已經許配孟思昭之後，便認為自己既不應充當“第三者”，更應避“施恩圖報”之嫌，所以決心割斷痴情。到得京中，慕白結識隱姓匿名伏處牖下的“小俞”（即孟思昭），相談甚歡，結為生死之交;而孟思昭則已察知慕白、秀蓮的愛情。恰逢京中惡霸黃驥北糾集李、俞的強敵世仇前來尋釁，孟思昭於是孤劍出擊，終因寡不敵眾，壯烈犧牲。此時，李、俞方才知道“小俞”真實身份，他們被這位摯友的義氣深深感動，以至覺得雙方如果結合，就是對這種高義的褻瀆，於是更加堅定了終身不論嫁娶的決心。

作品中還穿插了李慕白與名妓謝翠纖的一段情孽，最後謝因自己誤解慕白而負愧自刎。這又在李慕白的心靈上留下了一處永遠無法彌合的創傷!

李慕白為保護恩人、摯友德嘯峯入獄，卻被盟伯江南鶴救走。在德府保護嘯峯眷屬的俞秀蓮，夜間醒來，發現枕旁放着慕白所用寶劍一柄，又有紙柬一張，上寫:“斯人已隨江南鶴，寶劍留結他日緣。”

在1939年報社出版的《寶劍金釵》單行本上，曾登有王度廬的一篇自序:昔人不願得千金，惟願得季布一諾，俠者感人之力可謂大矣。春秋戰國秦漢之際，一時豪俊，如重交之管鮑，仗義之杵臼程嬰，好客之四公子，紓人急難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俠士風範，為世人之所傾慕。迨於後世，古道漸衰，人情險詐，奸猾並起，才智之士又爭赴仕途，遂使一脈俠風蕩然寡存，惟於江湖閭里之間，有時尚可求到，然亦微矣!餘謂任俠為中國舊有之精神，正如日本之武士道，歐洲中世紀之騎士。倘能拾摭舊聞，不涉神怪，不誨盜淫，著成一書，雖未必便挽頹風，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談，亦足以浮一大白也。頻年飢驅遠遊，秦楚燕趙之間，跋涉殆遍，屢經坎坷，備嘗世味，益感人間俠士之不可無。兼以情場愛跡，所見亦多，大都財色相欺，優柔自誤。因是，又擬以任俠與愛情相併言之，庶使英雄肝膽亦有旖旎之思，兒女痴情不盡嬌柔之態，此《寶劍金釵》之所由作也……

由此可以看出，他那時對武俠作品的創作追求，就是要把“俠”的陽剛之美和“情”的陰柔之美結合起來，營造出既慷慨又旖旎、既壯烈又纏綿、既蒼涼又温柔的審美意境。

“鶴-鐵五部曲”的第三部《劍氣珠光》上承《寶劍金釵》，從李慕白被江南鶴救到北京郊區賣花老人楊公久家將養，並遵命往江南避案寫起，繼續表現李慕白、俞秀蓮在江湖爭鬥中的情感生活。貫穿此書的情節，是江湖豪客圍繞大內遺失的寶珠和鎮江江心寺的一份“點穴秘圖”而展開的紛爭惡鬥。李慕白和俞秀蓮以“正派俠者”的身份捲入這場鬥爭，然而慕白又是偷盜“點穴秘圖”者。

從陷害德嘯峯的楊總管家盜得大內寶珠的，是“黑道人物”楊豹，他和兩個妹妹其實都是孤兒，因父母被殺，而由退隱江湖的老俠楊公久收養。楊豹盜珠是為了獲得經費，尋找仇人，結果招來眾多豪客奪寶，楊老俠被殺，大妹被搶走，小妹由德嘯峯收留，楊豹自己也身負重傷而死。因為慕白、秀蓮對他有尋妹、誅仇之恩，楊豹臨死即將寶珠作為遺贈。李、俞乃夜入大內，留柬還珠，然後退隱九華山，鑽研點穴法。

