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玉巖

好友崔與之對他曾有這樣的評價，曰：“玉巖四兄學業文章皆倍於予，而成進士獨後於予，運氣差矣”。可見科考是何等殘酷，玉巖為大器晚成者。中進士後在朝為官，初調徽州府判，在任公正廉明有政績，受到徽州人愛戴，口碑甚好。嘉定元年（1208年）升武昌知府同知。

他愛民如子，當地老虎為患，屢屢傷及人畜，玉巖設法根治虎患，保一方平安。後任福建參議，當時有日本的船隻經常到廈門沿海騷擾搶劫，當地的老百姓聞倭色變。為了防禦倭寇來犯，鍾玉巖組織鄉勇，並多次打退倭寇，後來，倭寇逐漸不敢來侵犯，居民才得以安居樂業。他因而受上司嘉獎，升任户部度支判敕進內直起居郎，詔令參議中書省兼知政事朝議大夫。不料後來卻遭奸臣誣陷，參奏鍾玉巖組織鄉勇，開禍強鄰引發事端，欲加治罪，鍾玉巖據理力爭，才得幸免獲罪。經此後，他審時度勢，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時年61歲），不宜久留官場，決意辭官歸裏。回鄉後，改建先前讀書處為“蘿坑精舍”，構築餘慶閣、漱玉台等勝景。並招募族中弟子，在“蘿坑精舍”講學，課子授徒，閒時從事農桑，隱居林泉，悠然自樂。寶慶元年（1225年）因病辭世，終年71歲（虛歲），死後葬蘿峯饅頭山。 南宋鍾玉巖墓 位於蘿崗洞竹松村後的饅頭山西坡上(現蘿峯小學後面),

鍾遂和（1106－1185），字克應，祖籍汴梁（今河南開封）。幼年居從化屈洞。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後梁。此後，中國境內出現十多個割據政權，史稱五代十國。南漢國是建立在嶺南的封建政權。

南漢王朝傳至劉鋹時已腐朽不堪。此時，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推翻了後周政權，建立起宋朝，並隨即發動了統一中國的戰爭。宋太祖令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率宋軍討伐南漢。潘美任命其女婿鍾軾為前部先鋒，征討劉鋹，幾經惡戰，平定叛亂。南漢平定後，為防死灰復燃，遂將鍾軾留下，任防禦史留守廣州，潘美則班師回朝覆命，隨後將鍾軾妻（潘三姐）送到嶺南隨夫生活。鍾軾年邁辭官，擇居番禺北部從化屈洞，自此在那開支散葉，繁衍後代。鍾軾生有三子，長曰囂、次曰誾、三曰響。誾生一子君錫，君錫生三子，曰紹和、遂和、永和（均為鍾軾曾孫）。宋紹興七年（1137年），兄弟三人又分居三地：紹和為長，仍居從化屈洞守祖業；遂和初遷居花縣赤坭暫住；三子永和遷居永泰鄉（今河東圃珠村）。遂和遷居花縣後見地僻人 稀難以發展，隆興元年（1163年）改遷居番禺蘿崗坑村永保裏，成為蘿崗鍾姓始祖。

鍾遂和自少聰穎，喜經商，後棄商從政，官至南昌府經歷，績滿辭任回家，幾年後受邀又復出為官，轉任浙東廉訪司經歷，後升户部司判宣議郎。直至年邁告老歸田，擇地於蘿峯，建種德庵為書齋，在那裏延師課子及教育鄉鄰孺子。他學識淵博，教學得當，子弟學有所成，尤以其子鍾玉巖和崔與之為最。鍾遂和為蘿崗的文化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因年老病逝於蘿崗，終年80歲。

