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驥

1917年12月27日，錢驥出生於江蘇省金壇縣。

1929年夏，考取了金壇縣立書院小學，1930年7月畢業，同年8月考取江蘇省立南京中學。

1931年12月，學校被迫解散，綴學在家半年。

1932年8月，進入金壇縣立初級中學，1934年7月初中畢業。

初中畢業後，在金壇縣河頭小學、神亨小學當了1年教師，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讀書會。

1935年，考入無錫師範學校。1937年10月，學校被日本侵略軍飛機炸燬。

1938年8月，在北碚國立四川中學師範部畢業。同年9月參加統一考試，高分考取了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理化系。

1943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理化專業。並留校作助教，進修物理。

1947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49年後，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衞星設計院業務負責人。

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黨組織的決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8年，參加組建空間物理研究機構，探討人造衞星的基礎研究課題，開展中國人造衞星方案探索研究，領導衞星總體、結構、天線、環境模擬理論研究。10月，錢驥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組織的“高空大氣物理代表團”到蘇聯考察。

1964年，發表《氣象火箭測高空風的方法》，通過試驗獲得成功，獲國家科委科學二等獎。

1965年，提出《中國第一顆人造衞星方案設想》報告，組織編寫《中國衞星系列發展規劃綱要設想》，組織並提出大量的預研課題，為人造衞星研製打下了初步的技術基礎。是中國第一顆衞星“東方紅一號”方案的總體負責人。同時為回收型衞星的研製，做了大量技術和組織領導工作。

1968年以後，歷任七機部第五研究院衞星總體設計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中國宇航學會理事，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

1974年，主持修訂了“東方紅二號”通信衞星方案和“實踐二號”科學衞星方案。重視廣播通信衞星方案探討。重視預研工作資料積累、情報分析研究、成果鑑定、資料歸檔工作。

紀念錢驥百年誕辰座談會召開(6張)

1979年後，擔任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

1983年7月1日，被授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優秀黨員稱號。

1983年，因患癌症逝世，享年66歲。

1985年，“東方紅衞星和返回型衞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錢驥是獲獎者之一。

1999年，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5] 

錢驥，中國地球物理學科的主要創業者之一。1947年，錢驥受聘為中央氣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協助趙九章先生開創地球物理研究，管理研究所的業務，負責實驗室及探測儀器。曾修理多台不同型號氣象探測儀、真空管檢驗計和電子頻率計。為提高中國氣象觀測質量，錢驥提出應建立規範，進行定期儀器標定，研究製造適合中國國情的氣象儀器，是氣象發展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錢驥在開展地震研究工作方面，早期曾對地磁、地震波進行研究。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許多大型工程投入設計，急需地震裂度評估資料，地震觀測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之一。錢驥協助李善邦進行地震台站網布局規劃研究，對地震台址進行實地考察。提出地震台站佈局應綜合多因素進行系統研究，按層次設置分級管理的設想。曾協助組織出版了《中國地震資料表》，為進一步開展區域地震活動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數據。曾翻譯了《測震學中幾個理論問題》，系統地介紹地震儀器設計原理、標定技術，推動中國國地震觀測儀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

1956年，中國科學院將地球物理學列為填平補空的重點發展學科，錢驥協助趙九章負責規劃起草工作。他綜合了地震、地球、物探、氣象、地磁等方面的專家意見，提出制定遠景規劃不僅要依據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還應考慮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具體要求，配合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和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總目標，進行綜合研究。他曾提出規劃總目標、規劃重點，地磁台、地震台、電離層台、宇宙線台要發展成為國際一流水平的觀測網，建立專業研究所促進發展，加速地球物理專業人才的培養。規劃的制定促進了中國地球物理科學的發展。 ^[6]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錢驥投入空間科學事業的創建工作。1957年國際地球物理年期間，錢驥開拓空間物理學新領域，認為人造衞星上天是空間探測的新里程碑。他協助趙九章對空間科學進行調查研究，收集國外信息。鑑於人造衞星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面的重要意義，他積極倡導發展中國自己的衞星，負責組建空間物理探測機構，負責衞星研製的各項準備工作。

為了探索發展中國空間技術的途徑，1958年，錢驥參加高空大氣物理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回國後更堅定了“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衞星”的信念。60年代，錢驥協助趙九章領導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着手落實探空火箭研製工作。組織了箭頭總體、遙測、雷達跟蹤、天線、電源和環境模擬等探空技術的研製隊伍；組織空間探測儀器的研製。他主持研製成功了探空火箭箭頭，多次探測試驗成功。探測項目不斷增加，探空高度不斷上升，探空技術逐步成熟。

火箭測高空風，是導彈武器、核爆炸試驗急需的項目。1963年在錢驥領導下，液體火箭將鍍鋅玻璃絲和銅絲拋入空間，成功地測得高空風。通過S波段雷達反射，跟蹤金屬絲雲的飄移軌跡，從測量的座標、速度、加速度及方位，可計算出高空風速、風向。這一方法，頗有創造性，1964年獲國家科委科學二等獎。 ^[7] 