第四部《卧虎藏龍》中的男主人公是“沙漠大盜”羅小虎，他是《劍氣珠光》中的楊豹之兄，而女主人公玉嬌龍則是京城九門提督的女兒。

玉嬌龍幼得名師高朗秋暗中傳授九華派高超武功，在新疆大漠偶遇羅小虎，與之相惜相愛，但又覺得身為“名門小姐”，礙難委身“匪盜”。

回到京城之後，玉嬌龍因盜“青冥劍”而遭到鐵貝勒府護院拳師劉泰保的監視、追蹤，又受到李慕白、俞秀蓮等“白道”俠客施加的壓力。因為當年竊取師父所藏“九華拳劍全書”等事，玉嬌龍還受制於身邊的“黑道”人物師孃耿六娘，並捲入了官方和“白道”緝捕耿六孃的爭鬥。

羅小虎為向玉嬌龍傳信而夜探德嘯峯府，誤傷嘯峯之子文雄。玉嬌龍為此嚴責小虎盜性不改，繼竟順從父命，下嫁魯府。羅小虎潛入玉府，大鬧玉、魯婚禮。而玉嬌龍則於入洞房後突然“失蹤”，再盜“青冥劍”，女扮男裝，闖蕩江湖。得知母親病重後，玉嬌龍返京探母，卻被魯君佩勾結玉府仇家設計擒獲。羅小虎得劉泰保、德嘯峯等協助，查明當年殺父仇人，小虎兄妹終於誅仇雪恨。

玉嬌龍在為母親辦過喪事之後，一直深居簡出。時至四月，妙峯山又辦廟會。玉嬌龍為父親病癒而上山還願，捨身跳崖。人們或傳她已死，或傳她已“飛了”;只有劉泰保夫婦，在妙峯山逛了半個月後才回城，帶去的一匹胭脂色駿馬和寶劍、包裹卻全未帶回，德嘯峯府也對玉嬌龍之種種傳聞絲毫不加評論。京郊僻地，玉嬌龍和羅小虎圓了一夜好夢，次晨，她又孤劍單騎，頭也不回地向遠方疾馳而去……

與前幾部俠情小説相比，《卧虎藏龍》不僅在情感上具有極大的衝擊力，而且社會背景更為廣闊。這部小説故事曲折迷離，人物眾多，不僅主要人物生動，而且塑造了劉泰保等一系列市井俠義人物形象。

“鶴———鐵五部曲”是王度廬的成名之作。這五部作品在報紙上連載了五年多，寫了四代武林豪俠的愛情悲劇，計280萬字，一直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電影《卧虎藏龍》就是根據其中的第四部改編的。

作品引人入勝，女學生上門求情，讓老師不要把女主角寫得太慘;青島青年男女多約在書中所寫的海濱公園見面當《寶劍金釵》的連載尚未結束時，該報便開始同時連載另一部長篇小説《落絮飄香》。《落絮飄香》是一部社會言情小説，作者署名是“霄羽”。自此以後，王度廬便開始了這種“一心二用”、“兩面開弓”的寫作方式，同時撰寫兩部小説:一部悲劇俠情小説，一部社會言情小説，連續五年餘。

他寫東西很快，並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筆疾書，數頁下來一氣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寫累了，便躺下來休息一會兒，抽支煙。那時候生活條件不好，用的稿紙就是自己裁成的16開白紙，他用一支蘸水鋼筆蘸着墨汁豎寫，寫成一段後，看看差不多夠連載幾天的，就捲成一卷交差。想來，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寫，不打底稿，不查資料，能使寫出的故事生動感人，而且前後連貫，決無矛盾，實在不容易。這一時期，他以“王度廬”之名接連在報上發表的俠情小説，除“鶴———鐵五部曲”外，還有《紫電青霜》、《金刀玉佩記》等;以“霄羽”之名發表的社會言情小説，除《落絮飄香》外，還有《古城新月》、《虞美人》、《海上虹霞》、《寒梅曲》等。後來，他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上海勵力出版社出版，署名全部為“王度廬”。

王度廬的社會言情小説多為愛情悲劇。其悲劇產生的原因，不是以“父母之命”為集中體現的“倫常”，而是金錢，以及由金錢導致的人性“異化”。在這些作品中，多有一些女性角色試圖謀生自立、與命運抗爭，但在受到直接或間接的金錢誘惑時，有的勝利了，有的則最終誤入歧途，造成命運的悲劇。由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極富正義感的人。