宋朝議大夫鍾玉巖、右丞相崔與之二人的千古情誼，在宋末元初廣為流傳，曾經深深地感動了鍾、崔兩姓子孫及當地的廣大民眾。

歷代的《番禺縣誌》和《蘿崗鍾氏族譜》都詳細地記載了他們二人一生傳奇的動人事蹟。蘿崗鍾氏族人中更長期地流傳着他們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和愛護的感人故事。 如今，他們一起讀書和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地方———種德庵，尚完整地保存在蘿峯玉巖書院中，崔與之為鍾遂和、鍾玉巖父子二人撰寫的“墓誌銘”，收錄在《番禺縣誌》、《蘿崗鍾氏族譜》裏；崔與之贈給鍾玉巖的三處佳地，埋葬着鍾遂和夫婦和其他的鐘氏族人。

乾道二年（1166年），鍾遂和辭官回蘿峯創辦書院，教育12歲的兒子鍾玉巖及附近家庭貧困、無力入學的兒童。崔與之父親崔世明當時在增城沙村行醫，便把當時只有9歲的崔與之送到蘿峯讀書。

鍾遂和見崔與之人品好，人聰明，又有上進心，非常高興，便安排他和大他三歲的兒子鍾玉巖一起讀書和生活，把他當作親生兒子一樣嚴格教育、精心培養。

四十多年後，崔與之為鍾遂和補寫墓誌銘時，深情地説：“日惟延師教子及裏中子弟之貧無資脯者。雖不才，如與之亦曾陪玉巖兄朝夕切磋，而公與太君視與之猶子，提攜曲至，督課準嚴。所恨者，與之及四兄後膺顯秧，公與太君，未及見爾！”

崔與之天生聰明好學，又得鍾遂和的精心培育，鍾玉巖的熱情幫助，進步很快。到他27歲鍾遂和逝世的時候，已經成為當地一名很有才學的秀才了。

崔與之在為鍾玉巖撰寫的墓誌銘裏，追憶到這段時間的許多感人往事：“予少時叨承宣議公提攜訓誨，俾與四兄同學同遊皆在蘿崗也。四兄爭則長於予，學問文章則倍於予，而成進士獨後於予，其殆大器而晚成者也。”鍾遂和逝世後，崔與之繼續隨鍾玉巖在蘿峯勤學苦讀，進步更快。不久，便高中舉人。崔與之在蘿峯的24年苦讀，為日後在仕途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於他後來能成為一代名相、南海郡開國公，起着關鍵性的作用。

崔與之33歲時離開蘿峯，赴臨安入太學讀書。三年後，他參加會試，高中進士，成為嶺南士子由太學考取科舉的第一人。在此後漫長的三四十年裏，鍾玉巖、崔與之二人，各自在外地為官，分隔兩地。但他們的感情越來越深厚，經常書信往來、互相關懷，互相幫助。每逢兩人同時回鄉探親時，都要在蘿峯相聚一段較長的時間，重温青少年讀書時的歡樂往事：聯詩賦詞、論對評文、探梅賞月，暢敍各地的韻事趣聞，非常愉快。

嘉定十四年（1221年），崔與之在四川制置使的任上，有家人從增城前往成都探望，崔與之問起鍾玉巖的近況，得知他近來因鍾遂和夫婦的墳墓受水蟻嚴重破壞，需要遷墳而經常出外尋找墳地，終日勞苦不安。於是，崔與之主動送給鍾玉巖三處靠近蘿崗的風水寶地，併為鍾遂和補寫了一篇流傳的墓誌銘。

他在給鍾玉巖的書信中，滿懷感激地説：“餘惟世伯昔曾卯翼與之，訓誨與之，恩同父子，是兄考即弟考也。兄皇皇而營葬，求而弗得，弟心何安。竊願於前留餘諸穴，擇其頗近兄鄉里者，凡三處：曰鬱洞、曰姜田（在今鎮龍金坑），曰黃洞嶺（在今永和嶺頭）並送以兄，永為塋域，一從酬昔年訓誨之思，一從綿子孫世好之誼。兄倘如意，此札即為送帖。弟異日解綬方旋，悉將税户交割與兄，永為兄業。”