1964年，中國尖端技術事業取得了重大突破，錢驥作為衞星技術總體負責人，經常到各研究所調查研究，瞭解衞星配套的預研課題進展情況，看到在力學、傳熱學、電子學、半導體、材料等基礎研究領域均取得了成果，為衞星研製提供了技術基礎。10月下旬，錢驥陪同趙九章去酒泉發射基地，參觀導彈發射試驗，充分了解到運載火箭技術進展情況，已可以把衞星工程提上議事日程了。他認為發射衞星不僅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科學價值，還能為中國發射遠程火箭提供空間環境資料。錢驥在調研報告中指出，中國科技、工業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積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經驗，為衞星上馬做了不少技術儲備。同時發射衞星又可進一步帶動促進中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建議國家儘快制定發射衞星計劃。

1965年10月，錢驥在國家召開的衞星方案論證會議上，作了《關於我國第一顆人造衞星的總體設計方案初步意見》的報告，就衞星系統方案、目的任務作了詳細的報告。

1965年9月中國科學院開始組建人造衞星設計院，錢驥被任命為技術負責人。組織領導總體組全面開展東方紅一號衞星的總體方案設計和分系統技術設計工作，擬定各分系統設計指標。為落實各項任務與技術要求，他還率領總體組到各研究單位進行協調，安排落實了近200個預研和試製項目，組織了衞星研製全國協作網。1970年4月24日，中國按計劃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衞星。錢驥對中國第一顆人造衞星的研製做出了重大貢獻。 ^[7] 

早在60年代初期，錢驥在研究人造衞星的應用前景時，就提出人造衞星可對地球進行遠距離拍照，然後攜帶膠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編寫人造衞星規劃草案時，錢驥從技術途徑、發展戰略等因素考慮，曾多次建議將返回衞星列入規劃，還應作為重要發展的項目。

根據1965年8月中央專委指示，中國科學院可先按衞星規劃開展工作。錢驥即開始探討返回衞星方案，帶領總體組到有關單位進行調研，徵詢對返回式衞星應用的需要。通過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以發展遙感應用為主的返回式衞星方案設想，對總體指標進行論證。重點抓遙感儀器、返回技術、測控跟蹤、姿態控制等關鍵技術。在返回衞星立項決策的關鍵時刻，1974年錢驥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因素分析，提出加速發展返回式遙感衞星，是符合國情的。這對返回式衞星持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976年錢驥負責組織返回衞星總裝和發射試驗工作，衞星安全返回，達到任務書要求，圓滿成功。他還為返回式衞星系列發展做了大量的技術組織領導工作。當返回式衞星取得有用價值資料後，他又積極宣傳利用返回式衞星資料為國民經濟服務，發揮衞星綜合利用的優勢，不斷提高衞星應用的經濟效益。 ^[7] 

型號研製、預研先行，這是衞星型號發展的基礎。1979年4月，錢驥被任命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並相謎擔任了中國宇航學會理事和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

在此期間，他參與組織領導了返回式衞星等科學試驗衞星的研製工作；組織論證、提出了“實踐二號”衞星的設計方案，確定該衞星是一顆空間物理探測兼新技術試驗衞星；論證，提出了加速發展返回式遙感衞星的重要建議，併力促返回式衞星資料為國民經濟服務，充分發揮科學試驗衞星的經濟效益。 ^[9] 

在衞星型號系列發展、規劃和預研的一些問題上，錢驥都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主持研究，統一步調，協調工作。有一些技術問題，通用性強、涉及面廣，如果認識不一致，研究工作就難開展。錢驥主持會議進行研究，使各方面意見得到統一，推進了工作。在預研任務中，他較注意長壽命衞星的特點，安排了一批應用基礎研究課題。他較重視預研項目的資料積累、情報分析、成果鑑定。經過他的辛勤努力，使中國氣象衞星、通信衞星等型號研製工作加快了步伐。 ^[1] 

1、《測震學幾個理論問題》（錢驥、李政元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2、《國際通訊衞星四號》（錢驥、廖春發等譯，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72）

3 、《宇宙航行學辭典》（錢驥、李建江等，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73）

4 、《空間技術基礎》（錢驥主編，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78）

5、《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錢驥參編） ^[9] 

6、《關於我國第一顆人造衞星的總體設計方案初步意見》（錢驥，1965）

7、《氣象火箭測高空風的方法》（錢驥，1964）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黨委）錢驥熱愛黨的事業，熱愛中國空間技術研究工作，對空間事業鍥而不捨，持之以恆，為中國空間事業的開創和發展貢獻了畢生的精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在思想上擁護黨的路線，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動上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時時處處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搞特殊化。多年來，他始終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黨的組織生活，嚴守黨的紀律和準則，對黨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原國務委員 張勁夫）一些科學家在不同領域做出了貢獻，有的還是很重要的貢獻。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和彭桓武，衞星總體組負責人、地球物理所的錢驥...... ^[11] 