這一時期他還在女中代過課，教授國文和歷史、地理等課程。那時有許多學生都看他的連載小説，很入迷，有的同學就到我家裏來向他打聽故事的結局。還有個女學生很同情《落絮飄香》中的女主角範菊英的不幸遭遇，就來找他“説情”，求他不要把菊英的下場寫得太慘了。

因為王度廬自幼生活在北京，所以他的小説多以北京為背景。惟《海上虹霞》是一部完全以青島為背景的中篇小説，故事也寫得很浪漫。據説當時竟有女孩子特地跑到四方路一帶，去尋找書中男主人公高林擺的那個“襪攤兒”。由於書中幾次寫到男女主人公在海濱公園（今魯迅公園）的海灘礁石上約會，所以有些青年男女也就把此地變成了見面的地方。

1943年10月，報上曾為即將連載的《寒梅曲》登了一則廣告:……名小説家王霄羽先生自為本報撰《落絮飄香》《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虞美人》等數篇之後，篇篇膾炙人口，遠近交譽，百萬讀者每日爭先競讀，投來讚譽之函件無數。蓋王君文學湛深，復精研心理學，對於社會人情，觀察最深;國內足跡又廣，生活經驗極為豐富;並以其妙筆，參合新舊寫法，清俊流暢，細膩轉宛;描寫之人物，皆躍躍如生，令人留下深深印象。其所選之故事，又皆可悲可喜，新穎而近情合理，章法結構，亦極嚴謹，無懈可擊。即以現刊之《虞美人》言，連刊二年餘，若換他人之著作，恐早已令人生倦，然王君之文，日日有新的描寫，故事有新的發展變幻，令人如食橄欖，越嚼其味越長;如觀大海，久望而其波瀾無盡。是以每日每人爭相閲讀，並常有向本社函電相詢者。此均系事實，凡讀者皆能信而不疑者也。故雖飽學之士，極富人生閲歷之人，對王君之著作亦莫不稱譽，謂之為當代第一流之小説家。

今《虞美人》即將終篇，新作已由王君開始動筆，名曰《寒梅曲》……廣告雖屬商業行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狀況。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王度廬的母親已在北京去世，接着我的伯父也去世了，而我的小妹已有了固定工作，所以他肩上的生活負擔減輕了不少。大家見他身體不好，都勸他不必再幹這種動腦筋的玩意兒了，但他卻彷彿寫出了“癮”，抽空總斷斷續續地寫，直到1949年才正式擱筆。

這一時期他的小説多數未經報紙連載，而直接由出版社出版發行，均署名“王度廬”。這些作品的篇幅都不長，多者二十餘萬字，少者七萬字左右，計十餘部，其中屬於社會言情小説的有《風塵四傑》、《綺市芳葩》、《粉墨嬋娟》等;屬於俠情、俠義小説的有《金刀玉佩記》、《雍正與年羹堯》、《風雨雙龍劍》、《繡帶銀鏢》、《寶刀飛》、《燕市俠伶》、《洛陽豪客》、《龍虎鐵連環》、《金剛王寶劍》、《春秋戟》、《紫鳳鏢》等。

我們初到青島時常去海邊玩。大海退潮時，許多人都到海灘上去拾取海水留下來的海藻、蛤類，叫做“趕海”。我們也常跟着鄰人去趕海。有時他還用我伯父的釣竿去釣魚，偶爾也能釣上幾條小魚，但有時卻一坐半天，一無所獲。有一次又沒釣到魚，他就在市場上買了點小魚提了回來，我伯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因為他買來的那種小魚是不到淺海的，所以也不會上鈎。在青島住得時間長了，又因為寫小説在當地也有了點名氣，便有人主動要和他結識，也有人想拉他出去做點事情。他厭煩應酬，在那個時候也不想出去做事，便借病婉辭。他不願得罪人，一聽見叩門聲，便急忙卧牀，以示病重。海邊他是不去了，就是上街，非到必要也決不肯去。可以説，那幾年他過的是閉門不出、“自我囚禁”的生活。

