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

《錦衣》是莫言創作的戲曲文學劇本。劇本講述清朝末年，大批的山東青年去日本留學。他們接受了現代文明薰陶，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痛恨清朝腐敗落後之現狀，深憂列強瓜分中國之前景，於是或受組織之派遣，或自由組合成小組，潛回家鄉，刺殺官吏，攻打城市，一時鬧得國內革命烽煙四起，易旗呼聲高漲。清政府對此深感憂慮，密令各級官員，嚴加防範，一旦發現潛入故鄉、圖謀造反的留學生，可先斬後奏。此時高密東北鄉，有一個美麗又多情的柔弱女子金蓮，她那未曾謀面的丈夫早晚會從公雞的影子裏赫然站到春蓮眼前，革命黨舉義攻打縣城的歷史傳奇與公雞變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亦真亦幻。

《錦衣》沒有遮蔽民間的豐富和自足，也沒有將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將民間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敍事、歷史變革的當口，完成了民間世界的再敍事、再重構。

莫言用“錦衣”這一極富傳統意義的民間符號和“人雞幻化”的民間傳説，為“晚清”的世態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僅喚醒了戲劇舞台上沉睡的民間，而且讓生命迴歸大地，賦予民間以野性和真實，讓這部歷史傳奇文本真正變成了觀照當下的“警世文本”。 ^[1-3] 

《錦衣》呈現了清朝末期的這樣一方圖景：粗礪、質樸、封閉而又暗流湧動的古老土地上，人們容忍着愚昧、戕害，也在滋生着堅韌、抗爭；承受着苦難、貧窮，也創造着希望、傳奇；魑魅魍魎與蠅營狗苟當道，民間智慧與慾望情感張揚，恰似一幅拷問世道人心的世俗畫卷。這幅畫卷在莫言以往的小説創作中，熟悉而又真實，但對於其戲劇創作而言，卻是陌生亦復新奇的。儘管中國的傳統戲曲以民間為底色，然而真正從民間智趣、民間文化、民眾接受的層面，迴歸文體本真、打撈民間記憶、雕琢人物性格的戲曲作品，卻鳳毛麟角。莫言懷揣“劇作家的野心”，將他的敍事鄉愁、生活經驗、民間故事帶進戲曲，以樸拙奇崛、惟妙惟肖的“匠心之筆”，開闢出一塊戲曲與傳統、民間融會貫通的試驗田，營造了一段亦真亦幻、亦正亦邪、真假難辨的歷史傳奇之旅。

如果説話劇《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中，莫言還是在借歷史人物的“言行”傳當代人的意旨、追求歷史與當下的共性的話，《錦衣》則轉向了對歷史敍事本身的關注，探求的是講故事的門道，以及歷史與傳奇、世情與志怪、民間與革命之間的隱秘關聯。小説中那個膨脹着魔幻、詭異、想象的“高密東北鄉”，在《錦衣》中變成了立體可觀的戲劇世界，劇作者彷彿是劇場中的“説書人”，潛伏在世俗舞台的邊緣，繪聲繪色地描述着他所熟悉的鄉土人情，尖刻老辣地透視着人性的豐富和世事的更迭。《錦衣》中交織着兩條主要的敍事線索，一條是以季星官、秦興邦為代表的革命黨舉義攻打縣城的宏大敍事，一條是以春蓮的命運以及“公雞變人”的誌異故事為主的民間微觀敍事。圍繞兩條主要線索，季王氏、王婆、王豹、莊雄才等各色人物粉墨登場。顯然，依託着民間故事養分的第二條線索被劇作者賦予了更多的筆墨。從被父親賤賣到抱着公雞拜天地，從獨守空房到與錦衣公子“兩情繾綣”，春蓮的命運不僅牽連出民間的眾生相，而且展現了一種穩固僵化的宗法秩序、道德倫理、人情世態，這裏有婆媳的糾葛、財產的覬覦、情感的壓抑，更有官匪的沆瀣、公理的顛倒、人性的變異。在劇作家眼中，民間是生命被遮蔽、被漠視的居所，也是滋養着傳奇、生長着誌異、催生着變化的地方。人與公雞之間荒誕的婚姻舊俗，因“公雞變人”成為民間的傳奇，它改變了春蓮對於情感和自我的認識，重新激活了她生命中的真善美。