（原國防科委 主任 錢學森）錢驥同志是我十分尊重的科學家、工程師，他為中國的航天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去世是中國人民的一大損失！ ^[1]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黨委書記 趙小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空間技術和空間物理專家，我國空間技術的傑出領導者和開拓者之一，錢驥先生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祖國的空間事業，為我國空間事業的創立、發展藍圖的描繪、關鍵技術的突破、人才隊伍的成長和空間技術的應用，做出了積極的開拓性工作。錢驥先生的一生，是為實現科技強國理想拼搏奮鬥的一生，是刻苦學習、勇於創新、甘於奉獻，為我國空間事業殫精竭慮的一生。他為祖國空間事業發展所建立的功績值得銘記，他的堅定理想信念、勇於開拓擔當、崇尚科學精神、可貴品格操守，值得全院廣大幹部職工學習和發揚。 ^[12] 

1930年8月，錢驥考進了江蘇省立南京中學初中部，遠親近鄰紛紛前來賀喜，可是錢驥卻躊躇，要先預交一學期學、膳、宿費四十餘元，已經貧困了的家庭，一時無法拿出這筆錢，家中弟妹還要生活。這時，父親錢海壽左思右想，不能耽誤長子的前程，但向親友借錢也無濟於事，便橫下一條心典賣了幾畝地。

後來錢驥回憶這段往事，曾寫道：“在我讀中學階段，家中就常常以典賣土地來維持我的求學費用。家裏的人苦熬着而讓我讀書的情形，當時我對他們的目的雖因年幼而認識不清楚，但卻促使着我讀書時非常努力。 ” 錢驥含着辛酸的淚花跨進了省中的校門。

江蘇省立南京中學初中部，位於南京八府塘，是在維新思潮的影響下創辦的，始終與中華民族的興衰緊緊相連，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南京中學學生積極投人歷次愛國運動，在江蘇省產生過重大影響。 錢驥在校期間，整天就埋頭於書海之中，惦記父親的告誡，一切以學業為重。上課時集中精力聽老師講解，手不停地記錄，恨不得一口氣把老師講的要點全部記下來。星期天不進城，也不去名勝古蹟遊覽。圖書館一開門，他就鑽進閲覽室，翻閲物理、數學參考書，仔細地摘錄，有時也看看《申報》《時報》。期末考試時，在全班學生中，功課出類拔萃。他在這裏學習了現代科技文化的初步知識，受到了比較嚴格的閲讀、寫作、計算、體操等基本技能的訓練，為他日後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3] 

第一顆衞星的初步方案完成後，歸納成圖表，在分別向科學院領導和國防科委領導做了詳細彙報後，由錢驥等直接向周總理彙報。當週總理知道是錢驥給他彙報時，風趣地説，我們的衞星總設計師也是姓錢啊？我們搞尖端的，原子彈、導彈、衞星，都離不開“錢”啊。後來錢驥説，周總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緊張情緒，會議室裏頓時活躍起來。 ^[14] 

關於“三錢”，有兩種説法，一是指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源於1956年制定中國第一次12年科學規劃時，錢偉長與錢學森、錢三強一起，力排眾議，提出了切合中國實際的科學規劃，故被周恩來稱為中國科技界傑出的“三錢”，故“三錢”一説並不是源於“星-彈”，而是源於“規劃”。

第二種説法，指錢學森、錢三強和錢驥。1999年表彰的“兩彈一星”元勳共23人，其中三位姓氏為錢：錢三強負責原子彈、氫彈；錢學森負責火箭、導彈；錢驥是中國空間技術的開拓者之一。只不過這個提法很晚。 ^[15] 

文革時，院長趙九章是設計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反動學術權威”，首先被打倒。而錢驥是趙九章多年的“狐友”和“黑干將”，也就順理成章地在劫難逃。

“靠邊站”後的錢驥，似乎在一夜之間便失去了語言的功能。平常本來就不愛吭氣的他，幾乎聽不到他説話的聲音。造反派來抄他的家，他不吭聲；造反派摔壞了他家的東西，他同樣不吭氣；甚至造反派撕碎了他最喜歡的趙九章為他書寫的字幅，他還是不吭一聲。

他妻子史麗君回憶：錢驥原本是一個再老實不過的老實人。幾十年來，他既不向這個世界提出任何與自己地位不相稱的要求，也從不讓這個世界來給自己確定什麼地位；他既不願去過問自己工作之外的任何閒事，也不肯讓自己的腦袋去作別人的跑馬場。他總是百般忍讓，與世無爭。家裏住房太擠，他不吭氣；職稱該調了，他不吭氣；生病躺倒了，他不吭氣；甚至每次在公共汽車上被別人擠扁了身子，他還是照樣不吭一聲。自然，他也有話多的時候，就是一談起衞星的事兒，他總是眉飛色舞地講個不休。 ^[9] 

在1999年表彰的“兩彈一星”元勳23人中，只有錢驥與1968年被紅衞兵毆打致死的姚桐斌不是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