王度廬有胃病，經常數日不思飲食，噁心嘔吐，幸虧有一位齊大夫及時為他治療，才得轉危為安。齊大夫是位私人開業的醫生，聽説王度廬有病，就主動上門診治。他不收診費，用的貴重藥品也白送，原因是齊大夫喜歡看他的小説。以後我們熟識了，家中大人小孩有病，都去找他。齊大夫對我們的關照，至今想起來仍感念不已。

當年王度廬的小説在報上連載時，常配有插圖。這些插圖都是由一位自學成才的劉先生畫的。劉先生開着一家小美術社，畫廣告，也給人畫像。那時王度廬每寫完一部分，劉先生就來取一次稿。他回去根據內容畫出插圖，然後再送到報館付排。劉先生常為商店畫廣告，街面上熟，我們家有什麼為難的事，我就去找他幫忙。像打個“鋪保”什麼的，我們沒有辦法，他卻毫不費力。劉先生有四個孩子，自己又患有肺病，家境挺困難。他還時常頭痛，常在頭上戴一個特製的頭箍，説是戴了它可以醫頭痛。

談到劉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合夥賣過一次春聯。那大概是在1946年的年初，天寒歲暮，劉先生來和我們商量:“快到年關了，我們合夥賣一次春聯，賺幾個錢過年，怎麼樣?”我們當然同意。商量好由我們負責寫，劉先生負責到街上去賣。於是，由他賒來了幾卷大紅紙，我就動手裁成大大小小、一副一副的春聯，又磨墨又泡筆，就忙開了。

王度廬的大字寫得並不出色，但這無關緊要，在街頭買春聯的人並不要求字寫得多麼好，整齊就可以了。年末進城來賣農副產品的農民很多，回去時總要捎帶買幾副春聯回去，過年時貼在門上，圖個吉利。對聯的內容不過是“五穀豐登，財源茂盛”之類。裁紙剩下的邊料就裁成方形，斜着寫個大“福”字，買的人拿回去倒貼在牆上，以祈求幸福來臨。

好些天，我們家裏的地上都滿晾着濃墨紅紙。到了該賣的時候了，不料劉先生卻病了，他咳嗽吐血，起不來了。春聯是不能積壓的，得及時賣掉，因為若留到明年，日久褪色，就沒有人要了，何況紙還是賒來的。沒法子，我們只好在四方路擺了個地攤。這活兒我們從來沒幹過，站在街上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們兩人輪換着回家吃飯，我還抱着個孩子，風很大，春聯就用磚頭壓着，還時時擔心，怕被風吹跑了。直到舊曆二十九，好不容易才把春聯胡亂賣完。記得我一結賬，除去紙筆錢外，還真賺了幾個，總算沒白忙，就趕緊把賣得的錢給劉先生家送去了。這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劉先生病了，收尾工作都是由我做的。

後來王度廬在小説《紫鳳鏢》中，曾生動地寫了一段主人公柳夢龍寫春聯的事:柳夢龍在陶鳳兒處養傷，恰逢春節，房主“裁了許多紅紙”，請他寫春聯。於是，陶鳳兒磨墨，柳夢龍就好像李太白，運用大筆寫着:‘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壽長’;‘五風十雨皆為瑞，萬紫千紅總是春’;‘及時霖雨舒龍甲，晴雪梅花起鳳毛’……鳳兒還在旁邊給想詞兒，説:“四季平安，五福臨門’……待了一會兒，柳夢龍就寫完了這許多張的春聯。因為墨跡沒有幹，所以春聯都平鋪在地下，屋裏幾乎沒有站腳的地方了。”

王度廬那時還有一個朋友，姓潘，是河北人，畢業於河北大學國文系，比他小三歲。潘先生的家鄉被日寇佔領後，他便隻身流亡到青島，在一家中學裏教語文。

潘先生是一位見多識廣、思想進步的文化人，也愛讀王度廬的小説，那時他常來我家，一坐就是半天。潘先生善談吐，知道的事情也多，打開話匣子什麼都説，從當時報紙上看不到的消息，到口頭流傳的各種新聞。當他來了，王度廬就顯得格外高興，我就忙着找煙備茶。他和潘先生很談得來，只有和潘先生在一起時，他才毫無顧忌地談論。在王度廬的社會言情小説裏，有些故事情節就取自潘先生的談話資料。

