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瑞升

瑞升畢生從事政治學、法學研究，並以學人身份積極介入政治，介入社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925年提出租界的領事裁判權與國際公法之基於“主權屬土”説背道而馳，列強在華之領事裁判權非如過去近東回教國所賦予耶教國之出於自願，純系鴉片戰後列強所強加；有關租界條約所訂的“按法審理”的“法”之系“程序法”而非“實體法”，領事裁判“僭越超過條約之所許”，理應廢除，廢除可取“先禮後兵”的辦法（《治外法權問題》）。對“九一。八”事變後的中日關係，在1934年就黃郛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涉一事，提出“中日問題是根本無法解決的”，交涉於我國不利（《論華北大勢——兼送黃郛委員長南行》）。對立憲運動，提出“行政沒有一定手續，而人民常遭壓迫，那無論政體怎樣規定，政治總不會怎樣高明，令法律遷就事實易，令事實遵循法律難”，“有法而不能實行，不被人所遵守，則離法治更遠，不如無法”（1929年《評立憲運動與憲章修正案》）。解放初，對國家工業化的途徑，提出“為求工業化而過分獎勵私營工商業，則有流於資本主義之危險。過分強調國營事業，則因國家財力薄弱之故，必將有延緩生產的危險”（1950年《統一戰線·人民政府·共同綱領》）。1990年1月21日卒於北京。

1924年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講師，講授政治學、憲法學。時帝國主義在華橫行無忌，租界尤為罪惡淵藪，瑞升對此痛心疾首。1927年（民國16年），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在《現代評論》雜誌連續發表論述，強烈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歸還租界；並主張吸取西方經驗，建立完善的中國行政系統。1930年，回清華任教併兼任課北大。1934年，日本侵略勢力進逼華北，國民政府加緊“文化圍剿”，民族危機益亟。天津《益世報》主筆羅隆基，因抨擊時政被通緝，離職他去。瑞升繼任主筆，數月間發表議論170篇，針砭時弊，辛辣尖刻，洞中要害。終因寫《論華北大勢—一兼送黃郛委員長南行》一篇社論，也被迫去職，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柳亞子作《懷人》詩，贊“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攬轡澄清吾已倦，論壇一臂汝能撐。”抗日戰爭爆發後，應北京大學聘隨校西撤至昆明，參與籌建西南聯大法學院。辛勤教學外，撰寫有關國際時事的論文和學術研究的專著，積極參加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瑞升聲蜚中外，1937—1949年，四次應邀赴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1947年底，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中國政府與政治》（1950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英文版）。堅辭美國著名學府聘任，1948年返回北京大學。北平解放前夕，與中共地下黨緊密聯繫，保護革命學生，維持學校秩序以待解放軍接管。

新中國成立，先後任北大法學院長、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顧問，並致力於新中國法制建設。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加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1957年，瑞升被錯劃為右派，迫離講壇。1974年，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過問下，出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及法律顧問。“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年事已高，仍熱烈投入國家政務活動，被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主編法律學叢書。到了1980年，錢瑞升又擔任 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兼職教授、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北大校友會和西南聯大校友會名譽會長、各國議會聯盟大會人民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81年，應聘任外交學院教授。同年，加入共產黨。 1990年1月21日病逝。中國政法大學全體教職工暨校友挽以長聯：“執教六十載，著作等身，誨人不倦，傾心育英才，師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懷錢翁；參政大半生，風雨同舟，肝膽相照，一切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瑞公”。

相隔整整40年的兩個細節，為錢瑞升的一生，留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註腳。 　——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前，人頭攢動，燈火通明。錢瑞升正大聲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聽眾掌聲雷動之時，國民黨當局出動軍隊，在圍牆外鳴槍相威脅。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錢氏卻仍然高聲健談，與槍聲相應和…… 　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錢瑞升在西南聯大做時事演講。有在場學生事後嘆道：“這一幕，理應是聯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讓我懂得了什麼是人的尊嚴，什麼是知識分子的尊嚴。” 錢瑞升銅像

