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離之戰

自南齊末年沔北被北魏軍攻佔以後，至南梁建立之初，雍州州府襄陽實際成為南北雙方對峙的前線。北魏孝文帝元宏去世以後，繼位的宣武帝元恪繼續在長江中游對梁朝施加軍事壓力。面對嚴峻的形勢，梁朝迫切需要在戰略上打開突破口，以扭轉不利局面；加之南梁初建，梁武帝蕭衍迫切需要通過北伐的方式進一步強調梁朝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50]  。故而他在梁天監四年（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十月命其弟臨川王蕭宏擔任都督北討諸軍事，即北伐軍總指揮，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指揮 ^[32]  ，率領被北魏視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 ^[5]  的五萬大軍進駐洛口（洛澗與淮水的交界處，今安徽淮南東北）；又讓江州刺史王茂率眾數萬攻擊北魏的荊州，意圖收復雍州失地。北魏方面得知消息，便讓不久前在征伐南齊行動中建功封爵的中山王元英督軍迎戰。魏軍號稱有百萬之眾。不久北魏又徵發北方六州約十萬人投入戰場，北魏軍勢益發壯大。 ^[25] 

戰事順着淮河沿岸展開，東起青、徐（今江蘇北部、山東南部），西達河南（今河南），但以東方戰事最為激烈。雙方在局部戰事互有勝負：南梁方面，豫州刺史韋睿巧妙導引肥水，令水位高漲，再以水軍攻陷合肥，韋睿因此戰而名聲大噪，北魏軍士無不望而生畏，稱之為“韋虎” ^[21]  。張惠紹一度攻克宿預（今江蘇宿遷），蕭宏的前鋒昌義之也佔領了梁城（今安徽壽縣） ^[34]  ，廬江太守裴邃攻克羊石（今安徽霍丘東）、霍丘（今屬安徽）二城，青、冀二州刺史桓和佔領朐山城（今江蘇連雲港西南錦屏山） ^[33]  ；而在北魏方面，楊大眼於河南戰場重挫梁軍，斬殺梁將王花、申天化，爾後又與邢巒合兵於宿預，擊敗張惠紹，殺其部將藍懷恭 ^{[24]  [27]  [31]}  。 ^[25] 

另一方面，由蕭宏所率領的南梁主力部隊，卻因主帥本身怯懦怕事，在攻陷梁城後便駐步不前，蕭宏在聽聞魏軍主力到來後，心生退意。梁軍內部對進兵與否展開了激烈爭執，諸將大多都主張繼續進兵，蕭宏卻堅持退兵 ^[5]  。魏軍風聞此事，譏諷蕭宏與呂僧珍（主張撤退）為“蕭娘”及“呂姥”，與擁有“韋虎”稱號的韋睿適相對照 ^[21]  。在蕭宏阻止梁軍前進之際，魏將奚康生曾向元英建議進據洛水，逼退梁軍，但元英仍因梁軍方面有韋睿、裴邃等名將，不敢輕舉妄動。 ^[25] 

天監五年（北魏正始三年，506年）九月，蕭宏因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嚇得臨陣脱逃，此舉令梁軍士氣冰消瓦解，“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者）僅得脱身”，潰逃死傷近五萬人 ^[22]  。蕭宏乘大船渡江，逃回建康。張惠紹聞洛口潰敗，從下邳撤回。當時韋睿駐地距魏僅二十里，聞梁軍已敗，命令輜重前行，自己親自斷後，魏軍畏韋睿威名，不敢追趕，韋睿遂全軍而返 ^[23]  。於是，蕭梁這次大舉北伐遂因主帥無能，臨陣退逃而無功，不僅北伐初期所取得的戰果化為烏有，軍力還受到損失。 ^[25] 

梁軍北伐潰逃，魏軍乘勢進軍，攻陷鍾離（今安徽鳳陽東北）以西的馬頭（今安徽蚌埠馬城），並將城中糧秣悉數運回北方。當時有人認為：“魏人運米北歸，應該沒有南向的意圖了 。”梁武帝對形勢看得很清楚，説：“不對，這一定是要進兵的表現，我們所看到的並非真實的情況。”於是令扼守鍾離的昌義之完善鍾離城的工事，以待魏軍 ^[35]  。果然，元英等在天監五年（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十月率眾抵達鍾離城下 ^[25]  ，並與楊大眼軍會合，兵力有數十萬之眾。反觀鍾離城內僅有守軍三千人，雙方實力懸殊。北魏宣武帝本欲命邢巒軍也參加攻城行動，但邢巒認為鍾離城周圍有淮水屏障，是易守難攻的天險之地，大軍應當繞擊他處，此議遭宣武帝否決，遂讓鎮東將軍蕭寶夤接替邢巒的位置，與元英合攻鍾離城。 ^[6] 

