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父親

37歲的程龍富靠出賣體力，每月賺3000餘元，支撐着患白血病的3歲兒子的生命和一個家。自2009年9月給孩子治病至今，已經花了17萬元，“家裏的豬、牛、值錢的都賣了，現在除了體力，我一無所有！”

4：20AM—7：40AM 早餐店裏打雜，一刻也沒閒下來

機動30分 借來摩托提心吊膽地載客

沒膝的淤泥裏挖渠排水

騎車賣手機卡，一個號賺3塊錢

在工地上扛水泥扎鋼筋

邊緣人羣與疾苦抗爭的故事性，隨着時間的推移，只能不斷減弱。這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人們之所以關注一個弱者，一個弱者的事蹟之所以能成為新聞，總有極其特殊或者突破人們情感底線的因素存在。

邊緣人羣的事蹟，只有在不斷突破生存的底線和人們情感底線時，只有不斷突破邊緣人羣之“邊緣”的界限時，才會得到一個相對集中的公眾注意力。“鐵肩父親”與他的孩子，以及他們的事蹟，構成了一個極其特殊的白血病患者家庭與故事，這是他們在白血病患者已經很難得到媒體救助的今天仍能得到媒體關注、公眾感動的原因。

以上所言，的確是一種苛刻的説法。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體現於新聞中的感動以及媒體帶動下的社會救助，相較於社會性的悲憫、制度的理性、制度性的保障來説，仍然只是起着輔助作用。新聞尋找的是特例，尋找的是我們經常所説的典型，而制度針對的最大多數人。正因如此，時評家長平先生曾言：“假如這些人窮得連故事都沒有了”，怎麼辦？這個時候，除了相關的制度性保障，誰還能發現他們，幫助他們？

其實，退一步説，即便體現於媒體的輔助性救助，我們所期待的也並非是一兩個弱勢者得到了大家幫助。結果應該還可以更進一步。一個新聞故事所展現的非常人羣，應該讓我們同時看到制度也跟着繼續前移。這就是常説的“新聞的判例”，一個新聞所展現的特例，往往是對制度的有效修補。只有最底線的地帶都得到了制度的惠顧，那些“窮得故事都沒有了的人”，才能統統收穫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