——在中國政法大學人聲喧鬧的食堂裏，一位退休司機當眾對一位研究錢瑞升的青年教師説：“錢瑞升？哼，他媽的，“文革”時我們想罵就罵！想打就打！” 　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後一度擔任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院長的錢瑞升，成了退休司機炫耀“武功”的談資。 　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歷，稱錢瑞升為現代中國政治學、法學的一代宗師並不為過。在擔任天津《益世報》主筆期間，在短短8個月內，他寫出了170篇筆鋒犀利的社論，其中許多是針對時弊、主張抗日及反對投降的文章。1947年，時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錢瑞升接受校方邀請，用英文寫出《中國的政府與政治》，該書隨後便成為哈佛、斯坦福等大學政治學系的教科書。而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他與王世傑合寫的《比較憲法》，至今還是噹噹、卓越等網上書店的熱銷書。 　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後，錢瑞升幾乎再無文字留世。他最後的編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錢瑞升，組織幾個教師編譯一本教材《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該書已譯120萬字。隨後紅衞兵抄家，這一小小事業也成了“革命”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33年，一個學者的後半生，就這樣“幾近空白”。 　一度，身為民國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瑞升曾與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當時的報紙稱，“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1949年後，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範”，錢瑞升於1951年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內中寫道：“為了求自己的進步，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為了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毛主席，讓我們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以最熱烈的情緒捲入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的高潮吧！” 　如此種種，讓錢瑞升的舊友——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感覺“詫異”。1972年，費正清訪華，提出想與老友錢瑞升“敍舊”。但在賓館客房裏，錢瑞升閉口不談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即使單獨聊天時，錢瑞升依舊用一種“加強式”的語氣強調：“中國將在今後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 　不只是費正清，沒有人能真正清楚，在這“幾近空白的30多年中”，錢瑞升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夥人以紅衞兵的名義擠佔，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擠在“舊宅的一部分裏”，也從未有人聽到錢瑞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錢瑞升，卻破例參加了一個追悼會。死者是錢瑞升在哈佛大學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後，原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的田保生，聽從錢瑞升的勸告回國，擔任外交學會國際法的編譯工作。“文革”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殺，後來才獲“平反”。 　時人回憶，錢瑞升默默站在弟子靈位前，注視良久，然後一言不發，轉身蹣跚離去。

如果光看錢瑞升1949年之前的人生經歷，那麼錢瑞升在我眼中一直是一個鐵骨鉦鉦的勇士的形象。這位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情懷的知識分子，深受費邊主義的影響，始終秉持學者的天職，及時而又勇敢地發出獨立的聲音，不管他面對的是笑臉還是冰冷的槍口。 　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的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瑞升和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用趙寶熙先生的話説，“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國古話説“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但在錢瑞升等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上就不完全適用了，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但面對錢瑞升等知識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錢瑞升的這種獨立，更多來自於其潔身自好，他壓根就不願意做蔣介石的官。謝泳先生在《寂寞錢瑞 錢瑞升學術研討會升》一文中就指出：“錢先生要是想做官，機會多得很。”怎麼個多法呢？錢瑞升在一封致胡適的信中説他和陳布雷見蔣介石的情況。錢瑞升告訴蔣介石，他將回北大繼周炳琳作法學院院長，蔣説這樣很好，“但自蔣處出來時，佈雷大感其窘，蓋佈雷曾受人之託，欲令為我設法者也。”就憑錢瑞升的聰明，不會不理解見蔣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説，他也不會不理解陳布雷對於其當官的利用價值，可是錢瑞升卻依然想回學校教書，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錢瑞升就“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10月1日，錢瑞升和西南聯大的另外九位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雙十協定”在桌面上簽字後，背地下內戰卻箭在弦上，不能不發，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也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肉中刺。 　由於有關方面的干涉，原定於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雲南大學致公堂召開的時事晚會被禁止，雲南大學被勒令不得提供場所。後來時事晚會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辦。除了西南聯大的學生外，社會各界也來不少人衝破軍警特務的重重阻撓，約有6000多人前來聆聽時事演講。在主持人王瑞源簡短致詞後，錢瑞升便以“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為題發表演講，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西南聯大草坪上掌聲雷動。 　突然間一聲槍響，緊接着槍聲大作，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住師生，企圖鳴槍驅散時事報告會。錢瑞升先生並沒有因此終止他的演講。國民黨軍警此計不成，又突然停電試圖結束時事報告會。錢瑞升和其他師生一道，又點起汽燈繼續發表他們的看法，一直到會議結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瑞升出席了19日的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的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在聯大師範學院大門前開槍並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推選錢瑞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此舉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紛紛響應後，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瑞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應該説，面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錢瑞升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他幾乎從來沒有退縮過，正可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也。