天監五年（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十一月，梁武帝詔令右衞將軍曹景宗統二十萬梁軍援救鍾離，豫州刺史韋睿也受曹景宗節度。蕭衍讓曹景宗先屯駐道人洲（今安徽鳳陽東北淮河中），等待梁軍各部集齊後並進。曹景宗想專功，便沒有停頓，而是徑直前進，不料忽起狂風，兵士溺死都頗多，只得返回道人洲。 ^[38] 

天監六年（北魏正始四年，507年）正月，元英等開始圍攻鍾離。鍾離城因北臨淮水，不利進攻，北魏便在位於淮水中的邵陽洲（位於道人洲西）兩岸搭起了連接淮水南北兩岸的跨河長橋。元英駐軍南岸，負責攻城；楊大眼據北岸，負責糧運補給，蕭寶夤則確保橋樑本身的暢通與安全。北魏軍以車子載運大量泥土，欲填平圍繞鍾離城四周的溝塹，並利用衝車撞擊城壁，再以車輪戰法連續猛攻，但卻遭到城內守軍頑強的反擊，而昌義之亦及時以泥土敷填損壞的城壁，導致魏軍死傷上萬仍無法佔上風，戰況遂漸趨於膠着 ^{[7]  [36]}  。二月，宣武帝以南方氣候“蒸濕”，魏軍久攻力疲、不宜再戰為由，詔令元英回師。元英上表請求寬延時日 ^[45]  。宣武帝又下詔表示魏軍師老兵疲，不宜再戰，並且派主書曹道前往戰場觀察形勢，曹道回朝覆命後，元英繼續上表宣武帝，表示可以攻克鍾離 ^[46]  ，宣武帝於是派遣步兵校尉範紹至元英軍營，共商攻取事宜。範紹認為鍾離城堅，勸元英班師，元英仍堅持作戰 ^[47]  。

另一方面，駐紮於合肥的韋睿軍在天監六年（北魏正始四年，507年）二月接獲梁武帝命自己援救鍾離的消息後 ^[40]  ，火速發兵，通過鍾離城西南方的陰陵大澤，與駐紮於道人洲的曹景宗會合，乘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抵達邵陽洲另一端。隨後，韋睿命南梁太守馮道根連夜在曹景宗營地前二十里之處挖掘長溝，將帶枝叉的樹木豎立其中，截邵陽洲築城，離魏軍堡壘僅百餘步遠近。馮道根能長騎馬丈量土地，他計算馬行的步數來分配每人的工作量，所以到天亮營壘就修好了，與魏營相距僅百餘步（不足200米）。元英大驚，用杖擊打地面説：“怎麼能夠如此神速！” ^{[8]  [28]} 

在此期間，楊大眼與元英先後針對邵陽洲上的梁軍主營發動攻勢，但皆被韋睿的巧妙戰術所擊退，死傷人數達十分之三，楊大眼還因此負傷，自此魏軍不敢再主動出戰 ^[9]  。曹景宗等部器械精良、軍容盛壯，也使得“魏人望之奪氣” ^[39]  。

為讓城中將士安心，曹景宗招募軍士言文達等人暗中渡淮水，帶着敕書進入鍾離城中，通知鍾離守軍援兵已到。守軍接獲此報，盡皆士氣大振 ^[42]  。當時，梁軍每派牧人至淮水北岸割運糧草，皆被駐於北岸的楊大眼軍派兵擄掠。曹景宗便派出千餘人在北岸修築城壘，與魏軍相峙。指派部將趙草據守此城，因稱之為趙草城。趙草城除了確保梁軍糧草無虞外，也等於間接切斷了魏軍的補給通道 ^{[10]  [41]}  。

魏軍先前在邵陽洲兩岸造了兩座橋，樹立圍柵數百步，截斷淮河通道。梁武帝接獲戰報後，指示韋睿、曹景宗二人乘坐戰艦對兩座橋樑發動火攻之計。天監六年（北魏正始四年，507年）三月，淮水暴漲達七尺，韋睿命馮道根、裴邃與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鬥艦襲擊邵陽洲上魏軍；另以水船載草，灌膏油，趁風縱火，用來焚燬浮橋。同時，他派敢死之士拔柵砍橋。當時大水湍急，頃刻之間，橋、柵都被沖毀。梁軍諸將親身搏鬥廝殺，士兵奮勇衝殺，無不以一當百。魏軍頓時潰敗，元英見橋斷，脱身棄城而走，楊大眼亦燒營而去。諸壘相次土崩瓦解，魏軍投水而死被殺的士兵各達十餘萬人。曹景宗令軍主馬廣追擊楊大眼至滅水上四十餘里，楊大眼部死傷無數，伏屍相枕。昌義之聞報後，又悲又喜，不知説什麼好，只是連聲叫道：“又活命了！又活命了！”亦率兵衝出鍾離城，直至洛口才回師。梁軍又俘虜五萬魏軍。魏軍陣亡將士遍佈淮水百餘里，使淮水為之斷流，而元英“僅以身免”，逃至梁城。 ^{[3]  [29-30]  [37]} 

