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鼓樓

故事發生在1982年12月12日這天上午5點到下午5點，四合院裏薛家辦喜事，在這場婚禮上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和狀況：一位女大學生單戀着一個翻譯，這個翻譯和他的對象被一位農村姑娘騷擾，一位離過兩次婚的女性追求一位副部長，北京乞丐後代到婚宴上蹭吃蹭喝。被一位老頭不動聲色地點穴，一位老編輯和一位文壇新秀髮生爭執……局長、編輯、翻譯、大學生、工人、醫生、演員等各式各樣的人物齊聚一堂。

《鐘鼓樓》中還包括北京鐘鼓樓、四合院的變遷，飯館、結婚風俗的變化，武術方面的知識等，還介紹了很多老北京特色，例如“什剎海”、“豆汁”、“地安文化大街”、“老人島”、“荷花市場”等。 ^[2] 

劉心武在書前題記中寫道：“謹以此作呈現：在流逝的時間裏，已經和即將產生歷史感的人們。”這表明，作者試圖以所描繪的生活形象，表達出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遺存和現實變革的思考，從而喚起人們增強面對人生的自覺意識，清醒地富於創造精神地走向歷史的明天。 ^[7] 

據劉心武自述，《鐘鼓樓》是一個堅持寫實主義的作品，但是其中吸收了一些像意識流，還有西方一些文學的寫作技巧，但是吸收並不多。 ^[8] 

盧寶桑這一人物形象較為集中體現了“乞丐文化”中的消極無為、遊手好閒和放浪自任的特徵。盧寶桑出身於一個乞丐世家，爺爺曾經是丐幫的一個“杆頭兒”，父親也是一名職業的“硬乞”。他行為的粗俗與野蠻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盧寶桑在宴席上那種頤指氣使地吆喝路喜純的行為與其父盧勝七在浴池中指使服務員泡茶的舉動簡直如出一轍。乞討時的低聲下氣和支配人時的耀武揚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信奉着弱肉強食的生活信條，而又弄不清自己是弱者還是強者。在有機會指使別人時，會毫不猶豫地執行自己的支配欲。但當他處於屈辱地位的時候，也並沒什麼屈辱和淪落的窘迫意識。文化大革命中，當盧寶桑由“紅五類”變成“黑五類”任人批鬥時，他也並沒有流露出什麼悲苦憂傷，還甚至“往往不等別人揪他，便自動佔到被批鬥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雙臀向後高抬，有一回他還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可以鬥人，也可以被人鬥，可以糟踐人，也可以被人糟踐，這無疑是人格缺失的突出表現。 ^[9] 

路喜純則和盧寶桑完全不同。他受中學時的教師稽志滿和小飯館的師傅何師傅的影響，生活正派，積極進取，寬容大度，踏實向上。何師傅精心教他紅案，他也希望將來能有所作為，將每次幫廚的機會都看作練功提高的機會，從不輕易放棄。他在長者智者的身體力行中，在時代與生活的美的感召下，積極定位，建設自我，走向未來。 ^[10] 

更具歷史使命感的是荀磊。這位工人的孩子，從小認真學習，文革時別人不讀書，荀磊哪怕從枱曆中也要積累知識。父親從小事如不罵人做起，讓他正正經經做人，勤勤懇懇工作。他牢記“技不壓身”的信條，刻苦學習英語，在1978年外事部門招人時，以絕對第一的成績被錄取，是唯一一位沒有後門、背景，父母是普通職員的考生。他的現代意識不僅表現在他常常以橫向思維的方式思考歷史、現實之關係，而且在於從中升騰起超越的生活使命感。學成歸來時，他坐火車橫穿歐亞而不是象別人為分到可心的部門立即飛回國，並將此行的感受記了一本《乘火車回國日記》。當他一踏上祖國的土地，一眼望見鼓樓時，一下子產生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歷史感，那種思想、情感、知識、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綜合效應，他萬分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在流逝的時間中所應奔赴的位置和所承擔的責任，那種把人類歷史和個人命運交融在一起的神聖使命感油然而生。 ^[10] 

詹麗穎，是位一輩子不知控制自己言行而且不叫人喜歡的人，也是一位常以人家最不歡迎的方式去熱情幫助他人的人。她當右派純是因為不識時宜的言行和不知好歹的舉動。例如，當眾宣佈新來的副主任夫人是“三寸丁谷樹皮”，其實並非如此。人家剛死了丈夫她就叫人家去看外國喜劇片，而且説人家裝什麼假正經，待人家撂下臉時，她也不覺什麼，又去纏另一位。“最要命的一條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來，不僅和爭吵的對象鬧個天翻地覆，去從中勸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邊維護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認，有時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為了她最主要的爭吵者。”食堂青蟲事件最能説明這一點。由於別人厭其性格，在劃右派時她雖屬於兩可之間也被划進右派範圍。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造，本性未變。但她豪爽，吃苦耐勞，不記仇不報復，樂於助人。她實際是一個本質不壞但不會處事且本性難改的小市民。 ^[10] 