旗人是很講究年節禮儀和來往應酬的，他對這些事也知道得很多，在他的小説裏，也有很多有關這方面的描寫。但是他對此卻極端厭惡，甚至有些偏激。他雖然寫過春聯，但是我們家卻從未貼過，家裏也不過年，不過生日。那時候，每年的大年初一，劉先生必定天不亮就來敲門拜年，可是劉先生一進門，必見他仍在高卧，屋裏也是亂七八糟的，沒有一點過年的樣子。這情況擱在今天，也許無所謂，但是在那個年代，卻實在是有些不近人情。

《寶劍金釵》由上海出版以後，王度廬的小説開始流傳到青島以外的一些地區，在天津、北平、上海、武漢等城市，以至在“大後方”的四川，王度廬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為許多人所熟知。當年的重慶，居然還出現過一位“假王度廬”。

據説在1943年前後，重慶有個説書人，自稱為“重慶大學教授王度廬先生”，説的是“九華奇人”的系列故事。“王先生”説書是為生活所迫，重慶大學有不少同學都很同情這位先生，還有人和“王先生”一起在茶館喝過茶。這位“王先生”當時穿一套英國紳士西服，頭戴康克帽，進市區必帶手杖。還有人知道他當時53歲，一家大小十三口，五兒三女。

王度廬一生從未到過四川，而且當時他才三十多歲，我們的長子尚小，哪兒來的“五兒三女”、“一家十三口”呢?

雖然那位“重慶的王度廬”是假的，但是他所説的故事，倒真的是王度廬的“鶴———鐵五部曲”。他可以從隱居在九華山的江南鶴講起，向前説到“桐柏老人”，向後説到李慕白、俞秀蓮、玉嬌龍、羅小虎、韓鐵芳、春雪瓶，“鶴———鐵五部曲”有二三百萬字，足夠他説上一陣子的了!

解放後，王度廬在中學教書，從此封筆。“文化大革命”中開會批判他的作品，唸到精彩處，大家居然都笑了起來青島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們忽然收到了王度廬弟弟葆瑞的來信。那信是由別人輾轉捎來的，大意是説:“我在外面買賣很好，我們不久即可團聚，望你們放心。”信很短，對我們來説卻是莫大的喜訊，因為我們明白信中的真實含義是，多年的內戰快要結束了。

1949年初秋，王度廬一個人先去了東北，因為那時他的弟弟已在大連工作。第二年年初，我便帶着兩個大孩子也到了大連。當時我們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歲，我怕帶着他無法工作，便把他留在了青島的小妹家裏，直到1954年才將他接回。王度廬到大連後不久便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廳工作，後來調任旅大師範專科學校。1953年的夏天，我們又一起調入瀋陽的遼寧省實驗中學。在那裏，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解放後，王度廬就再也沒有寫過小説，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那時他已40歲了，身體又不好，但是他努力地學習新東西，努力地適應新工作。為了讓我也能參加工作，他甚至開始盡力地分擔些家務。雖然他參加革命工作後用的還是王度廬這個名字，但是由於他的身份完全改變了，他的作品也漸漸地從書店裏消失了，因而人們也就漸漸地忘記了他曾寫過小説。王度廬是一個什麼樣的老師呢?徐斯年在《王度廬評傳》中寫道:實驗中學初中部的學生，對這位教高中的王老師大多懷有“敬畏”心理。“敬”，是因為聽説王老師很有學問，不僅課講得好，而且還是“老師的老師”，也就是語文組其他老師的“顧問”。“畏”，是因為王老師沉默寡言，看起來非常嚴肅。經常出入語文組辦公室的課代表、學習委員們，每次進去，多要或者偷偷地、或者專注地看看這位老師，然而即使他們，也很少聽到過王老師開口;他總是端坐在辦公桌前，手裏夾着青氣嫋嫋的香煙，不是批改作文，就是專心看書。所以，王老師與初中部多數學生的關係，可用一句成語來形容:“桃李不言，不自成蹊。”