崔與之寫這封信給鍾玉巖的時候，已經66歲，官居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離開蘿峯也已經33年了，但他還能像青少年時代，在蘿峯二人同讀同遊時那樣對鍾玉巖滿懷熱情和尊重，這説明他們二人的友誼是牢固、深厚和長久的。

寶慶元年（1225年），崔與之從四川辭官回鄉途中接到鍾玉巖兒子鍾仕紳的書信，得知鍾玉巖逝世，便急忙趕回蘿峯，為鍾玉巖處理後事，併為鍾玉巖撰寫了墓誌銘。

在墓誌銘中，他寫到：“而四兄已告老南歸矣。時予在郵札曲賀，並送以黃洞嶺、鬱洞及姜田三處佳城，少酬世好之誼。四兄已改葬考妣於黃洞嶺，而命予作志。後 年餘，予辭歸在道，聞四兄子仕紳札至，始知四兄終於寶慶元年二月十日！”

鍾玉巖逝世後，崔與之經常幫助鍾仕紳及其家人，直到他在1239年逝世。臨終前，他把鍾、崔兩家數十年的故事和友誼，詳細地告訴自己和鍾玉巖的後人，囑咐兩家子孫永遠保持着良好的關係。

鍾大夫、崔丞相二人的情誼，流傳千古。我們應該把他們這段史蹟，連同崔與之為鍾遂和、鍾玉巖父子二人撰寫的墓誌銘，製成石碑，安放在當年鍾遂和創辦的書院———培育他們二人成材的地方———種德庵，作為寶貴的文化遺產，永傳世上，教育後人。

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鍾玉巖中了甲科進士，歷任武昌知府，敕進內直起居郎，中書省兼知政事朝議大夫。在位期間，他的道德學問和官聲政績受人景仰，深受百姓愛戴。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鍾玉巖告老還鄉，時值隆冬，寒風凜冽。當他越過五嶺之一的大庾嶺，看見那梅關古道兩側怒放的梅花一片雪白，香風陣陣。鍾玉岩心想，古人説的“南枝先，北枝後”， 庾嶺之梅應是指這個地方吧，美景難遇。當晚，他向附近的一家莊園借宿。這家主人非常熱情好客，為他備酒洗塵，席間有一位老者作陪，談吐不凡，學識淵博，細談方知是一位隱士，隱居在這裏，以桑蠶為業。兩人相談甚為投契，極為融洽。雖然同處南方，但兩地的風土民情有很大的差異，這位老者向鍾玉巖請教農耕技術，鍾玉巖則向他請教梅花的栽種方法。

白天鍾玉巖徘徊在梅林之間，流連忘返。老者見他如此愛梅，就贈他梅苗，讓他回鄉種植。鍾玉巖很高興，要回贈紋銀答謝，老者拒不接受，後改贈書畫才欣然接受。此後，兩人書信往來，成莫逆之交。

鍾玉巖帶着老者所贈的梅苗，一路小心保護，回到家後便吩咐家人依法栽培。他雖然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但仍經常親自下田勞作，督促管理。數年後，這些梅樹長大成林，每到隆冬時節，梅花盛開如白雪，晶瑩燦爛。

梅花經玉巖引入在蘿崗種植後，經由農民引種，發展迅速。農民把梅子製成各類不同的梅製品出售，得益甚豐，種梅成為當地人致富的途徑。其後幾百年，蘿崗梅樹經過不斷優勝劣汰，品種越來越好，種植規模越來越大，聲名日盛。

據史料記載，到了明代，蘿崗梅花已吸引了文人墨客前來遊賞。由於蘿崗獨特的自然條件，梅樹生長很好，梅林綿亙十里，俗稱“十里梅林”。每當歲末年初，十里梅林梅花怒放，銀裝素裹，潔白的花瓣隨風飄落，猶如瑞雪翻飛，無盡芬芳撲鼻而至，沁人心脾，色香俱絕，美不勝收。“蘿崗香雪”的美名，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