這種傳奇性因為“公雞變人”也成為了推動第一條線索發展的重要關節。實際上，劇中的第一條線索是以強力的方式介入到第二條線索中的，它力圖改造甚至改變這條線索中逐步走向沒落、矇昧、反動的東西，但是以王豹、王婆、莊雄才等為代表的民間世界的衞道士、維護者們卻拒絕了他們先進的理念、進步的文化，於是乎革命的策略轉向了依靠民間自身。季星官巧施謀策，“披一件彩光閃爍的錦衣”亮相，借公雞的形象和身份，完成了由人到雞的安全掩護，又在愛情與革命的雙重激發下，實現了由雞變人的自由轉換。這種戲劇性十足的障眼法、換身術，在民間的敍事傳統中比比皆是，但該劇的獨特之處在於，人與非人之間的跨界愛情只是劇作情節敍事的一個“表”，真正的“裏”卻是對民間故事多種敍述可能性的探求，尤其是如何處理民間與歷史、革命的關係。該劇沒有遮蔽民間的豐富和自足，也沒有將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將民間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敍事、歷史變革的當口，用一種容易被民眾接受且帶有神怪誌異色彩的故事期待，以及“有情人終成眷屬”“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價值倫理觀，完成了民間世界的再敍事、再重構。

“一朵芙蓉頭上戴，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個英雄漢，一唱千門萬户開。”在民間傳統裏，“錦衣”往往成為公雞的象徵和隱喻，它的外表華彩豔麗，它的性格桀驁不馴，頑強、好鬥，烈性十足。劇中，“錦衣”是季星官的偽裝，是情節走向的一個伏筆；同時，“錦衣”也是春蓮“丈夫”的形象，嫉惡如仇、鋤強扶弱，危急關頭挺身而出；更是民眾心中樸素而美好的願望，“錦衣”報曉，驅走邪惡，迎來光明，寄託着生命的光澤、吉祥的期盼。莫言用“錦衣”這一極富傳統意義的民間符號和“人雞幻化”的民間傳説，為“晚清”的世態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僅喚醒了戲劇舞台上沉睡的民間，而且讓生命迴歸大地，賦予民間以野性和真實，讓這部歷史傳奇文本真正變成了觀照當下的“警世文本”。

莫言的文學創作深受民間文藝、民俗文化的滋養，小説《檀香刑》的構思、素材、結構、人物形象等就是借鑑地方戲茂腔進行的一次文體探索。《錦衣》也貫穿着茂腔的特色，其幽怨悲愴、通俗易懂、自然質樸的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茂腔經典劇目《羅衫記》。應當説，從戲曲文體的特色而言，《錦衣》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守格”之作。全劇沒有故弄玄虛、標新立異，而是完全採用了民眾熟悉的語言講述民眾熟悉的故事，用規範、甚至傳統的戲曲結構來演繹人間世情，特別是戲曲劇本“豹頭、熊腰、鳳尾”的結構框架在劇中特色鮮明。像第一場“橋頭賣蓮”引出主要人物，埋下重要伏筆：春蓮最終賣給了誰？季星官的革命行動會不會成功？他們二人在後面會不會走到一起？一系列的疑問，都被莫言埋藏在了“豹頭”之中，而且季星官從出場就扮演“娘子”，到後來偽裝“錦衣仙”，這種扮演的身份也前後呼應、貫穿始終。

第二場到第十三場，莫言以線性時間為主軸，編織情節網絡，雖然人物分散、空間頻轉，但是每一場的設計都非常講究，節奏張弛有度，內容相互襯托，既在環環相扣中突出了主線，又時刻不忘塑造人物，讓整個“熊腰”環環相扣、厚重堅實。此外，劇中的人物都有似曾相識之感，多為“高密東北鄉”的老面孔，但是這次莫言沒有給他們充分展示人性的機會，而是進行了合乎戲曲規律的“臉譜化”設計，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行當，賦予不同的表情、動作、語言，“青衣”如春蓮，“小生”如季星官，“老生”如季王氏，“丑角”如王豹、王婆等。他們看似性格單一，實為一個個或狡黠、或貪婪、或隱忍、或忠義的典型人物，正是這些不同的面孔，襯托着民間世界的豐盈與多彩。

在以往的戲劇創作中，莫言更善於做“加法”，將小説化的敍事雄心與現代的語言、思維、價值觀託付於戲劇中的人物，抒寫今人的所思、所為。而《錦衣》玩起了“減法”，回到了歷史、民間，在深耕“高密東北鄉”這片沃土的同時，借力傳統藝術資源，呼應民眾審美文化心理，用地域化的人物景觀、汪洋恣肆的語言腔調、自由流暢的文學匠心，鑿出了一口滋養人心、緊貼生活的深井。這口深井打出了遙遠的鄉土、瑰麗的想象，也為戲劇創作開闢了無限的可能。 ^[3] 

莫言，中國當代作家。生於1955年，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紅蘿蔔》而一舉成名。1986年，發表小説《紅高粱家族》。主要作品有《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等長篇小説。2011年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