潘秀婭，照相館的營業員，在家中排行老五，家裏也是人多錢少，過慣了窮日子，也知錢之不易。只是小市民氣，虛榮心強。在購置婚姻用品上用她的話來説就是：“寧要小羊頭，不要大牛尾！” ^[10] 

編輯韓一潭是個老實膽小的人，曾將自己的女兒因説了句江青的壞話就用車子親自送到派出所，結果派出所未加置理，此後父女之情淡然。他也是位温馴聽命認真的編輯，順風走的編輯，幾經風雨，他“江流石不轉”。他也有藝術眼光，常能點鐵成金，甘心當編輯，雖然他有過失落，但習慣了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 ^[10] 

小説中涉及到的每一個人物都有着過去，在描繪人物當下行為時，都會穿插一段人物的過往經歷。小説中的背景是一樣的“文革”，但在同一代人的靈魂之中留下的痕跡卻天差地別，在同樣學校中造就了荀磊、路喜純這樣奮發向上，善良淳樸的人，也造就了姚向東、盧寶桑這樣尊嚴喪失，墮落消沉的人。這些人物的百態之所以如此，就在於他們受到的教育、家庭、外部社會環境，以及這些人物持有的信念、人生態度，同時在動盪時期留下的歷史痕跡。盧寶桑等人證明了“文革”可能造成的精神扭曲，路喜純等人證明了“文革”根本無法徹底泯滅文化，薛紀徽揭示瞭如何在錯誤中找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小説中並沒有對這些人物做出任何的褒揚或批判，以善解人意、寬宏的精神，在客觀上描繪小説中人物的生活百態。在歷史厚重與時間的流逝中，對歷史進行了反思，着重揭示了歷史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矛盾衝突與交融，突出當時市民的生活與心理境況。小説在各種人物的心理演化過程中揭示了作者對歷史的反思。 ^[3] 

《鐘鼓樓》的藝術獨創性集中體現在“清明上河圖”式的美學追求上。不少作家致力於創作市井風俗畫小説。在鄧友梅筆下，飽含歷史感的京華生活閃爍着異彩；在蘇叔陽筆下，體現當代變革大潮的的京都社會呈現出新姿；劉心武則把歷史內容溶進現實生活，力圖展示出當代北京的社會生態景觀。與古老的鐘鼓樓連成一體的那條衚衕、那座四合院裏的九户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聯繫着的歷電和現安的社會關係，組成了斑斕多彩的京華生活場景。薛家的婚宴不僅是作品的中心事件，也是橫向展示現實和縱向挖掘歷電的座標軸。在橫剖面上，它把四合院裏近40個人物串連起來，人眾下亂，户多不散，將各個家庭、各種人物的日常生活擴展為一幅全景式的市民生活圖。其中有家庭組畫、人物組畫、生活組畫，這些畫面既有獨立的內藴，又有整體的時代感。在縱剖面上，小説對四合院裏每個家庭的不同歷史和每個人物的不同命運作了追溯與探尋，全方位、多層次地呈現出當代都市紛繁複雜的生活流程，同時，還織入了鐘鼓樓的沿革、四合院的變遷、結婚風俗的變化。作者力圖站在歷史和哲學的高度，審視現實與歷史的深刻聯繫，以橫向拓展和縱向開掘，給人一種生活畫面的宏闊感和歷史的縱深感。

為北京市民階層的芸芸眾生塑像，描繪整體的“市民生態羣落”，是作品的又一審美特徵。劉心武的小説創作，始終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人，從《班主任》、《如意》到《立體交叉橋》無不如此，《鐘鼓樓》更是集中地描寫北京普通市民的眾生相。這裏，有沉醉在回憶中安度晚年的海老太太，與世無爭的薛永全，執着地進行藝術追求的演員澹台智珠，謹小慎微的老編輯韓一譚，“令人厭煩的熱心人”詹麗穎，憨厚善良的廚工路喜純，具有現代思維方式的青年翻譯荀磊，屬於“淺思維”型的新娘潘秀婭，沾滿舊習氣的盧寶桑和小偷姚向東等。作者在為這些處於不同層次的人塑像時，寫了他們的昨天和今天，抓住人物經歷、心態、命運的特殊之點，勾畫其靈魂，從而再現了當代和人物自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11] 

1985年，《鐘鼓樓》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4] 

1993年，日本恆文社出版了日譯本《北京下町物語》。 ^[13] 

2021年，《鐘鼓樓》英譯本由亞馬遜穿越出版社出版並在全球銷售。 ^[13] 

劉心武，當代作家。生於四川成都，1950年後定居北京。歷任中學教師、出版社編輯、《人民文學》雜誌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第五、六、七屆全委會委員。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短篇小説《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黑牆》《白牙》等，中篇小説《如意》《立體交叉橋》《小墩子》等，長篇小説《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風過耳》等，紀實作品《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歎調》《劉心武文集》八卷。後又開創圖文相融的新文本，推出圖文融合的長篇《樹與林同在》。1993年開始發表研究《紅樓夢》的論文，陸續出版多部專著，後修訂增補為《紅樓望月》，出版專著《劉心武揭秘〈紅樓夢〉》。1995年後嘗試建築評論，出版《我眼中的建築與環境》《材質之美》等。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