當時實驗中學的課外活動豐富多彩，共有幾十個興趣小組……文學愛好者的活動小組，名稱頗有來歷，叫做“文學研究會”;參加這個小組活動的初中學生，便有幸聆聽王老師的講座了。據説，他操一口純正、漂亮的京腔，講的是小説史，從《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講到《紅樓夢》，講授方法和遼寧大學中文系那些來開講座的教授差不多，令這些聽慣“課文分析”的小文學愛好者眼界大開。所以，對於這一部分初中同學來説，“桃李”又並非“無言”;至於直接領受過王老師教誨的高中同學，得益當然更多。

王度廬的古文教學，當時在實驗中學號稱一絕，學生來請教他，他不用看書，只要學生讀出課文標題、作者和疑難字句的上下文，他就可以把問題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學課本所選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來，因而許多人稱他為活字典。但是，學生們也絕對沒有想到，王老師居然曾是一位多產作家。

學生們當然也不會知道，為了上好每一節課，他常常備課到深夜。一天晚飯後，有位以前在旅大師專時的同事來看他，這是位教文藝理論的青年教師，已調到瀋陽的一所大學任教。當時我正準備到學校去檢查學生晚自習的情況，和客人打了個招呼，就走了。

誰也沒想到，那位同事次日就被逮捕了，罪名是與“胡風集團”有聯繫，於是，王度廬也就被停職反省了。學校領導問我:“他們那天晚上究竟談了些什麼?”我只能如實回答，當時我並不在場。當然，這隻能使人更加疑惑。

短短十來天中，原本十分熟稔的同事，突然都變得生疏起來了。幸虧不久便查明，那位青年朋友與“集團”並沒有什麼聯繫，於是，王度廬也就沒有什麼事了，又可以去上課了。其實這件事在那個年代也不算什麼大事，事情弄明白了，也就算了，但他是個很敏感、很內向的人，此後，他便很少與人往來。每年春節，學校領導都要到教師家中看看，許多教師也都主動尾隨着到各家走走，相互拜拜年，他也從不參與。

1958年“大躍進”時，有一陣到處都搞“賽詩會”，很是狂熱。那時候學校里人人都寫詩，會寫的就謅，不會寫的就抄，內容無非是給“大躍進”唱唱讚歌，説些不着邊際的豪言壯語。可是，他卻沒“交過卷”。有人問他:“您是語言老師，怎麼不寫呢?”他説:“這樣的詩，我可以寫一百首。”於是他洋洋灑灑，若干篇“詩歌”一揮而就，他寫了些什麼，我也沒看。那時，我們的女兒已經在初中讀書，她看過那些詩，説寫得非常“打油”，很不認真。

其實，王度廬並不是個只會閉門讀書的人。他很關心國內外大事，長年訂閲多種報紙雜誌;他愛看各種戲劇，高興時自己也哼唱幾句;第26屆“世乒賽”時，他甚至能和孩子一起守在收音機旁，收聽中國隊的比賽實況……王度廬在1956年參加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又被推選為市人大代表、區政協委員。雖然他不大會做社會工作，卻覺得這是對社會應盡的莊重義務，因而他認真地去參加有關會議，回來後認真地傳達會議精神，有時還要到選區去給居民們宣講。有一次他去市裏開會，回來時天黑路滑，不慎在雪地上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我聞訊趕到醫院，他的第一句話竟是:“胳膊摔壞了，以後怎麼在黑板上寫字呢?”他所最為念念不忘的，畢竟還是自己的本職工作。後來有一段時間，他的胳膊真的抬不起來了，於是他就在家裏堅持練習上舉，以後竟沒有影響他上課。“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度廬先是“靠邊站”，接着就進了有問題的人的“學習班”，不準參加革命羣眾的一切活動。但是，他的歷史是清楚的，如他自己所説，“早就交代過了”，包括寫小説的經歷;平時，他謹言慎行，也沒什麼“辮子”好抓;他人緣又好，也沒有什麼人非要抓他的“辮子”不可。當然，批評王度廬的大字報也有幾張，內容無非是他不吃高粱米飯（因為他胃病頗重）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被稱為“活字典”是“資產階級權威”之類，沒有什麼可“上綱上線”的，難以“戴帽定性”。於是，他反倒偷得清靜，整天在家待着，倒像是放了假一樣。