鍾離之戰，南梁大獲全勝。北魏軍被淹死和被斬殺的各有十餘萬 ^[3]  ，幾乎全軍覆沒（有學者估計陣亡率達40%到50% ^[48]  ；還有研究者指出北魏戰死者當在三十萬人左右，被俘虜者五萬人 ^[50]  ）。梁軍繳獲北魏方面的軍糧、器械堆積如山，牛、馬、驢、騾等不可勝計 ^[37]  。

戰後，倖免的魏軍統帥元英、楊大眼及蕭寶夤三人受到彈劾。有官員建議將三人處以極刑，但宣武帝免除其死罪，只剝奪元英、蕭寶夤的爵位，貶為平民；楊大眼則流放至營州充軍 ^[11]  。而此前率軍劫奪南梁發往鍾離軍糧的任城王元澄也因狼狽退回而被奪去開府，降官三階 ^[44]  。不久後宣武帝為對付國內叛亂及對南朝用兵，先後恢復了元英、蕭寶夤以及楊大眼的官爵。 ^[4] 

中國南北朝將領侯景：“竊以北魏安強，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 ^[12]  （《資治通鑑》引）

中國南北朝史學家魏收：“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朐山之戰），最為甚焉。”（《魏書》） ^[13] 

中國南宋學者章如愚：“元英掃北方之眾，沒於鍾離。”（《羣書考索續集》） ^[14] 

中國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鍾離之勝，功侔淝水。”（《讀通鑑論》） ^[15] 

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呂思勉：“此為南北交戰以來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洵足寒鮮卑之膽已。”（《兩晉南北朝史》） ^[4] 

美國芝加哥東北伊利諾伊大學教授艾安迪：“鍾離之戰失敗的結果對於北魏朝廷的影響是直接且迅速的，其加劇了北魏朝廷中派系間的緊張關係，並在元愉反抗時達到頂點，皇權的政治力量因此降低。鍾離之戰，蕭梁獲得了重大勝利，朝廷官員和軍事人員受到獎勵。而梁的十八班制度即是對於鍾離之戰所取得的戰略性軍事勝利後，為了應對朝廷的人事結構而採取的一個切實可行且十分必要的迴應，也顯露出蕭衍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卓越才能。” ^[48]  （《鍾離之戰對南北朝的影響》）

鍾離之戰是南北朝後期，南北雙方的一次戰略決戰，也是整個南北朝進程中，南北雙方最後一次勢均力敵的戰爭。這場戰爭是在南北對峙形勢有新的變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此戰無論對南北雙方，還是南北朝的整體進程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50] 

鍾離之戰是北魏對南朝所有軍事行動中挫敗最大，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號稱“南北交戰以來所未有之大捷” ^[4]  ，損害北魏國力甚巨，説明北魏沒有統一南方的能力 ^[50]  。戰爭的失敗加劇了北魏朝廷中派系間的緊張關係，並打擊了北魏的皇權力量，戰後第二年爆發的元愉叛亂便被認為是戰爭失敗帶來的直接衝擊 ^[48]  。

此外，國內民變加劇，受繁重徭役及賦税壓迫的人民不是亡命山林，便是依附豪強，或出家為僧，導致國內僧滿為患。在鍾離之戰結束的第二次，北魏宣武帝下詔稱，有男丁在鍾離之戰中陣亡的家庭，均可得到三年的土地税減免 ^[49]  。可見其影響。除了對國家發展有負面影響，也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宣武帝一朝的民變中，有四次就是由僧侶所主導的。在這些日益惡化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魏迅速走向衰落，而洛陽漢化文官集團與六鎮鮮卑武人集團的矛盾卻越演越烈，最終演化為六鎮兵變，北魏政權瓦解 ^[50]  。

南梁藉助此役取得了自宋元嘉初年以來南朝對北朝作戰的一次大捷，重新佔領了淮南中部地區在合肥附近的北魏陣地 ^[48]  ，阻止了魏軍南進的勢頭 ^[25]  ，成功穩定了淮南形勢 ^{[20]  [50]}  。

梁武帝通過鍾離之戰，一掃洛口潰敗的陰霾，徹底穩定了梁朝的統治，提升了自身的威望。戰後北魏無暇南顧，他得以有充分的精力推進各項社會經濟改革，使得梁朝在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建樹，在整個六朝時期達到了頂峯。 ^[50] 

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長篇歷史小説《奔流》，便是以鍾離之戰的背景為基礎，加入了民間故事“梁祝”所演化而成。 ^[19] 

關於鍾離之戰的史料，主要參見以南梁方為主要書寫視角的《梁書》，具體記載散見該書的《武帝紀》《韋睿傳》 ^[16]  《曹景宗傳》 ^[43]  《馮道根傳》 ^[28]  《裴邃傳》《昌義之傳》 ^[35]  等。《南史》中參戰人員的傳記也有相關的記載 ^[17]  。以北魏方為主要書寫視角的《魏書》則對此役記錄較簡，散見《宣武帝紀》及參戰各將的列傳。此外，《資治通鑑》的卷146也對此戰有完整的收錄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