當然，他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寫那些小説了。後來輪到要“解放”他了，就必須做一次“結案”性的批判。王度廬的批判會範圍很小，參加者也有不少是語文組的同事。他們不知從哪裏找來了一本《小巷嬌梅》（《古城新月》的分冊），讀一段，“批”一段;讀到精彩之處，“批”者笑了，聽者笑了，王度廬也不由得笑了。這當然要招來“申斥”。他們又找來兩張舊照片，“批”道:“解放前，你們的生活多奢侈!你看，你穿的是毛料子，你愛人還穿裙子!”其實，那照片是解放後在大連拍的，他穿的是他弟弟給他的舊呢子幹部服，我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發的女幹部制服。但是他並不做辯解。後來我問他:“你為什麼不解釋一下?”他只説不想解釋。事後想來，那些教師對他的“批判”，顯然只是為了“走過場”。

1970年春，我被下放到農村，當時稱為“走五七道路”。這時王度廬已奉命退休，我們的子女也都不在身邊，於是他不得不作為我的“家屬”，跟着下鄉。一經決定，我便馬上交待了自己的工作，交還了屬於公家的傢俱，我們帶上自己的箱籠行李，以垂老之年，在歡送的鑼鼓聲中，離開了工作多年的瀋陽。我們的兒子後來回憶道:……那時我正在“接受再教育”，得知後立即趕回家。我送他們去農村時，年邁的父母坐在卡車頂上，一路顛簸。爸爸當時身體就很不好，加上這一折騰，半路下車解手時，站了半天也解不出來。媽媽暈車，走一路吐一路。那情景我現在回憶起來都止不住要流淚。

我們去的地方是一個小山村，借住在人家的半間屋裏。因為我還是在職人員，所以每天要參加勞動，而他在家裏卻連飯也做不熟，其狼狽情況，不必細説。當地農民背地裏也有議論:“都這麼老了還走‘五七’，肯定是‘走資派’!”

雖然生活上有很多困難，但是在那裏我們並沒有受到歧視，淳樸的農民給了我們許多幫助，山野的景色也使我們忘記了城市的喧鬧。女兒那時在外地工作，她得知我們下鄉了，很着急，不久便請假找來了。她後來回憶道:……我還沒走到家，遠遠地就看見父親坐在一棵繁茂的大樹下，背景是荒涼的小山丘和瓦藍的天，我的心頓時平靜下來了。父親永遠是那麼心平氣和，不知是怎麼修煉的。有一次我帶着我的女兒回去，女兒大哭大鬧，不肯睡覺，我很煩，父親卻説:“世界多美好啊，她是捨不得去睡呀。”

1974年，兒子在瀋陽農學院農學系畢業留校。那時，走“五七”的人已陸續回城，而我則被動員退休了。我們獲准落户鐵嶺（瀋陽農學院農學系當時在鐵嶺），與兒子住到了一起。這時，王度廬已經身患帕金森氏綜合症。病程是緩慢的，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又是無能為力的!兩年之後，他的生命歷程走到了盡頭。

1977年2月12日，這天正是舊曆年末。兒子工作的學校已放了寒假，晚上，他去辦公室值夜班，女兒也遠在幾千裏外。我們住在一間很小的宿舍裏，暖氣不熱，電燈不亮，風吹得屋外樹枝簌簌作響，偶然還能聽得到幾聲犬吠。王度廬病已重危，該説的話早已説完，他靜靜地合上雙眼去了。我不願驚動他，也不想叫別人，就坐在牀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靜地走完了人生最後的旅程。

遵從他的遺囑，我沒有通知很多人，也沒有舉行一切世俗的儀式。沒有哀樂，沒有紙花，就由兒子和幾位熱心的青年同事，用擔架把他抬到了離我家很近的火葬場。

王度廬就這樣靜悄悄地逝去了，但是他的作品卻永遠地留了下來，這是他饋贈給後來者的最珍貴的遺產。

請讀者以王度廬小説《卧虎藏龍》、《鐵騎銀瓶》或聶雲嵐改寫的傳奇小説《玉嬌龍》、《春雪瓶》的故事為準，不可以改編的電視劇《鐵騎銀瓶》的故事情節為準(電視劇版《卧虎藏龍》與王度廬原作及聶雲嵐改變作差距太大，人物形象、歷史背景、故事時序、人物關係等均出現很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